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在海战的后一阶段,刘步蟾指挥定远舰的顽强战斗精神,使敌方为之赞叹。当时,日方松岛等本队五舰,将定远、镇远团团围住,妄图一举击沉定、镇二舰。但据日方记载:“定、镇二舰顽强不屈,奋力与我抗争,一步亦不稍退。于是定远、镇远愈益为我包围夹击。我本队舍其他各舰于不顾,举本队五舰全力合围之。在榴叛弹倾注下,反复引起火灾。定远甲板部起火,烈焰汹腾,几乎延烧全舰”。但刘步蟾沉着应战,指挥全舰士兵、水手,“一面救火,一面抵敌”À,不稍退避。并于三时三十分,发射舰首三十厘米主炮,击中日本旗舰松岛。毙伤敌一百一十三人。由于舰上战斗人员死伤殆尽,敌酋伊东佑亨不得不把军乐队员拉上来充数。由于松岛已被打得瘫痪,完全丧失战斗力,敌人只好改桥立为旗舰以代松岛。
以上只是我们接触到的关于刘步蟾指挥定远舰奋勇抗敌的极不完整的史料,从这些不完整的史料中,已足以证明刘步蟾绝非畏葱怕死之徒,而是奋勇杀敌的爱国将领。由于定远、镇远的奋力抗敌,不仅减轻了敌舰对北洋舰队其他舰只的压力,并最后迫使敌人首先退出战场。怎么能说丁汝昌的报告是为刘步蟾“铺叙战功”呢?李鸿章在《奏请优恤大东沟海军阵亡各员折》里曾说:黄海海战中,由于“致远、经远冲锋在先,定远、镇远苦战于后,故能以寡敌众,转败为功,此则方伯谦之罪固不容诛,而邓世昌、刘步蟾等之功亦不可没者
也。”这一评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关于丁汝昌海战负伤的原因,史料上有三种不同的记载:一是丁汝昌报告所说:“昌上望台督战,为俊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而负伤;二是太莱所谓刘步蟾盲目发炮,震塌飞桥,丁汝昌由飞桥上坠落甲板摔伤;三是定远发炮时,舰身强烈震簸,丁汝昌碎不及防,由飞桥坠落负伤。(王炳耀的《中日战辑》即持此说)三种说法中,丁汝昌报告的说法是可靠的。因为丁汝昌如系因飞桥震塌坠落负伤,决不会出现“被炮火将衣烧,虽经水手将衣撕去,而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伤” 的伤情。而这又绝非谎言虚报。丁汝昌在旅顺养伤期间,旅顺营务处道员龚照玙前往探视,亲眼看见丁之“右臂半边被药烧烂,左臂为弹炸望台木板击伤”的情况。龚不会替丁汝昌说谎欺骗朝廷。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也说:“汝昌先立望楼,旋受弹伤腰倒地”。所记与丁汝昌报告相符。可见丁汝昌报告并非如董文所说有意“隐讳其事”。反之,太莱所谓丁汝昌因飞桥震塌负伤之说,并不足信。因为本舰发炮震塌飞桥,这在世界海战史上乃是奇闻。定远舰虽稍陈旧,但舰上设备尚不致于腐朽到如此地步。何况五月十八日李鸿章等校阅北洋海军时,定远在大连湾三山岛曾发炮打靶,进行射击演习,怎么可能在几个月后会发生飞桥震塌之事?退一步说,既使飞桥果真震塌,也非刘步蟾之责,更无隐瞒之必要。多年来,史学界一些同志责难刘步蟾盲目发炮,震塌飞桥,致丁受伤,董文也说刘步蟾“远在大炮有效射程以外”发炮,“是临阵畏葸怯战的表现”。其实,这一责难是不公平的。谁都知道,战争中总是要争取主动权,先发制人。北洋舰队参战的十艘军舰中,除广甲外,其余九艘的舰首主炮口径均在二十一公分以上,定远主炮为三十公分半。当时二十一公分大炮的射程“可及十八里,若打十里内极准”。定远舰发炮时距敌舰第一游击队五千三百米,恰恰在有效射程之内。据日方记载,刘步蟾所发第一炮,炮弹从日本第一游击队先锋舰吉野右舷,飞越头上,落在吉野左舷附近数十米海中爆炸,足以证明这一弹是在有效射程之内。由于刘步蟾先发制人,当日本先锋舰吉野尚未来得及发炮时,即被定远大炮击中,“打死海军少尉浅野重行及水手一名,伤九名” 。接着二号舰高千穗又被击中,死伤士兵二人。三号舰秋津洲也被击中,永田大尉中弹而死。试问,有什么理由把刘步蟾首先发炮,先发制人并取得良好战果的作法,说成是“临阵畏葸怯战”的表现呢?
难道只有北洋舰队进入敌方炮火的有效射程内,在敌方优势炮火打击下,再行开炮,才算作勇敢吗?须知黄海海战中,北洋舰队十舰共有备炮一八〇门,日本舰队共有二七二门。其中速射炮日本舰队拥有一九二门,北洋舰队只有二十七门。据英国海军年鉴统计,当时速射炮发射速度为普通后膛炮的六倍,按此比例计算,则日本舰队炮火实为北洋舰队的三倍。因此,北洋舰队如果采取后发制人,让日舰首次发炮,必将受到巨大损失无疑。

（图为桦山资纪）

被董文誉为“最有参考价值”的《太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是否是无可怀疑的信史呢?否!只要把太莱的记载同其他史料加以参证,就可以看出破绽来。太莱记载所谓刘步蟾擅改阵形的情形大致是这样:九月十七日上午八时,他正在餐桌上等候吃午饭。一个军官冲入饭堂告诉他“日舰已出现”。这时,丁汝昌、汉纳根、刘步蟾三人“皆聚飞桥上”,太莱也“奔赴”飞桥,“共商量尚有若干预备之时间”。接着,太莱到饭堂吃饭。丁、汉、刘三人则继续在飞桥上观察敌情和商讨问题。半小时后,太莱吃完饭,第二次“加入飞桥上的集会”。“时锚已起”。这时,太莱发现“信旗所示,为诸舰相并横刘以主舰居中;而非如提督与诸管带所决议,分段纵列”的阵形。据此,太莱认定这一阵形是刘步蟾为躲避敌方炮火而违令擅改的。如果对太莱的记载加以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矛盾之处。
第一,太莱的回忆录全文共分三段。一、北洋海军,二、鸭绿江之故,三、威海卫之围。在“北洋海军”这一段末尾有“提督开战事会议,决议战时众舰前后分段纵列,成直线,每段大抵姐妹舰二,成‘四度行列’。予末被召赴此会,殊觉失望”的一段记述,但无会议的具体时间。从上下行文和编排看,太莱这里所说的“战事会议”,乃是平时在威海召开的一种战术讨论会。并非如董文所说是在“黄海海战前”的临战会议。因为海战前,北洋舰队一发现日舰,立即进行应战部署,无法召开这样的会议。同时,太莱并未参加这种会议,故对会议详情,并不了解。即使平时“战事会议”有“众舰分段纵列”的决议,但战争千变万化,也决不可能死守某种阵形一成不变,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临时改变阵形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必要的。事实正是如此,北洋舰队就是根据日舰成单纵阵,似欲“直攻中坚”的形势,而将并列纵阵临时改变为特角雁行阵的,这已为中外史料所证明。汉纳根报告中关于“九月十七日,我队与敌队相峙,曾布为并列纵阵前进,其后改为单纵阵,终至采用后翼单梯阵”,这是北洋舰队改变阵形经过的最好说明。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也说:“时汝昌自坐定远为督船,作特角鱼贯陈进(即“并列纵阵”、“分段纵列”阵形—引者)。遥望侨船作一字竖陈来扑,快船居前,兵船继之。汝昌谓其直攻中坚也,以镇远、定远两铁甲居中,而张左右翼应之,令作特角雁行陈(即后翼单梯阵—引者》” 。这段记载,不仅叙述了改阵经过,还指明了改阵原因。《冤海述闻》中也有北洋舰队由“特角鱼贯”阵,改为“特角雁行”阵的记载。解放后,访问参加黄海海战的北洋舰队老水手,也都说:北洋舰队先是“排成双纵队前进,一会儿又摆成人字阵式,向敌舰直冲”函。但是,太莱为了自圆其说,竟然说北洋舰队一起锚,阵形就被刘步蟾擅改为“横阵”,似乎不曾采取过双纵阵前进。他企图以此诬陷刘步蟾,但却恰恰在这里暴露了马脚。
第二,如果北洋舰队阵形不是由丁汝昌等所定,而是刘步蟾擅改。那么,根据中外史料记载,太莱发现刘步蟾改阵的时间应在午前十一时左右(北洋舰队发现日舰为十时三十分,据太莱记载经过半小时准备,舰队起锚应战),黄海海战是在午后零时五十分爆发。这就是说从太莱所谓发现刘步蟾改阵到海战打响,相隔尚有二小时之久。当时北海舰队以七里时速,日本舰队以十里时速相接近,故太莱发现刘步蟾改阵时,奴方舰队相距至少尚有二、三十里。在这么长的距离内,把所谓被刘步蟾擅改的“相并横列”阵形重新改为“分段纵列”阵形,在时间上完全来得及,因为“后翼单梯阵”改为“并列纵阵”极易,只要把两翼舰向中间收拢即成。而北洋舰队之所以没有重新变阵,绝非如太莱所说“然若更改,纷乱转甚”,而是因为刘步蟾压根就不曾擅改阵形。

第三,太莱为了自圆刘步蟾违令改阵之说,一口咬定“两翼弱舰,觉其位置之危,逗留于后,故我方舰队成“半月形”,把北洋舰队将领都描写成贪生怕死之徒。这不仅是凭空臆断,也是对北洋舰队广大将士的诬蔑。这与当时在镇远舰上参战的美员马吉芬所记“各舰比见旗舰定远揭扬‘立即起锚’之信号,无不竞相起锚,行动较之平昔更为敏捷,即老朽之超勇‘扬威两舰,起锚费时,因之落后,然亦疾驰,竞就配备”,绝然相反。同汉纳根报告中“诸华舰颇能如余之意”的说法完全不同。足以证明太莱记载之虚伪。北洋舰队由双纵阵改为特角雁行阵时,阵形有些“散漫”,其原因是“我军阵势初本椅角鱼贯,至列队时,复令作椅角雁行。……以致在后四队之济远、广甲,五队之超勇、扬威,均赶不及。缘四船鱼贯在后,变作雁行傍队,以最后之船斜行至偏旁最远,故赶不及,而阵已散漫矣。”这种“散漫”,只是在改变阵形时暂时出现,到进入炮火射程时,北洋舰队已编成一个严整的特角雁行阵。正如日本记载所说:“在战斗开始时,清舰保持鳞次阵形,并以约六节速力奔驰,各舰亦能保持间隔”。日本舰队先锋舰吉野的海战记事里明确记载:“敌之队形开始时为不规则之队形。(十二时)四十五分队形渐趋整齐,成为规则之后翼梯阵”。汉纳根的报告说:“午后十二时半,旗舰定远以五千二百米达之距离开始炮击。……清国舰队,此时乃守后翼单梯阵,以当敌人”。参加黄海海战观战的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也说:中国舰队“以两舰相对,自顶点各向正横后约四十五度线上,左右排列,状若锯齿,……自日舰观之,恰如楔形,V形”。尽管这些中外史料对北洋舰队的阵形有“鳞次阵”、“楔”形阵、“V”形阵、“椅角雁行阵”等种种不同记载,实际上是一个阵形,即丁汝昌所说之“夹缝雁行阵”和汉纳根所说之“后翼单梯阵”。既不是如太莱所说的混乱的“半月形”,也非如董文所断定的“横阵的变形”。

第四,如果刘步蟾真如太莱所说,为了企图居中躲避敌方炮火而擅改纵阵为横阵,就必然待其他各舰排列成横阵后再行前进,绝不会横“队未整”,而冒险直前。但事实恰恰是在后续舰“均赶不及”和横“队未整”的情况下,刘步蟾即指挥定远急急先行,并始终居于夹缝雁行阵的“人”字形之首,而将自己暴露在敌方炮火之下,这怎么能收躲避敌方炮火之效呢?
由此可见,太莱断定刘步蟾擅改阵形之说,并无真凭实据。其唯一根据,就是海战时所采取阵形同太莱本人不曾参加的所谓“战时会议”议决阵形不同。怎么能只凭这一条,就轻率地否定丁汝昌、汉纳根的报告的真实性,宣布刘步蟾擅改阵形“是客观存在,要想隐瞒是不行的”呢?
为了论证太莱记载的可靠性,董文引用了不少第二手资料为佐证。但这些史料,不仅不能证明刘步蟾擅改阵形,却得出相反的结果。例如,作者引用《晨园漫录》中关于海战“致败之由,当时论者谓原因虽多,要以横阵之不良为最大失策……”这段话,做为刘步蟾擅改阵形的“有力旁证”。但这段话不仅不能证明刘步蟾擅改阵形,反而有力地否定了太莱的诬陷。因为在上引的那段话之后,《晨园漫录》紧接就分析了北洋舰队之所以采取“横阵”,“亦自有故”。其原因是“我各军舰之购置,其最新者亦距开战十二三年。其时军舰之仪装,大抵专注重舰首之重炮,而于两舷侧之速射炮则不甚加意……其后速射炮日益发达,我各舰仍然依旧,未曾加以改造”;、“至日本之各新式巡洋舰,概皆购自开战之直前,……以舰令论之,较我殆少十年,船械俱新,尤以速射炮为其最有力之武器。在此种情势之下,故我舰思欲利用舰首之重炮以资与抗,而欲利用舰首重炮,自以布成横阵为最便”。《晨园漫录》对于北洋舰队阵形的分析,同丁汝昌报告中所说“各船均以船头抵御,冀以大炮得力”,因而采取“夹缝雁行阵”的原因是一致的。这岂不是正好说明北洋舰队阵形并非刘步蟾所擅改,而是为了发挥“舰首重炮”炮火威力由丁汝昌等采取的吗?

为了论证“刘步蟾在海战时儒怯怕死”,董文还引用了御史安维峻、翰林院编修张百熙的奏折和罗敦曧的《中日兵事本末》作根据。安维峻和张百熙是主战派的京官,他们不满于季鸿章的对日妥协政策,在参奏李鸿章的同时,迁怒子季的部下丁汝昌、林太曾、刘步蟾等北洋舰队的主要领导人。罗致罪状,弹劫攻击。如说丁汝昌“性情浮华”,“虽为海军统帅,而平日宿娼聚赌”,“畏葸无能,巧猾避敌”,是贻误军机的“罪魁”。说林泰曾、刘步蟾“安富尊荣,拥以自卫,其昏庸畏葸更甚于丁汝昌”等等。但所举罪名,皆与事实不符。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攻击之词,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据是不合适的。
罗敦曧的《中日兵事本末》一书,正如董文所说,系脱胎于姚锡光的《东方兵事纪略》,这已是第三手资料。且歪曲事实,混淆黑白的地方很多。例如《东方兵事纪略》曾有海战一开始,“管带总兵刘步蟾闻战惶惧,汉纳根劝入舱避,旋色定复出,亦能始终战事”的记载。这本不符事实。据太莱记载,北洋舰队一发现日舰,刘步蟾即在飞桥上同丁汝昌、汉纳根一起观察敌情,研究应敌之策,一直到舰队起锚。起锚后,刘步蟾立即进入隙望塔,“立塔内之梯口”指挥作战。参加黄海海战的定远舰炮手陈敬永等人也说,刘步蟾、丁汝昌“都顾不得吃饭,在船头观察日本舰队的行动”。,那里有被汉纳根“劝入舱避”之事!如有此事,太莱岂能不加以揭露?即使这条材料属实,也不足以证明刘步蟾是一个贪生怕死之辈。但是,这段本无其事的记载,到了罗敦曧笔下,却又成了“管带总兵刘步蟾闻战震悚失次,洋员汉纳根代其指挥,始能毕战。”把功劳统通记在汉纳根账上。颠倒黑白,一至于此。用这样的资料来论证刘步蟾的贪生怕死,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董菜时…哇哈哈哈就是一棵烂白菜坏了一锅汤

八嘎，那炮是镇远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