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打通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界线，以“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把朱熹思想的研究推向一新的视域。余先生提出了许多极富挑战性与启发性的问题与看法，其中，南宋之为“后王安石时代”的提法，对南宋政治及朱熹思想与南宋政争或党争关系的研究，实具全局性的意义。本文是对余先生研究的回应。认为：南宋时代的政争——党争始于“绍兴学禁”。斗争的主线，不仅高宗绍兴时期是围绕“和议”与“恢复”这一“国是”进行的，孝宗时期实际上亦是如此，不过或明或暗罢了。“庆元党禁”则是一种权力斗争，不具“国是”的路线斗争性质，也不具改革与反改革的性质。以朱熹、张栻为核心的“道学”集团，始终坚持反“和议”，主“恢复”，高举复君父之仇的三纲大义，故反功利之说、反王安石思想，成为其“内圣外王”之一体两面，亦成为南宋思想斗争的主线。“后王安石时代”，在本文看来，是意谓反王安石思想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南宋时期。
从学派与政争的关系看，“绍兴学禁”关系到南宋整个时期的学派、学术与政争，它不仅凸显道学内圣与外王之一体两面性格，也成为整个南宋政派与学派斗争的新起点。因此，“绍兴学禁”不必与北宋之党争划在一起，而应看作南宋党争、政争的开始阶段。孝宗时期则是它的继续，是第二个阶段。对“绍兴学禁”的深入分析，不仅可以澄清和加深对程朱道学性格的了解，也可以加深对南宋政争与学派内在关系的了解。余先生对“绍兴学禁”未加大的注意。沈松勤先生的《南宋文人与党争》对“绍兴和议”与“绍兴党禁”虽有专节论述，但未集中论述学派与政争——特别是程学之“内圣外王”性格与政争的关系，亦未论述其对南宋整个时代之政争所具有的意义。 关键词：绍兴学禁；庆元党禁；学派；政派；政争；和议

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打通思想史与政治史的界线，以“科际整合”的研究方法，把朱熹思想的研究推向一新的视域。余先生提出了许多极富挑战性与启发性的问题与看法，如“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内圣外王的一体两面”、“后王安石时代”，等等。其中，南宋之为“后王安石时代”的提法，对南宋政治及朱熹思想与南宋政争或党争关系的研究，实具全局性的意义。本文是对余先生研究的回应。
余先生划分宋代党争为两大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始于熙宁变法，终于秦桧执政，而以蔡京时代为其巅峰。这是‘国是’法度化下党争的新形态。”第二阶段是朱熹时代的党争，始于孝宗后期，终于庆元党禁。”[1]P428认为，朱熹时代的党争，因于士大夫执政群分化为“无为”的一派和“有为”的一派。前者为职业型官僚，“得过且过”、苟安。后者为“道学”型官僚士大夫，主张打破“苟安”，进行一番“大更改”。[1]P466故余先生之命名南宋为“后王安时代”，着眼点是理学集团类似于王安石的“得君行道”、以进行改革的期盼。本文的看法，认为南宋时代的政争——党争始于“绍兴学禁”。斗争的主线，不仅高宗绍兴时期是围绕“和议”与“恢复”这一“国是”进行的，孝宗时期实际上亦是如此，不过或明或暗罢了。“庆元党禁”则是一种权力斗争，不具“国是”的路线斗争性质，也不具改革与反改革的性质。以朱熹、张栻为核心的“道学”集团，始终坚持反“和议”，主“恢复”，高举复君父之仇的三纲大义，故反功利之说、反王安石思想，成为其“内圣外王”之一体两面，亦成为南宋思想斗争的主线。“后王安石时代”，在本文看来，是意谓反王安石思想的斗争，贯穿于整个南宋时期。
从学派与政争的关系看，“绍兴学禁”关系到南宋整个时期的学派、学术与政争，它不仅凸显道学内圣与外王之一体两面性格，也成为整个南宋政派与学派斗争的新起点。因此，“绍兴学禁”不必与北宋之党争划在一起，而应看作南宋党争、政争的开始阶段。孝宗时期则是它的继续，是第二个阶段。对“绍兴学禁”的深入分析，不仅可以澄清和加深对程朱道学性格的了解，也可以加深对南宋政争与学派内在关系的了解。余先生对“绍兴学禁”未加大的注意。沈松勤先生的《南宋文人与党争》对“绍兴和议”与“绍兴党禁”虽有专节论述[2]，但未集中论述学派与政争——特别是程学之“内圣外王”性格与政争的关系，亦未论述其对南宋整个时代之政争所具有的意义。本文试对此作一论述。

一 绍兴学禁概况 “绍兴学禁”是紧接“元祐党禁”而发生的。“元祐党禁”时，
程颐当时还活着，被差涪州编管，程学亦被禁。但随着北宋沦亡，事情就反过来了。《宋史·钦宗本纪》：“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国公，赠司马光太师，张商英太保，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王明清《挥尘录·前录》卷三以为范仲淹系有司笔误，原意是追封其子范纯仁。[1]P362）建炎元年五月，高宗即位，“罢青苖钱。”（《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二月，擢杨时工部侍郎兼内殿侍讲，取《孟子》论治道之语，书之座右。追贬蔡确、蔡卞、邢恕等官，子孙不许入朝仕宦。这是北宋王安石派与反王安石派斗争的继续。扬时是程颐门下在徽钦两朝中任职的仅存硕果，钦宗时曾上书，要求夺王安石爵祀而以二程代之，未果。
建炎四年，赐进士张横浦九成第一。张是程学在南宋的又一代表人物。
绍兴元年，高宗谕张守、秦桧：“党籍至今，追赠未毕，程颐、任伯雨、龚夬、张舜民四人名德尤著，宜即褒赠。”八月，秦桧相，赠伊川直龙图阁（《宋史纪事本末》列为元年七月），召其孙将仕郎晟赴行在，继续褒扬程学。
四年五月，授尹和靖右宣教郎，充崇政殿说书。尹和靖是程颐门下与扬时齐名的学者，曾因科举有反二程学说的试题而拒绝应试，其耿耿忠心和正直，深得程颐赏识。尹的任职是高宗此时奖褒程学的又一举动。九月，赵鼎被任为相。

六年，赵鼎、张浚并相。赵是推崇程学的。朱震上书，论孔、孟之学传于二程，宣扬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的观点，大力表彰程学。五月，程门另一著名弟子谢良佐之子克念特补右迪功郎。十二月，左司谏陈公辅请禁程氏学，谓：“国家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不营私意，不植私党。……自熙、丰以后，主安石之学，著为定论。……惟仰陛下……变天下党同之俗，甚盛举也。……然在朝廷之臣，又复辄以私意取程颐之说，谓之伊川学，相率而从之。……舍此皆非也。取颐之学，令学者私焉，非独营私植党，复有党同之蔽……终至惑乱天下后世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7）从之。陈公辅从朋党立论，但打击的重点是程学。李心传《道命录》卷三：“自崇宁后，伊川之学为世大禁者，二十有五年。靖康初乃罢之。至是仅十年而复禁。”但此时谈不到是“禁学”，不过是抑制赵鼎用人专任程学这一倾向而己。赵去相后，陈又请求“明诏多士，今次科举，将安石新经义与诸儒之说并行，以消偏党。”（《宋元学案·元祐党禁·附攻专门之学者》）故第二年五月，张浚荐胡安国于朝，帝召之（《宋元学案·绍兴学禁》记为三月），除为徽猷阁待制、与祠，令纂修所著《春秋传》。书成，高宗谓深得圣人之旨，除内祠兼侍读。胡安国曾问学于程门上蔡、杨时，自称于杨、蔡“义兼师友”，“自得于《遗书》为多”，亦是程门反王安石学术的干将，曾著《三经义辩》。针对陈公辅之言，胡上疏谓：“今使学者师孔孟而禁程颐学，是入室而不由户也。……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其弟颐，关中有张载，皆以道德名世。会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礼官讨论故事，加之封爵，载在祀典，仍诏馆阁，裒其遗书颁行，羽翼六经，使邪说者不得作，而道术定矣。”奏入，陈公辅与中丞周秘、侍御石公揆交章劾其学术颇僻，除知永州，辞，复予祠，进宝文阁直学士。《绍兴学禁》谓：“乞封爵邵、张、二程，列于从祀。奏入，报闻，陈公辅、周秘、石公揆共劾胡安国学术颇僻，行义不修，改胡安国提举太平观。”这是程学与反程学的又一次斗争。胡的主张不仅没有被采纳，高宗还实际上接受了陈公辅的意见。

绍兴八年十月，赵鼎免相，秦桧个人独专大政，十一月，秦桧秉承高宗意旨，坚主“和议”，引起极大反对。直学士院曾开与从官张焘、晏敦复、魏矼、李弥逊、尹焞、梁汝嘉、楼炤、苏符、薛徽言、御史方廷实、馆职胡珵、朱松、张扩、成景夏、常明、范如圭、冯时中、赵雍，皆极言不可和。许忻、胡诠并抗疏。吕本中、张九成、张戒、王庻、陈刚中、李光、肖振、汪应辰、及冯时行等皆持反对态度。这是高宗朝围绕和战之“国是”的一次大的斗争。“国是”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关系全部政治的政治路线，是当时政治的头等问题，关系南宋政权的存亡安危。在这个问题上，赞成还是反对，两者只能取一，没有折衷妥协的余地。因此，随着高宗的决意妥协求和，抗战派迅即被一一驱逐打击。

十年八月，贬斥倡“和议”者：张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怀宁，陈刚中知安远，凌景夏知辰州，樊光远阆州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户参军，等等。
十二年，胡诠编管新州。曾开、李弥远落职。
十三年五月，张九成坐赵鼎党，南安军居住。
十四年，四月，秦桧请禁野史。八月，汪勃乞戒科场主司去专门曲说。十月，何若乞申戒师儒，黜伊川、横渠之学，自是又设专门之禁，逮桧死乃已。至此，政治上“国是”的斗争演变为一次真正的“学禁”。
十五年，四月，秦桧入居赐第，是夜，彗出东方，乃封天下赦书，内云：“勘会数十年来，学者党同伐异，今当禁雅黜浮，抑其专门议者。”进一步打击程学等所谓“专门议者”。
十八年，十二月，胡诠窜于海南。

二十年，正月，胡寅窜于新州。九月，曹筠论考官取专门之学者，令御史弹劾，查禁与对程学的打击进一步严厉。
二十三年，十一月，郑仲熊论赵鼎立专门之学可为国家虑。二十四年复论。
二十五年，十月，张震乞申劾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到此，禁学达到顶点，连乡间学校都不许程学有立足之地。此年秦桧死。
二十六年，六月，叶谦论程学不当一切摈弃。诏取士毋拘程颐、王安石一家之说，程学被解禁。凡被禁共20年。
以上是“绍兴学禁”的基本过程。可以看出，“绍兴学禁”是南宋伊始的又一次“元祐党禁”。与“元祐”不同的是，一是“国是”的内容有变，代替绍述神宗与王安石新政的，是赞成或反对“和议”这一新的“国是”；二是“元祐”主要是政争，被列入“党禁”的有程学学者，也有司马光、苏轼一系学者及其它学派的人。但“学禁”却只是针对程学，而这亦并非因为“程学”本身的学术性格，而是因为程颐是以程学学者身份“布衣”走进朝廷，扮演新政的反对角色的。“绍兴学禁”则是针对程学本身及其学术性格，确是一次真正的“学禁”。《宋元学案》的编者把它命名为“学禁”，而“元祐”称“党禁”，可谓“画龙点睛”，抓住了事情的本质和要害。

赵鼎，崇宁五年进士及第，对策斥章惇误国。高宗即位，累除司勋郎官。久雨，诏求阙政，赵上书言：“自熙宁间王安石用事，变祖宗之法，而民始病。假辟国之谋，造生边患；兴理财之政，穷困民力；没虚无之学，败坏人才。至崇宁初，蔡京托绍述之名，尽祖安石之政。凡今日之患，始于安石，成于蔡京。今安石犹配享庙廷，而京之党未除，时政之阙，无大于是。”上为罢安石配享。（《宋史·本传》）擢右司谏，旋迁殿中侍御史，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拜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赵荐范冲为翊善，朱震为赞读，朝论谓二人极天下之选。金人遣使议和，朝论以为不可，上怒。赵说：“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雠。今屈己请和，不惮为之者，以梓宫及母后耳！群臣愤懑之辞，出于爱君，不可以为罪。”与桧意不合，被罢相，徙知泉州、潮州安置，移吉阳军，不食而死。赵鼎虽非程门，但学术思想与程门几乎完全一致，其上书集中贬斥王安石功利与虚无之说。所荐胡寅、魏矼、晏敦复、潘良贵、吕本中、张致远、刘大中、常同、林季仲等，皆程门或与程门关系密切者。

尹焞，为程颐四大弟子之一。绍兴八年，除秘书少监。秦桧主和，尹上疏反对，又遗书于桧，桧大怒；除徽猷阁待制，提举江州太平观，寻迁一官致仕。绍兴十二年卒于会稽，年七十二。疾革，门人称遗表，尹说：“某一部《孟子解》，便是遗表。”（《宋元学案》卷27）
名单中，列在《宋元学案》卷25《龟山学案下》的有： 陈渊。陈，杨时婿。绍兴五年，以胡安国荐，为枢密院编修官。七年，除监察御史右正言，与高宗面论王学之非。“又论秦桧亲党郑亿年尝从贼”，为秦桧所恶，去职。
王苹。王师事伊川。高宗驻驆平江，应诏奏三事：正心诚意，辨君子小人，消朋党。又奏：“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相传，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道，传其心也；非传圣人之心，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万善皆备。故欲传尧、舜以来之道，扩充是心焉耳！”秦桧恶之，以从子谊坐法株连夺官。（卷29《震泽学案》）
王刚中。王自少攻《新经》，及见龟山于阳羡，龟山出所著《三经义辩》，曰：“吾举其端，子成吾志。”益感厉。在兵部时，入对，高宗说：“安石之学，杂以霸道，取商鞅富国强兵之说。今日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王回答说：“祸乱之源，城如圣训。然安石所学，得罪于万世者，不止于此。”为上陈安石训释经义无父无君者一二条。高宗作色，说：“是岂不害名教！子所谓邪说者，正谓是。”于是以《辩学》进呈，高宗即序上面的话语于书首。这在程系中，也是反王安石之学最为猛烈的。
喻樗。喻号湍石，建炎末进士，谒赵鼎，荐授秘书省正字，兼史官校勘。以忤秦桧，出知怀宁县，通判衡州，致仕。桧死复起。

李郁。李为元祐党人李深之子。绍兴初，以遗逸除敕令所删定官。秦桧用事，自度不能俯仰禄仕，遂遁西山。
列在《安定学案》的有：
徐庭筠。秦桧当国，试题问中兴歌颂，徐说：“今日岂歌颂时邪？吾不忍欺君！”因疏未足为中兴者五，见黜。其学以诚敬为主，年八十五卒。朱熹行部，拜墓下，题诗“道学传千古，东瓯数二徐”，且大书表之。
列在《豫章学案》的有：
朱松。松，朱熹父，服赝程学与司马光之学，尝就学于肖子庄与罗仲素。绍兴四年，除秘书省正字，历校书郎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秦桧“和议”时，与胡珵共疏抗议。
刘勉之。刘少时以乡举入太学。时蔡京方严挟元祐书制之禁，刘阴访伊洛程氏之书，藏于箧底，深夜下帷燃膏，潜钞而默诵。……南归见刘元城、杨龟山，请业。绍兴间，特召诣阙，知不与秦桧合，即谢病归，杜门十余年。这种门”，实是对“和议”的反对和抗议。
胡宪。宪为胡安国从父兄子，从胡安国学，悟程氏之说。绍兴中，以乡贡入太学，会伊洛学有禁，独与刘勉之阴讲而窃诵。秦桧用事，无复当世之念。这和刘勉之是同一种神。（卷43《刘胡诸儒学案》）

列在《武夷学案》的有：
胡铨。胡从乡先生萧子荆学《春秋》。吕祉以贤良方正荐，赐对，除枢密院编修官。秦桧主和，抗疏，言辞激烈。秦桧以胡狂悖鼓众，编管昭州。
范如圭。范从舅氏胡文定受《春秋》学，授武安节度推官，召试秘书省正字，迁校书郎。以忤秦桧，谒告奉祠，读书，不与外事者十余年。
薛徽言。薛从胡文定学。高宗即位，以布衣上书言六事，建炎二年进士。上言帝王之孝在复雠，援汉高帝杯羹之说，直前与桧廷辩，曰：“偷安固位，于相公私计则良便，然忍君父之辱，忘宗庙之耻，于心安乎？”遗疏犹诋秦甚力。
胡襄。胡，绍兴进士，早学于胡安国，秦桧时，被认为是赵鼎、胡寅之学，被锢十有余年。
韩璜。韩南渡后居衡山，累官广西提刑、知谏院。胡文定来衡山，因从之讲学，而与致堂尤相善。及在言路，以忤秦桧出，筑室衡湘。
汪应辰。汪学于张九成，上疏反对和议。《玉山学案》
郑伯熊。郑，绍兴十五年进士，秦桧擅国，禁人为赵鼎、胡寅之学，绍兴末，伊洛之学几息，郑氏兄弟并起，推性命微渺，首倡程氏书于闽中，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卷44《赵张诸儒学案》
胡宏。胡宏，胡安国子。绍兴间上书反和议、主抗战、恢复。秦桧当国，坚不出仕。

列在武夷同调的有：
叶廷珪。叶，字嗣忠，知德兴县，张邦昌伪诏至，不拜。高宗中兴，历官太常寺丞，补中秘府。轮对，议与秦桧不合，出知泉州、漳州。
属司马光系统的有：
胡珵。胡学于杨时，以时之命，学于刘元城，进士。赵鼎入相，直翰林，兼史馆校勘。与朱松、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合疏抗争“和议”，稿出于胡手。秦桧怒，出之知严州。李纲去国，遂以胡珵为其党，罢之，饥寒困穷而死。（卷20《元城学案》）
李光。李以进士历知开化、常熟、吴江。时言者主王介甫之学，诏榜庙堂。光言：“安石欲尽变法度，则谓人主当制法而不当制于法。欲尽逐元老，则谓人主当化俗而不当化于俗。蔡京兄弟祖述其说，五十年间，毒流四海。今又风示中外，鼓惑民听，岂朝廷之福！”秦桧定“和议”，面折桧，丐去，知绍兴府。（同上）

由上可见，“绍兴学禁”中被打击放逐的主要是司马光与程颐一系学者，大多数又是程系学者。而“国是”——反对“和议”是被打击、放逐、禁锢的主要原因。
何以秦桧为首的“和议”派会守着王学，而反对“和议”的则主要是二程之学，演变成程学与王学的斗争，并导致对程学的学禁？这里的原因，是因为程学在此时尚学有传人，势力日大。王学则哲宗绍述时期为当红之学，徽钦后期程学解禁，王安石亦从未被除下正统尊荣地位，故两方面势均力敌。如果一方早就衰微，当然也就不会有这种斗争出现了。深层的原因则是学派本身的性格。不能说王学和“和议”有必然联系，亦不能说秦桧之主和与其用王学有必然联系。“和议”是高宗自己采取的一种政策，李纲“国是”建言中就曾提出过“和议”一策。“和议”与一味屈膝投降，并不相同。高宗曾谓“既不能强，又不能弱，必兵连祸结，国无宁日。”高宗之决心“和议”，是深思孰虑、审时度势的结果，非为秦桧所误。秦桧亦非王学学者。但王学之所以可与“和议”不矛盾，而能为其所用，则是有原因的。①
盖从本质上看，王学的所谓“内圣”，不仅杂佛老为言，亦主要是功利的。这一点，高宗与王刚中的谈话，表述得很清楚。王安石变法，主要内容即是财经及富国强兵的现实的功利。当时抨击王学的，也几乎众口一辞，认为它“征利”、“兴利”，“坏人心术”，“败坏士风”。一句话，王学的“内圣”之学不是以“倡道德”、“正人心”为首务、为基本精神的。因此它不仅可以在熙宁时期为变法提供思想与理论基础，在绍兴时期也可以与“和议”这种现实的功利考虑不相冲突。魏了翁说：“荆公尝以道揆自居，而不晓道与法不可离。如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以其有道也。法不本于道，何足以为法！道而不施于法，亦不见其为道！荆公以法不预道，故其新法，皆商君之法，而非帝王之道，所见一偏，为害不小。永嘉二陈所作《制度纪纲论》云：‘得古人为天下法，不若得之于其法之外。’彼谓仁义道德皆法外事，皆因荆公判道法为二，后学从而为此说。”（见《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就是说，安石之学正好是缺“道”——内圣道德之学，而仅有“法”——道外之法，故其外王事业是功利性的。功利之说也可以主抗战，并非必然主和，但在绍兴“和议”时期，“主和”是以现实功利为理由和说辞的。故王学可以为他们所用。

程学则不然。它的“内圣”之学是心性、正心诚意之学。它要求成己而成务。个人的人格和道德修身是出而从政、治国、平天下的基础。两者被要求为“一体两面”。这种一体两面的性格，虽并不意谓它必然反对改革、变法，反对兴利，反对现实的种种有利于民生国计的政治作为，但它要求一切都要符合儒家的道德标准，则是十分坚定而毫不含糊的。对于改革与变法，它要求有“关睢麟趾之心，而后可以行仁义之法度。”因此在熙宁变法时，它与王安石分道扬镳；在绍兴时期，则成为“和议”的坚决反对者。
程学反对“和议”，也有基于形势利害的分析，但主要是“义”不可和，认为“和议”即是忘君父之仇，而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有如赵鼎所说：“陛下于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宋史纪事本末》）有如胡铨抗疏所言：“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污夷狄，祖宗数百年之赤子尽为左袵，朝廷宰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当裂冠毁冕，变为胡服。异时豺狼无厌之求，安知不加我以无礼如刘豫也哉？……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虏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而此膝一屈不可复伸，国势陵夷不可复振，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矣！”（《宋史纪事本末》）有如张通古所言：“《礼》曰：‘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今陛下信仇敌之谲诈，而觊其肯和以纾目前之急，岂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义乎！”（同上）有如薛徽与桧廷辩时所说：“偷安固位，于相公私计则良便，然忍君父之辱，忘宗庙之耻，于心安乎？”（《宋元学案》卷34《武夷学案》）有如朱松所指出：“父子主恩，君臣主义，是为天下之大戒，无所避逃于天地之间。”“士溺于俗学（亦指王氏学），不明君臣之大义，是以处成败之间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暗于舍生取义之节，使三纲沦堕，而有国家者无所恃以为安。宜鉴既往之失，深以明人伦、励名节为先务。”（《宋元学案》卷39《豫章学案》）如此等等。一句话，他们主抗战，反“和议”，基本论点是“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和议”为三纲五常的“大义”所不许。全部言论表现的基本精神，是董仲舒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而这一道德精神及其激发的抗战热忱，是程学的内在本质所固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