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有一句著名谚语：性格决定命运。
　　笔者认为，这句话既适用于个体，也适用于群体，如山西人。山西人是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在独特的地理环境里，逐步形成自己特色鲜明的性格的。在与山西的同事和朋友四十余载交往以及观察和思考后，在参与《山西通史》和《山西历代纪事本末》这两部大书的审稿过程中，在挑灯夜读山西文人学士的作品时，笔者脑际愈来愈清晰地浮现出对山西人性格特征的看法：山西人性格具有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这种两重性有时似影随形，形影不离；有时若即若离，或隐或现。山西人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胜衰荣辱均与这种性格的两重性有关连。
　　让我们追溯历史，探究地理，观照现实，对比文学，对山西人的性格来一番探幽访微，看能否找到答案?
一、山西人性格的历史学解读
　　如果说文学仅是山西人心态和性格的映像和折射，而非历史真实性的话。那么，让我们透过历史的尘雾，来探寻山西人性格两重性的真实性吧。
　　这些年来，由于山西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山西人形象不高，心绪不佳，心头有形无形的压抑感挥之不去。出差或旅游到首都，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有些北京人扬起高昂的头颅,以俯瞰的眼光，对山西人流露出爱理不理的模样，让山西人黯然伤神，不愿在北京多逗留。实际上你在街头或单位里碰到的北京人，未必是地道的北京人，真正的北京人恐怕是住在那些即将拆除的胡同里的老人或郊区的农民，新北京人大抵是这些年来陆续来自外省的，首都的特殊地位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晕乎乎地笼罩在优越感的光环里缺乏自省精神，似乎他们个个比外省人高人一等。那么你去上海怎样呢?常常会有这样的镜头：这些年来钱包鼓起来的上海人衣着光鲜，气宇轩昂，常用不屑一顾乃至怀疑的目光对外地人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一番，使“土气”的山西人浑身不自在，甚至自惭形秽，连说话也结巴起来了。使山西人内心深处聊以自慰乃至自豪起来的是近年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段话，那是关于中华文明史的一段妙语：近二十年的历史看深圳，一百年的历史看上海，一千年的历史看北京，两千年的历史看陕西，而三千年历史则必看山西!
　　山西人为什么对这段话特别钟爱呢?因为这段话客观上为山西人长了脸、出了闷气。但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任何怀旧心结，留恋过去的辉煌，向后看，是一种内敛自守的社会心态，而非开拓创新精神。这恰恰彰显了山西人心态和性格中内敛自守的一面。不过，话又说回来，历史上山西人性格中确是特别富于外向开拓精神的，内敛自守则居次要地位。历史学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前面列举的历史人物仅是体现山西人开拓进取精神杰出的个体代表的话，那么，作为群体的普通山西人不畏艰险、外向创业的精神更是值得称道的，这里涉及到山西历史上两个独特的社会现象。其一，中国人从总体上说作为定居的农业民族，历来有“安土重迁”的思想倾向，即留恋故土不愿迁徙。但山西人却打破常规，历史上发生过人口大规模外迁的现象，尤其是明初，著名的洪洞大槐树下曾集结过一批又一批外迁的山西移民，他们举家老小从这里出发流散全国各地，另觅生计，直至福建和两广，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勇敢地踏上了追求美好生活的征途，其情其景令人感佩，这不是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精神的突出表现吗?其二，在地瘠民贫的晋西北，久远以来青壮年男子就有名日“出口”的习俗，“口”指张家口，即出张家口到内外蒙古或更远的地方寻找生活出路，打工挣钱以养家糊口乃至企望发家致富，他们是名符其实的古代“打工仔”，而且往往一走多年，缈无音信，生死难卜。悲凉的“走西口”小调由此应运而生，不胫而走，流传千古。它既反映了离别与思念之情，更寄托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期盼之意。应该说，“出口”固然是迫于生计的无奈选择，但说到底，“走西口”也是山西人坚韧不拔的创业精神的一种体现。

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精神另一闪光点是融合能力。山西中北部历来处于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汇的地带。周初至春秋战国时期，山西人与戎狄比邻而居，尽管有纷争，但更多的是融合，正是在各民族融合中，晋国由弹丸小国发展成为霸业大国。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等族纷纷南迁，与汉族政权不断发生碰撞和纷争，在山西人的参与和支持下，这些民族在山西境内建立起许多地方政权，最后由北魏统一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局面。黄土漠漠，喊声阵阵，金戈铁马，来回征战，最后复归于沉寂，许多民族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只剩下了融合各民族于血液中的山西人。这样，山西再一次扮演了民族融合基地的角色。驰名于世的大同云岗石窟就是北魏时开凿的，融印度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于一体，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交融的杰作。五代十国和宋辽金元时期，前后有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在山西境内频繁征战和统治，除了使山西社会经济遭到许多破坏外，还有建设的一面。大同的上下华严寺、应县木塔正是在这一时期兴建的，这些至今保存完好的建筑气势恢宏、结构精巧，是我国境内仅存的古建筑瑰宝，其雕刻、绘画、刻印经书均系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还有，受这些民族慷慨高歌风尚的感染，山西也成了元杂剧创作与演出的发祥地，元杂剧首席名家关汉卿正借此脱颖而出。更值得指出的是，正如《山西历代纪事本末》导言所说：这些民族在山西境内已逐步汉化，逐鹿中原时已形成了中华一体观念，“打的是华夷同祖的旗号，用的是炎黄子孙的身份，宣扬的是胡汉一家的理论。”他们与日本、波斯(今伊朗)、大食(罗马帝国)交往时，往往以中国自居，故此，至今俄罗斯人以及中亚一些国家仍把中国称作“契丹”。由此可知，山西人的民族融合能力是值得赞赏的，是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大贡献。

从社会心理学作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晋商内心深处仍受地理环境所形成的社会心态的局限，当然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羁绊，那就是“叶落归根”、“衣锦还乡”。尽管他们闯荡天下，流寓四方，甚至把经商的触角延伸到国外，“外边的世界很精彩”，但他们终究还是把外边当做过路的驿站，恋乡情绪浓得化不开，“根”必须留在故乡，经营的总部仍设在平遥、太谷、祁县、榆次诸县不起眼的街道上，宅院则建在原籍的土地上。于是，有了改革开放以来才突然为人们发现和称道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常家大院……这些神秘而令人产生发访幽探微兴趣的大院形成了中国北方民居首屈一指的“大院文化”。随便到哪座大院走走，一定重檐叠院，气势宏大，颇有“一入侯门深如海”的感觉，比较起来北京胡同里死板的四合院显得过于浅显，江南灵秀的园林则显得过于局促，它也有异于笔者曾观光过的欧洲中世纪城堡，大院的建筑布局则更为深沉。但以山西商人为主修建的大院毕竟是封闭型的，它悄无声息地暴露了山西商人心灵深处内敛自守的隐秘!总之，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里，历史上的山西人奋起抗争，几多盛衰荣辱，几番跌宕起伏，在这片黄土地上演出了无数或威武雄壮或慷慨悲歌的悲喜剧。
　　往事如烟，世事沧桑。
　　当代山西人的性格是否继承和发扬了前人那种外向开拓与内敛自守的两重性了呢?应该说，这种山西人的性格特征已浸润在灵魂里，融化在血液中，藏匿在思维内，折射在行事方式上，但它却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就可成为当代山西人重整旗鼓、再铸辉煌的精神财富，运用不好则有可能幻化为逡巡徘徊、裹足不前的思想枷锁。

山西人性格的纵横解读
是否该对前些年山西的发展进行一些反思呢?
　　如果说，在建国后的计划经济年代，全国一盘棋，一切听中央安排，基于资源优势，山西成了集煤炭、电力、冶金、机械、化工、军工等国家重工业基地，那么这是无可厚非的事。但是，在改革开放年代，在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各省都审时度势，各择优势发展自己，形成了千帆竞发的局面，而山西人却似乎仍未找准发挥自己外向开拓精神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却突显了自己性格中内敛自守的一面。前些年把山西发展的重点仍按历史的惯性，定位在挖煤、输电……这是以消耗资源为代价的“资源自守型”经济，是缺乏创新的老式工业化道路，而非知识创新的新型现代化发展模式，其结果是增长动力明显不足。究其原因当然是十分复杂的，涉及历史和现实的方方面面。但笔者认为，其中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山西人思想上未能赶上第一波思想解放浪潮。回想当全国掀起真理标准大讨论时，山西上下内敛自守作壁上观，不置一词，鸦雀无声，噤若寒蝉，滴水不沾，眼睁睁地看着思想解放浪潮在身边涌过而失之交臂。思想上的迟滞必然导致行动上的迟疑，山西不仅改革开放力度不够，更主要的未能根据自身的特点用足用好国家的相关政策加速发展自己，从而逐步拉开了与周边省份的发展差距。山西人左顾右盼，终于进行了反思，利用链接东西部地区的枢纽优势和资源优势，近年来大力抓了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发展新兴产业。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唐太宗李世民，这位“太原公子”出身的政治家曾说过：“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山西该如何抓住机遇、发展自己、重铸辉煌呢?笔者管见，还是应从历史的辉煌与现实的落寂的强烈反差中总结经验教训，还是应从山西人性格双重性中寻究根本原因。
　　——是山西人性格中外向开拓的一面在过去年代里由于过度损耗而衰竭了呢?
　　——是山西人性格中内敛自守的一面转化为封闭与保守而适应不了时代变迁呢?
　　——是山西人正在积聚势能，寻找目标，准备以雷霆万钧之力喷薄而出?
　　——是山西人尚未找准舒展抱负、重新创业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山西人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是山西人性格的使然?
　　是到了山西人深长思之并断然作出回答的时候了！ 转自《山西文学》 来源:太原道
　　作者：程人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