1950-1970年代，整个文化思想界普遍沉闷。即便如此，商务印书馆仍在“文革”前组织学者、翻译家共完成了300多种译著的出版。商务印书馆副编审李霞谈及此说，“幸有商务在这个时期出版的洋洋三百多种译著，中国出版界还能多少无愧于这个文化学术的荒漠时期。在那个风霜日渐逼近的学术萧条时代，这300多种译著，成为向上接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辉煌的几缕仅存余脉之一，也成为中国学界与西方文化之间‘隔而不绝’的标志。”
　　而在1980年代后，当思想解放的浪潮席卷而来时，出版界活跃起来。“那是一个快乐的年代，尤其是对出版人，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文革’的压抑得到了释放，你做什么书都卖得好，做书的人根本不用考虑市场。”已经退休的三联老总董秀玉回忆了当时的盛景。
　　三家出版社当然不会放过这“最好的时代”，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三联书店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中华书局的《史料笔记丛刊》，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学人无不受到这三家出版机构的滋养。三家出版社用他们的图书启蒙了中国知识分子，也参与了中国学术重建，成为没有围墙和教师的大学，直到今天依然影响着普通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中国学人学术生活的一部分。

“文革”前无愧于文化学术的荒漠时期
《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 三联被迫中断的翻译梦
　　1954年，并入人民出版社的三联书店恢复出版，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则从上海迁到北京并完成公私合营。在这一过程中，商务并入高教出版社，丧失独立名牌；中华书局组建成立财政经济出版社。三者基本上被“改头换面”。
　　这一调整对三家出版机构影响迥异：三联书店迎来短暂辉煌，而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这两家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出版公司却陷入沉寂。
　　这一年，三联正在酝酿一份规模庞大的《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现已退休的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回忆说：“制订这个规划的指示来自中央，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时的办法。”规划由陈原主持，三联书店编辑部拟定选题计划，然后约包括人民出版社在内的9家出版社共同实现。选题计划的初稿由史枚起草，动员了学术界和翻译界各方面专家，最终由陈原定稿，形成了《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1956-1968）规划总目录》，共收书1614种，计划翻译出版一亿两千万字的世界学术名著。
　　这份翻译规划对于当时的出版格局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时中国翻译出版界的重点在苏俄，内容上有严重偏颇。据沈昌文回忆，陈原在领导大家执行规划时极其稳重，他再三告诉编辑们，要从马恩著作中去找题目，马恩列斯肯定过的、批判过的，都可以出，便于大家研究马列主义。具体组稿工作，则由“陈原带队，组织了几个组稿人，带队组稿的方针叫‘翻箱倒柜’，上各地的老学者那里翻箱倒柜，帮他们把自己的陈货拿出来”。
　　这是一项文化“大跃进”，但由于政治运动频繁，再加上多社联合的出书方式组织困难，译印工作进展较慢，只有三联书店出版了黑格尔的《小逻辑》（1954年11月）、《哲学史演讲录》第一卷（1956年4月）、《哲学史演讲录》第二卷（1957年5月），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的原理》（1955年10月）和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57年2月）等十几种国外名著。随着“反右”运动的开始，编辑部进展中的工作全部停顿。这份凝聚着三联出版人远大理想的世界学术名著翻译出版规划戛然而止，但其意义却远未断绝。到了1958年，《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这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宏大文化工程，传递到了商务印书馆那里。
　

商务掀起学术译介高潮 让中西文化“隔而不绝”
　　从1958年开始，三联编辑部的翻译世界学术著作工作全都转给恢复业务后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根据中央指示，外国古典学术著作全部由商务印书馆负责，中国古籍都给中华书局出版，三联编辑部的工作再次中断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任务被确定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为主，并出版中外文的语文辞书”。此后，翻译出版外国名著中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著作，成为商务的一项基本出版任务。
　　1958年，“红色”新闻家的陈翰伯从中宣部《学习》杂志调到商务印书馆任总经理兼总编辑。他被称为再造商务的奠基人。陈翰伯首先从三联书店接下了“翻译世界学术著作规划”，他调动起在学术界的各种关系,“削去冗繁留清瘦”地选了1614种作为商务中长期的出版书目，并在1963年形成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1963-1972）》，有计划、有组织地翻译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外国学术著作。这个规划，成为商务此后近40年在学术译著方面的大纲。汇聚了如朱光潜、贺麟、周建人、王亚南等一批高水平的学者加入到这一工程中来。其中的一些重要项目，至今还在落实中。如近年出版的《琉璃宫史》就是此规划中的项目。
　　李霞说：“在当时出版有着各种‘禁区’和‘雷区’的环境下，要实践这样一个被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戏称为‘搞洋务’的出书方针，需要遭遇何等的困难，面临何等的风险。商务不仅遭受到社会上的‘向资产阶级捡破烂’、‘为帝国主义张目’等批评，还受到过主管领导的直接批评。”
　　陈翰伯的部下兼朋友许力以曾撰文回忆了这样一件事。在某次会议上，一位领导抱着高高的一摞书进入会议室，“他摆在桌子上的书，全是商务印书馆出的西方唯心主义的著作。他批评这些书，将读者的思想引向哪里，传播一种什么观点。还说书中没有序言，在群众中随意传播，造成什么影响。”
　　如果考虑到那个时期商务所出版的译著中，有很多不是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这类较为安全的书，而甚至包括了熊彼特、哈耶克等“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就不能不钦佩这位出版家的胆识和眼光。

　　这批高质量译著的大规模问世后，重新确立了商务在出版界的品格，同时奠定了商务在出版社科学术译著领域的权威地位。在之后相当长时间里，社会上有“翻译马恩列斯经典著作看中央编译局，翻译社科名著看商务”的说法。
　　在1958-1966年的8年中，商务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翻译著作，属于名著范围的有395种，另外还储存下了400种译稿作为选题的“水库”，形成了建国以来第一个译介世界学术名著的高潮。
　　李霞说：“幸有商务在这个时期出版的洋洋300多种译著，中国出版界还能多少无愧于这个文化学术的荒漠时期。在那个风霜日渐逼近的学术萧条时代，这300多种译著，成为向上接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辉煌的几缕仅存余脉之一，也成为中国学界与西方文化之间‘隔而不绝’的标志。”没有这一时期以单行本出版的300多种译著储备，1980年代结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不可能以每年一辑四五十册这样大的规模出版。这套丛书中第1-4辑中绝大多数品种是这个时期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
　　

1959年，由顾颉刚整理的《史记》，作为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由中华书局出版。1965年，前四史全部出版，其他各史也相继开始点校工作。但当时由于受到“左”的思潮的不断冲击，狭隘地理解古今关系，片面强调对文化遗产的批判，古籍整理事业不时受到干扰，古籍出版数量逐年下降。
　　“这是中华书局在1949年以后的一个黄金时期。”徐俊说，“这个规划非常学理化，学术性非常强，细致到每本书的版本和整理方式，以什么为底本。但是当时的规划与出书能力离得很远，出版能力很低，那个规划完成，在当时确实挺不现实的，而且‘文革’很快就来了，那里的规划影响很大，实现很少。现在我们仍然还在增加的新品种都还是那个规划的，比如《十三经》系列，《新编诸子集成》等当时都有规划。现在依然在出版的《史料笔记丛刊》，当时也已经在规划了。”
“文革”中学人的保护伞
商务吸收“靠边站”学者
　　1957年的“反右”，1966年的“文革”，两场政治运动剥夺了一大批学者和翻译家上讲台和从事研究的权利。这时候，担任出版任务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了学者、翻译家的保护伞。
　　李霞介绍说：“当时主持商务工作的陈翰伯不仅将一些以前留学回来的、名校毕业但有历史问题或政治问题的人才搜罗进了编辑室，而且还邀请北大等高校和其他机构内的已经被‘靠边站’的专家学者如朱光潜、贺麟、王以铸等担任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使他们能够通过翻译继续进行学术活动，得以‘文’有所用。当时曾有段时期，在‘反资产阶级法权’的压力下，出版社被要求停止稿费制度。但陈翰伯仍然坚持要求编辑在稿费方面尽量按高档给名著译者开付稿酬。”

文革”期间，一些译者因参与商务古典名著的翻译而受到冲击，增加了“罪名”，退回合理的预支稿费。这段时期，商务基本不能再出学术译著，一些专业老译者如蔡受百、于树生生活窘迫。商务为了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给他们每人每月预支稿酬50元，待以后能出版他们的译著时再从稿费中扣还。
　　李霞讲述了“文革”期间朱光潜先生翻译出版《美学》的故事。1958年时，朱光潜已经翻译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黑格尔《美学》的第一卷。之后因受“文革”干扰而中断，第二卷译稿在“抄家”时被抄走。到“文革”后期，朱先生在北大西语系打扫垃圾时，居然在一个角落的废纸堆里发现了被抄走的黑格尔《美学》第二卷译稿。故物重逢，感慨莫名。在朋友的帮助下，朱先生拿回译稿并进行秘密修改。197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恢复业务活动，时任副总编的高崧提出了两个工作办法，一是将多卷本的书补缺，另一是人弃我取。在这一原则下，商务希望把朱光潜所译的黑格尔《美学》列入出版选题，于是派编辑陈兆福，经由看守朱先生的工宣队同意，去看望“反动学术权威”朱光潜。通过巧妙的周旋，终于避开了工宣队的监视，与朱先生洽谈《美学》出版事宜。
　　

　在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的历程中，1979年4月创办的《读书》杂志，为其恢复建制后的出版方针和出版活动打下了基础，也为“文革”后的中国思想文化树立了一座里程碑。这份杂志由陈翰伯、范用、陈原、倪子明、史枚、冯亦代等老一代出版家和文化人出版人合力创办，从创立伊始到其后的数年岁月中，《读书》在知识界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力，聚集起一批优秀出版家、知识分子作者队伍，形成浓厚的人文气息，成为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思想启蒙读物。《读书》的创刊也为三联书店恢复建制后的出版之路找到了方向，即以思想类和人文类为主，侧重于对人、对国家以及对民族的人文关怀，为此后的三联打下了深厚的人文烙印。
　　已经退休的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认为，“《读书》杂志给三联书店出版社做了一个基础，三联书店编辑部的前身就是《读书》杂志编辑部。”《读书》构建起一个联系出版者、作者、翻译者、读者的公共文化平台。
　　《读书》创刊号开篇文章题为《读书无禁区》，一经面世，激起了无数回响与激烈讨论，几天之内，《读书》第一版印刷的5万册很快发完，马上加印5万册也销售一空。《读书无禁区》的作者是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的李洪林，经董秀玉约稿后，他写了一篇题为《打破读书的禁区》的文章，在发表时，正文一字未改，但标题由范用改为了《读书无禁区》。这篇文章即是出版界与读书界对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高声呼应
。然而，这篇文章也引来了众多反对的声音，直至1980年沈昌文出任《读书》主编时，《读书无禁区》的余波仍然未休。
　　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正在惊醒，《读书》也被批评宣传马列主义不足，甚至有停刊或改刊的说法，编辑承受了莫大压力。有人甚至要《读书》改变方针，办成辅导青年读书的杂志。据说，当时有两个方案，一为合并二为交出。包括范用、陈翰伯在内的几人轮流被谈话，他们一致据理抗辩，风波终于过去。

1983年，三联书店编辑部开始着手出版《文化生活译丛》，这是“文革”后以三联名义出版的第一套丛书。这部丛书自1984年开始陆续面世，一直持续到1994年，共出版46种图书。这套丛书虽然选题和内容偏于闲散休闲，实际上却反映了一批老出版人在以出版进行思想突围、打破禁忌的努力。1983年《情爱论》申报选题的时候，正是“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提法最激烈的时刻，出版界也被要求清查1980年以来的各种翻译作品，“萨特”等受到批判，《情爱论》冒着种种风险，将有关“性”的描写删节之后，还是成功出版了。
　　1985年，三联再次出版了庞龙的《宽容》，因为一时没找到翻译，就由三联编辑部的迮卫、靳翠微翻译，一印就印了15万本。1980年代的读者刚刚经历过“文革”那样一个“不宽容”的时代，广大知识分子正处在对“宽容”的热切渴求之中，渴望实事求是，渴望思想解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与阅读需求下，《宽容》如同一句口号，与千万读者的心声共鸣，也正因如此，这本书在1980年代被赋予了重要的启蒙意义，并在此后的20多年间余响不绝。
　　1986年1月，沈昌文被任命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恢复建制后的第一任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董秀玉担任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三联编辑部时期的《文化生活译丛》已经开启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其后，三联书店推出了阵容更为强大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包括以专业严肃学术译作定位的《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以编译介绍为主的《新知文库》，加之以中等知识读物定位的《文化生活译丛》。“三套丛书同时出版，确立了三联书店出版现当代学术著作的典范地位。”董秀玉说。

　进入1980年代中期之后，一批在“文革”之后进入高校大门的青年知识分子羽翼渐丰，他们拥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开阔的学术视野，思想极其活跃，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向历史、向世界问询中国命运的未来走向，而这些知识群体进行社会实践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组织编委会，与出版社进行合作翻译、著述各类丛书。在各类编委会中，出现了“走向未来从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会和“中国文化书院”丛书编委会这几大著名的学术群体，这些编委会代表了不同的文化观念和思想动向，它们的出现缓解了出版界在“文革”之后的荒芜中寻找稿源的困顿，开辟了出版界和学界合作出版规模大、品种多的丛书的道路，各类丛书争先恐后，彻底打破了严重书荒的局面。
　　三联书店与“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译者的渊源，建立在《读书》杂志所创立的出版与文化交流的平台之上。早在三联书店恢复独立建制之前，甘阳、周国平、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等后来“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丛书的编委会成员，就通过《读书》杂志所举办的文化活动与三联的编辑进行了各种接触，成为《读书》杂志撰稿的“圈子中人”。

1980年代是出版人的幸福时代”
　　其中，编辑杨丽华最早结识了甘阳。1986年初夏，沈昌文和董秀玉约见甘阳等编委成员洽谈翻译出版计划。甘阳当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哲所工作，1985年他刚刚从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硕士毕业，虽然是毕业未久的青年学人，但他已经翻译了卡西尔的《人论》。这部译著1985年出版，时值“人道主义”讨论高潮过后，书名恰恰迎合了讨论的余热，畅销异常，使甘阳由一个初出茅庐的学子成为学术界富有声名的青年学者。也正是1985年，甘阳开始筹划翻译一批人文论丛，由此策划成立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并担任主编，编委会的成员大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教育研究机构刚刚毕业的研究生，通晓外语，之前都不同程度地从事过一些学术翻译工作。在其后的几年中，三联书店给予这些年轻的译者以充分信任和自主空间。
　　《现代西方学术文库》
聚集了一批当时国内顶尖级别的青年译者——他们不仅有着良好的翻译功力，如刘小枫本科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德语专业，陈嘉映则是北京大学德语专业毕业，周国平本科公共外语是俄语，读研究生后学习了德语，于晓则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研究生，这些人也对其翻译著作内容有着深入的研究，如苏国勋研究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思想，曹天宇专业是科学哲学，周国平研究尼采，赵越胜研究马尔库塞，陈维刚研究马丁·布伯，陈嘉映研究海德格尔……当然，其中也有一部分“做中国学问”的作者，如陈来、阎步克、陈平原等。丛书的译作者毕业并供职于中国学术研究的高级研究机构，他们个性分明，思想开放，大多受过系统的、相对专业良好的学术训练，他们的导师有多位在“文革”前就已是著名学者。

当时主持出版“汉译名著”丛书的陈原，是一位久经历练的老出版家。而他也引领商务印书馆由乱到治，再度走向辉煌。陈原曾回忆丛书出版伊始所面临的风险和阻力时说：“要知道，1980年代之初出版这样一套学术丛书，是要冒风险的，阻力非常大。当时即有人告状，说我只搞资本主义不搞马列主义。”比如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的出版，被一些人指责为将这种帝国主义阶段的、内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书列为学术名著，是没有阶级意识。陈原也曾平和而坚定地回复了丛书出版初期的一些过激指责言论：“不久前，有位教授从我们编入丛书的某一种书出发，声色俱厉地说我们是在‘误党误国，误人子弟’，我不以为是正确的。不过这种吓人的高调，却也有一丁点儿作用，即提醒我们以后选书要更加慎重些。至于有作者抨击这些都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大杂烩’、‘破烂货’，那就只好一笑了之，不必回话说其人的头脑是一片‘糨糊’了。”
　　在1983年的“反异化”和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指责商务印书馆在搞“精神污染”，甚至将当时青年的“思想混乱”归罪于读了这些西方译著。在上级的压力下，商务印书馆一方面组织内部进行自查，纠正了一些译著出版的细节处理问题，但“汉译名著”的出版方针始终没有改变，出书也从未停止。1982年出版第一辑50种；1983年第二辑50种；1984年第三辑50种；1986年第四辑50种……对于正陷入“书荒”，期盼好书的读书界、学术界来说，这不啻为久旱甘露。

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成就学科建设
　　正当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夜以继日地翻译出版西方文化学术著作的时候，中华书局继续执行着新的古籍整理出版指示。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随后，国务院决定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由李一氓担任组长。在李一氓的主持下，1982年3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在北京召开。1982年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1983年2月，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规划会议。
　　中华书局现任总编辑徐俊说，“这一规划基本上影响了现在中华书局的产品线。中华书局的理念是服务于学术，实际上就是为古代文史哲各学科的学术研究提供必需的书，这是中华书局与其他出版社略有不同的地方。小的综合出版社做的古籍书，不是按照学科需求来分类的，有合适的就出，中华书局有大量的小书都是必须出的。一本小书，单只有一本可能看不出来，但放到整体里，就看出其作用。很多书是每个学科都绕不过去的。通过出版社来组织学术界来做事，反过来又为学科服务，现在是跟着学术在做事情。”
　　承担《二十四史》点校的大学和学科，也往往成为这一学科在全国范围内的学术重镇，“很多大学也知道，《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选了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成为某个领域的权威，比如《旧唐书》选在复旦，是因为陈尚君在这方面力量很强，而反过来这对他的人员培养和学科建设也非常重要。《宋史》在上海师大，上海师大古籍所本来就是宋史研究重地，《宋史》重新修订，又使得一批年轻人在那里聚集。”徐俊说。

三家出版社共同打造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在谈到1980年代时，董秀玉说，“那是一个快乐的年代，尤其是对出版人，这是一个幸福的时代，‘文革’的压抑得到了释放，你做什么书都卖得好，做书的人根本不用考虑市场。”她回忆道，“那时候跟现在的形态完全不同，就是拼命翻译拼命出版。我们当时在文化宫书展卖书，有两个大学生拎着柳条包来买书，里面都已经装满了书。到了我们这个摊位，女学生说，‘这里怎么还有那么多好书，怎么办呢？’就把口袋里面的钱都掏出来嘀嘀咕咕半天，我听到她俩说，‘接下半个月我们就合吃一份饭吧！’那时候大家就是这样的心态。所以，这是出版人的幸福年代，读者有需求，我们就拼命吸收新的东西。”
　　三联书店有时候被称为是理想主义出版社，“但理想是要经营的，否则是空想。三联的每本书都是让读者掏钱去买的，它没有卖教辅，不卖书号，是真正市场化的出版社。所以理想与市场是可以统一的，我们没有任何其他资源，也没有资源。”
　　一路走来，从《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文化：中国与世界》到《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董秀玉说，“学术界对中国和世界的反应，其实是很同步地反映在我们这些文库的变化中。做学术出版，一定是我们想要什么，就有很多学术界朋友帮忙。很多学术界朋友会告诉我们，一本书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和评论怎样。因为出版是跟着时代在发展的，应该回应时代的需求，为这个时代提供一些营养。”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里的作者，在三联出版其学术著作时，都是三十几岁的年轻学者，现在也都50多岁了。“我特别重视的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学术力量，不能只是做翻译。后来很多人投博士论文过来，我们绝对不要，我们只要学术专著。当时我们已经做得很规范了，这个合约一直延续至今，现在一共做了82本了。三代编辑做这套书，成长了无数学者。”董秀玉说，三联是靠着学者一起建立起来的，在她看来，三联也是一个作为学术共同体的三联。
　　而在李霞看来，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与其他一些优秀的译丛如
“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和《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等一道，推动了1980年代的阅读热潮和思想启蒙。“‘汉译名著’中的很多书，一次次成为激荡中国学子的源头：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引导国人思考政治体制的基础；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大革命》曾激荡过无数年轻学子的心；黑格尔的《美学》的出版成为当时了解西方美学的主要依据；而黑格尔和康德的著作则哺育了许许多多日后成为中国学界栋梁的学人……‘汉译名著’丛书在这波西学浪潮中，引领并共同参与打造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相对于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在1980年代时的风光，中华书局只是扎扎实实地埋在古籍堆里。徐俊说，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的书多属于思想文化类，容易形成潮流和话题，跟社会文化更近一些，而中华书局是在各自的专业上往前走，“很多重要的古籍整理学者，他们的第一本书都是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些老先生的书房，半个书房都是中华书局的书。中华书局面向的学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