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你刚才讲一路,你也碰到了这么多的东西,但是到最后,你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八年以后,我觉得天是真的公平的。
康洪雷:真的公平,真的公平。你能不相信吗?我始终说一句,我特别相信。世界是公平的。对谁都是一样,就看你坚持不坚持。
“我用最大的快乐和幽默,来掩饰和展示心中的伤感和愤怒”
何东:《北京青年周刊》有一个我的学生叫李兰。他采访你,我问他,我说康洪雷好采访吗?说非常好采访。就是他不会怠慢任何跟他认真的人。那么他写了稿子以后,他说,他告诉我,他说我跟康导谈《士兵突击》这个戏的时候,他用得最多的词就是愤怒。但是我听了他这个话呢,我不太相信,因为我看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士兵突击》这个戏,还有《青衣》,我总体的感觉,就是看这两部戏的深层的东西,你好像是一个对身边,周围的人和事情都是非常温和,甚至一个很宽的人。事实上是这样吗?
康洪雷:我是后天努力在培养自己这样去做。我要用我最大的快乐和幽默,来掩饰我心中的伤感和愤怒,用我最大的快乐和幽默,展示我心中的伤感和愤怒。我是一个特别容易被激动的人。
何东:那你从小是一个对你身边的不良的东西,或者不好的现象感到特别容易愤怒的人吗?
康洪雷:那不容易。我其实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人,我小的时候确实是,怎么说呢?我记得我母亲,我在那个钥匙孔里,我看到我三个老师围着我母亲那一天,我母亲脸上特别红,说我的时候,我在那天我明白,我一定不能让我母亲再这么来,从那天我就告诉自己,怎么才能不让她来,你必须得学习。可是那时候学习对你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可能学下去的事情。
然后我就,我记得我的老师,鼻孔特别大,穿一个白警服,就那时候警服是白色的,每天都干干净净,因为内蒙你知道,风很大的,他那个地方很干净,他特别吸引你,你就看他,一个男人怎么能那么干净。你就发现,他嘴里的好多东西进入你耳朵里了,现在注意力集中了,由于你看他的衣服,注意力集中了。所以好多东西进来,所以那时候鲁迅的很多东西让我知道,很多东西让我知道。然后我们的数学老师,梳两个小辫子,我记得那个扎辫子的一个是黑的,两个是不一样的。现在看来人家是个性,那时候叫美感,那个时候不懂,老觉得是早上起床她太着急,由于这样注意了,一元二次方程我知道了。后来人说,这孩子学好了,他很注意力听课,后来我回想,是什么吸引我呢,是讲课者的衣着和他的特质和特点,让我慢慢注意他。其实那时候你没开小差。于是一元二次方程明白了,鲁迅很多很多文章明白了。就这样的东西,是我慢慢走向一个,我觉得这是对的一个路。
然后我到了艺校以后,只要一上音乐欣赏,我同学全跑了,上街玩的,我就想那么好听,后来我发现,就我们几个坐在教室里,老师讲,老师讲,这叫华彩乐段,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一个东方的商队和西方的一个兵队在交错而过的那个组曲,他讲的那么生动,我就听。我就发现音乐欣赏是一个真好真好的课,到今天都对我有一个帮助。你拍一个东西,用什么音乐,用什么音乐来支撑,你跟作曲家怎么谈。赵季平老师那时候给我做的《青衣》,包括《民工》,那个音乐的那个准确,我俩在机房里,老赵拍大腿,那个长度的那个准确,没拿尺子量,没拿标尺量,就那个默契,我觉得都得益于上学的时候你对音乐的那个喜欢,这个喜欢来自于老师的讲解的生动。我觉得这都是我向这面走的对的一方面。
那么然后对这些不好的事情,怎么来克制,因为你不好,我说一件事,以前我一直不爱说这事。1983年,我刚刚到电视台,3月15日,第一年学雷锋,我就把郊区市委书记的儿子打得躺在地上,赔了一千五百块钱,83年一千五百块钱是多少钱。而且我还不是因为我,因为我们传达室的一个大爷,我很尊重这个大爷,然后这个人到我们这儿来打电话来,完了大爷说,你把电话拿起来,放下再拨,他就出言不逊,我正好路过看不惯,打起来了,然后就把人打坏了,赔了一千五百块钱。从那天以后,我觉得打架是一件特没意思的事情,打架是要付出代价的事情,从那以后真的很少再去打架。真的很少。在那之前没有人能劝得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