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自《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以来，游侠在文学作品中不断闪现，至明清侠文学蔚为大观。在此过程中，游侠的行为和人格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明清游侠崇尚血气之勇，但更追求忠义; 有轻生死重然诺的墨家精神，但更有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三侠五义》可看成对古代侠义精神做出的一种修正。另外，在《水浒传》中表现的侠客归顺官府的叙事模式，至《三侠五义》终于成熟。
关键词:
《三侠五义》;游侠;忠义;侠义精神

《史记》中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可看作是侠义小说的源头。然而，后人对任何一种“精神原动力”的接受都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地渗透着当下的时代精神与价值取向，从而对精神原动力进行修复与重构。侠义精神在《三侠五义》中的变异就是如此。

一 从尚气到尚义
春秋战国时期，任侠之风极盛，韩非对此极为不满。他在《五蠹》篇中对游侠做了猛烈的抨击: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1〕( P449) 韩非认为“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1〕( P456) 的游侠之士，不利于法的推行，甚至会对社会造成危害。
不过，韩非的主张并没有完全被当政者重视，为侠者的队伍日趋庞大。司马迁遭李陵之难而无人援救，加上自己“尚气好侠”的个性，在《史记》中特辟《游侠列传》，有云: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2〕( P1 761)“而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邪?”〔2〕( P1 762) 自此以后，对游侠的看法大多承韩非、司马迁两家而来。班固虽然赞赏游侠“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的行为，但对侠客“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深致不满，表现了班固维护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和专制皇权的立场。这种观点为后世接受，唐代李德裕在《豪侠论》中更具体地指出，游侠人格应有的标准“义”。他说: “袁盎、汲黯，皆豪侠也。若非气盖当世，义动明主，岂有是名哉……所谓不知义者，感匹夫之交，校君父之命，为贯高厄汉祖者是也。”〔3〕( P4 292 － 4 293) 李德裕称许袁盎、汲黯，贬斥贯高，认为游侠尚气，必须有正义贯串，如若不然，废义行气，即为盗贼。显然，李德裕的“义”不同于江湖义气，而是一种带有极强政教品质的道德规范。
孔子在《论语·公冶长》中说: “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这义也就是《礼记·中庸》中的义: “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意思是，以尊敬贤人为最大的“义”，亲爱亲人而区分远近差别，尊敬贤人而区分贵贱等级，“礼”就产生了。“义”与“礼”相连，这就要求人们的行为遵从社会等级规范。《吕氏春秋》称: “义也者，万事之经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可见，“义”是符合政治秩序的一种道德规范。游侠“以武犯禁”，连称许游侠的司马迁也承认它是“不轨于正义”的。游侠的行为规范确实是有修补的必要。
在《三侠五义》中，包公故事逐渐让位于侠义故事。书中的包公成为侠义之士的总指挥。我们知道，元杂剧《蝴蝶梦》和《鲁斋郎》中的包公，关注被损害的市井小民，面对的是权豪势要〔4〕( P144 － 150) ; 而《三侠五义》中的包公，面对的是叛贼权奸，斗争更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这时，单靠包公的清廉正直是不行的，需要别人帮助。第八十六回，宋代仁宗见襄阳王反迹已露，决心剿除。包公密奏道: “若要发兵，彰明较著，惟恐将他激起，反为不美。莫若派人暗暗查访，须剪了他的羽翼，然后一鼓擒之，方保无虞。”暗查访、剪羽翼是侠义之士的看家本领，诸如智破铜网阵、活捉襄阳王的行为也就成了天子所恩准的忠烈侠义之举，完全没有“以武犯禁”的毛病。

在《三侠五义》中，“侠士与清官结合得越来越紧密，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5〕( P123) ; 而且，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清官在与叛党斗争中，往往会遭到不测。包公如果没有展昭等人的帮助，肯定会被庞太师等邪恶势力暗害; 颜查散如果没有白玉堂的保护，早被襄阳王派人刺杀了。因此，无论是出于维护正义还是出于自身安全的需要，清官都离不开侠义
之士。而侠义之士又因为有了清官的支持，使其剪恶锄奸的行径得以合法。清官使侠义之士的行为显得师出有名。
在《三侠五义》中，我们可以发现，侠客的正义之举如果没有清官的认可，这种独来独往、出于个人意气的行为也是不值得称道的。第五十七回，蒋平为了劝白玉堂归顺朝廷，采用激将法，他把白玉堂的侠行说成是黑暗中的勾当，并把这种行为与天子升堂、与包公升堂进行对比，愈显示其行为之无价值。蒋平这样奚落白玉堂，就是因为白玉堂我行我素，他的行动并没有得到哪位清官的指令，他的身份更没有得到朝廷的确认。
《三侠五义》强调侠义之士为清官服务，甚至肯定侠客的违法栽赃之举。第七十二回写包公的门生倪继祖外任杭州太守，甫及上任即被恶霸马强所执。倪继祖被北侠欧阳春救出后，马强依仗叔父马朝贤在皇宫当差，竟反诬倪继祖私行出游，结连大盗，对他家进行明火执仗的抢劫。倪继祖暂行解任，赴京城与马强对质。包公因为与他有师生之谊，只得回避。黑狐妖智化冒充民工从皇宫盗出九龙冠放入马强府中，再由小侠艾虎告发主人马强窝藏九龙冠的罪行。这分明是栽赃陷害。但艾虎他们陷害的对象是为非作歹的马强，拯救的是忠臣义士，所以也被看作是忠烈侠义的壮举。
清官与侠客相结合，可以调和江湖侠义与朝廷规范的不相容的关系。侠由以武犯禁的意气莽汉变成忠于朝廷、清官的义士。这是《三侠五义》对游侠之士的行为准则的重要修正内容。

二 从墨家精神到儒家情怀
《三侠五义》中侠客的行为准则是从尚气到尚义的转变，伴随着这种转变，侠客的人格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即表现为由践行墨家精神到崇尚儒家情怀的转变。
侠与墨有直接关系。王桐龄在《儒墨之异同·结论》中说: “孔门之大儒绍述道统者为曾子、子思、孟子，皆学者; 墨门之钜子绍述道统者为腹朜、孟胜、田襄子，皆豪侠。”〔6〕( P55) 把任侠的轻命以利人作为“仁”的内涵。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中明言“墨子之徒为侠”〔7〕( P159) 。王桐龄的《儒墨之异同》更具体地阐述道: “学墨不成，强梁者流为势豪，驵作者流为大猾，狡桀者流为大盗，此类危险人物，西汉中叶以后已绝迹。然唐代小说《虬髯客传》、《红线传》、《刘无双传》、《剑侠传》，元代小说《水浒传》所载之理想
的人物与事实，为当时社会背影。其心思之巧，手段之辣，律己之严，赴义之勇，犹有古侠士面影。其替天行道主义，戕官救民主义，杀富济贫主义，隐然墨教徒之遗风也。”〔6〕( P57 － 58)这充分说明墨家影响游侠的人格理想，墨家对大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肱，胫无毛，沭甚雨，栉疾风，置万国”〔8〕( P1 077) 赞不绝口。这样，侠的精神可追溯到墨家所效法的大禹身上。汉代大侠朱家“家无馀财，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过軥牛”〔2〕( P1 764)。“剧孟死，家无余十金之财”。也许他们这种经济拮据的情况，与他们倾财结纳、斗进斗出的生活方式有关; 但是，这种好俭的节操是那些“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趟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的不法之徒难以望其项背的( 《史记·货殖列传》) 。这种好俭的品性如同墨子“以裘褐为衣，以跂跷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8〕( P1 077) 的精神。

墨子的“万事莫贵于义”〔9〕( P220) 是建筑在“兼相爱，交相利”的基础上的。墨子之徒对于“士损己而益所为也”的原则，能身体力行。墨子本人听说楚惠王准备攻宋，赶到郢都与公输般斗智。《吕氏春秋·上德篇》说墨者钜子孟胜受楚国阳城君之托，替他守国，“毁璜以为符。约曰: ‘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 ‘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弟子徐弱劝阻他，孟胜说: “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墨子这种“杀己以存天下”〔9〕( P 196) 的大无畏精神、救人困厄、扶弱铲强等种种表现，与游侠重然诺、轻死生、急人所难等行世处世原则，是有内在的关系的。
春秋战国时期，游侠多为义任侠，为名节、为荣誉任侠，耿介特立，如曹沫、荆轲、聂政等。两汉游侠修行砥名，刻意自励，乃至敛已讳饰，虽阴贼著于心而外行仁厚。但从总的来说，仍然有可称的侠气。譬如在秦末，楚地就流传一句谚语: “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这种游侠人格对后世影响深远。刘斧的《青琐高议》前集卷4《王寂传》载，宋代汾州义侠王寂“不妄然诺，尤重信义。里人云: ‘得千金不如寂之一诺。’其为乡闾信重如此”〔10〕( P1 036) 。这显然是受到汉代大侠精神的感召，这种遵信而不违游侠的人格显示出超凡脱俗的魅力。

游侠在齐民养名、作惠作威的同时，又意气自许，发奋扬厉至于恣睢悍顽，对社会构成了危害。两汉以来的统治者对游侠的翦除不遗余力。汉武帝时，酷吏王温舒在河内郡捕杀豪侠，“大者至族，小者乃死”，“至流血十余里”〔11〕( P3 656) 。成帝时，长安令尹赏得到“一切便宜从事”的授权，穿地数丈，修“虎穴”，拘箝长安游侠和轻薄少年恶子，致一时“亲戚号哭，道路皆歔欷”〔11〕( P3 674) 。来自于正统道德规范的谴责也同样严厉。班固这位正统儒家的学者，为其“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杀身亡宗”〔11〕( P3 699) 而扼腕叹息。明朝陈继儒在为时人洪世恬的《侠林》所作序中，表示“子侠乃孝，臣侠乃忠，友侠乃信”〔12〕( P444) ，但忧虑“摹豪杰者，学任侠不得，流为奸雄，又流为盗贼”〔12〕( P445) 。
政府的严厉打击和舆论谴责，虽然没有彻底清除社会上的任侠风气，但是对侠的行为产生了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规范了侠客的人格行为。如果对照《三侠五义》的侠客行为，我们可以发现，侠客人格在保留一些墨家遗风的同时，更多了儒家兼济天下的情怀和舍生取义的气节。同时，他们将操行品德置于武功之上，强调“武德”“仁术”。这里，不妨做一些分析。
游侠以诚信相与为交游的原则，自然透出不同凡俗的敦厚与高洁。但这并不意味着游侠不食人间烟火，他们对待得失取予，总求恩怨分明，报偿不爽，这是他们交游的利益原则。
游侠的报就是报德或报怨的问题。西汉栾布为燕相时宣称: “穷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 富贵不能快意，非贤也。”栾布“于是尝有德者厚报之，有怨者必以法灭之”〔2〕( P1 479) 。栾布报德报怨，也是历代游侠的共识。
对于以德报德，社会容易接受，可怕的是报怨。游侠的报怨往往充满了一种嗜血的疯狂。汉代大侠原涉“外温仁谦逊，而内隐好杀，睚眦尘中，触死者甚多”，其门下“刺客如云，杀人皆不知主名”，有人骂他“奸人之雄”，门下之客就会“即时刺杀言者”。当有人问他: “何故遂自放纵，为轻侠之徒乎?”他回答道: “子独不见人家寡妇邪? 始自约敕之时，意乃
慕宋伯姬及陈孝妇，不幸一为盗贼所污，遂行淫失，知其非礼，然不能自还。吾犹此矣。”〔11〕( P3 715) 原涉把自己比成被盗所污的寡妇，道出了游侠既然为社会所否弃，便变本加厉地以暴力对抗社会的扭曲心态。江湖好汉快意恩仇更是如此。在《水浒传》第三十回《张都监血溅鸳鸯楼武行者夜走蜈蚣岭》中，武松连杀了12 个人。他杀蒋门神、张都监、张团练也就罢了，其他人都是无辜的。《水浒传》中的“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总是伴随着破坏性的打、砸、抢、烧、杀，这种报复行为往往造成良莠不辨，玉石俱焚，其行为是官匪难分，分别的只是对百姓生命财产是“篦”或“剃”而已。

《三侠五义》也有“报偿问题”，但只有报恩，没有逞一己之快的血腥报仇。在展昭成为“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后，丁兆蕙怀疑展昭寻山觅水的表白，展昭回答: “小弟不撒谎，其中若非关碍着包相爷一番情意，弟早已挂冠远隐了。”
展昭的表白揭示了侠客与清官结合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包公的权势，而是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取向。这如同豫让“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的还报宗旨。陷空岛“五鼠”对朝廷的归顺也是因为包公的知遇之恩。
游侠本来仗着一柄“私剑”，浪迹于乡曲市闾之间，寻找他们的用武之地。当他们能将忠勇的精神施诸国家、天下苍生时，就表现出兼济天下的精神，体现了侠者的大勇毅，是游侠最为闪光的品格。
当游侠与兼济天下发生关系时，他们的行事方式也必定带有更多的世俗化。比如《三侠五义》中白玉堂主要情节有猫鼠争“名”和“气”、受命访拿北侠、夜探冲霄楼等，无不以“名”为导火线，引发中心事件爆发。白玉堂的道德更多地染上了民间“好名”的色彩。南侠展昭在封官后的举动也变得稳重，如第二十七回《仲禹抡元熊飞祭祖》对展昭衣锦还乡的描写。这些义士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在为国效力的同时，更多一些些常人的生活。这也是儒家世俗理想的一种写照。

三 从侠客政治依附到侠客效忠的叙事
侠客在作为个体英雄时，就有一种政治性的依附。
从《史记》中可知，汉初大侠剧孟在七国之乱时曾经依附于绛侯周亚夫，卫青曾经为郭解在汉武帝面前说过情，他们对公侯的依附性是明显的。鲁迅先生在《三闲集·流氓的变迁》中道破这种秘密:“到后来，真老实的逐渐死完，止留下取巧的侠，汉的大侠，就以和公侯权贵相馈赠，以备危急时用来作护符之用了。”〔7〕( P159) 这种情况到唐朝裴铏的《聂隐娘》和袁郊的《红线传》等，也没有根本改变，“聂隐娘和红线两位女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正义，扼制了邪恶，但是她们也充当了藩镇割据相互争斗的工具”〔5〕( P11) 。不过，汉唐侠客虽然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是往往选择功成身退，保留了笑傲江湖的个性和自由。
《水浒传》在侠客归顺朝廷这一叙事模式中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水浒传》前七十回表现了梁山好汉反贪官污吏的行侠仗义之举。武松、李逵、解珍和解宝等痛快淋漓地报恩复仇，这种“以武犯禁”的行为类似郭解“少时阴贼感概，不快意，身所杀甚众”，虬髯客以“天下负心者”的心肝下酒，古押衙为成全王仙客与无双，“冤死者十余人”。他们在不轨于法下展现嗜血的野蛮与冲动。《水浒传》后五十回的内容是招安、征辽、平方腊。这是梁山英雄在政治上的自我救赎。“这种救赎，从政治层面上看，似乎化解了宋王朝面临的两大政治危机———内忧与外患; 从思想层面上看，标志着‘梁山故事’向主流政治文化的回归。”〔13〕( P52) 小说在叙事上，宋江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对先前晁盖提出的“竭力同心，共聚大义”的修正。宋江的举动是梁山好汉将告别过去与官府对抗、主动向朝廷归顺的一种姿态。然而，梁山好汉归顺朝廷后的种种努力，并没有得到主流文化的认同，梁山英雄获得的是悲剧结局。这种叙事也表现在《喻世明言·汪信之一死救全家》中，汪革虽然本无反心，但因攻杀朝廷命官，结局是家破人亡。
这也不奇怪，以儒学纲领立国的封建专制，要求人们牺牲他们的个体价值去“修身齐家平国治天下”。个人只是专制政体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无论宋江等人如何表白，包括日后为朝廷做了很大牺牲，都无法改变他们原本是草寇的现实。最后，人们从清官身上为侠客找到了出路。于是出现了以《三侠五义》为代表的侠义公案小说，此外还有《施公案》《七剑十三侠》等。这些侠义公案小说“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14〕( P281) 。至此，侠客归顺清官的叙事模式终于完成。

既然他们是忠烈侠义之人，《三侠五义》中的豪杰自然也就不会如《水浒传》英雄那样，最后落得个“飞鸟尽，良弓藏”的悲剧。
《三侠五义》不仅在人物设置、题材选择上很好地服务于“忠烈、侠义”的主旨，而且在小说的内部叙事技巧上，注意设置曲折的故事情节，展现案情的扑朔迷离。比如在第十回《买猪首书生遭横祸扮化子勇士获贼人》中，一案插入几个故事，大故事套小故事，故事连故事。而这叙述繁简、故事的出人意表又是为表现清官的明察秋毫和侠客的不畏艰险服务的。
总之，《三侠五义》悬念的运用使得故事虽多而不乱，虽繁而不缛，往往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较好地塑造了人物形象，尤其是侠客的形象，吸引了广大读者。
“刺客是天壤间第一种激烈人”〔13〕( P52) ，大多具有刚毅的性格和尚义的热肠。自《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以来，游侠在文学作品中不断闪现，至明清游侠文学蔚为大观。在此过程中，游侠的行为和人格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完成了从崇尚血气之勇到追求忠义、从轻生死重然诺的墨家精神到兼济天下的儒家情怀的人格转变，表现在叙事方式上是侠客归顺官府的叙事模式逐渐形成，至《三侠五义》这种叙事模式终于成熟。《三侠五义》可看成对古代侠义精神做出的一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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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石玉昆． 三侠五义〔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除了说五爷为名外，基本同意吧

大总结～

感觉文章整理的很用心~~虽然得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