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背文，应该是“右上”
燕国的历史背景很复杂，以前曾经认为燕的初封地在今河南郾城一带，但根据今天在河北北部地区的一些考古资料来看，有许多殷人的墓葬与燕王室墓葬交错在一起，且根据史书记载，当初武庚叛乱，逃跑的方向即为东北方向，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殷人与燕的联系是非常密切，所以才把召公这样的重臣封到偏远的燕地。可见周王室对燕的重视程度，其文化自然也是十分光辉灿烂的。燕国的明刀亦在先秦货币系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始铸于战国中早期，是由燕国尖首刀（乙型尖首刀）演变而来的，按其形制，大体可分为三式（我指出的是其最明显的形状差异，尚有许多特点，由于时间所限故不赘述）：（1）刀身与刀柄处连接呈弧折，刀柄上有两道平行线，不伸入刀身，此为早期明刀（2）刀身与刀柄处连接呈弧折，刀柄上有两道平行线，伸入刀身，此为中期明刀（3）刀身与刀柄处连接呈方折，刀柄上有两道平行线，伸入刀身，此为晚期明刀明刀上面的文字亦成为历代钱币、考古、历史、文字学家争论和考证的焦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明刀的面文、背文的解释虽然没有完全统一，但也是逐渐明朗和成熟起来。可是，近年来人们对于内蒙赤峰的夏家店文化的研究和考察，发现春秋战国时代我国东北的游牧民族— —东胡在其器具和石刻上的一些符号与燕明刀的背面铭文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这对明刀背文那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那么到底明刀上的铭文是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还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呢？以下对于燕刀铭文的看法：
1、因制作刀币工匠为民间所出，而礼器为官方铸造。按照张弛先生的说法，燕国刀币的某些背文符号应为金文简写。特别是四大主要文字：“左”、“右”、“易”、“行”的文字释义，其中列举了金文出土资料作为对照以及分析了文字演变的情况，我觉得基本上符合常理。
燕国处于和戎狄杂居的地方，他们的文化多少会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但我觉得燕文化应该是中原和游牧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把燕国文化简单的归为任何一种势力影响下的结论都有些牵强。
2、对于在夏家店文化层中所发现的符号，我发现有一些与燕刀背“左”、“右”的上半部分十分类似的符号。（见下图对照）
如果把这些符号（特别是“左”“右”二字）和燕刀背文联系在一起的话，未免也有些不通情理。 因为，燕刀的铭文“左”“右”是完整的文字，尽管有的铭文字型散乱，但那是由于铸造的工匠来自民间，他们的文化水平低下，刻范时比较随意所致。结合出土的青铜器上的文字，“左”、“右”二字的上下部分本为一体，如果把它拆开而去与另外一种没有破译的符号联系在一起是难以理解的。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燕国铸造的方足布“右明新冶”中的“右”字与明刀背文完全一致，如果说其中的“右”字是上下两个符号的话，那么也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值得一提的是，今人在对燕下都附近的古青铜器铸造作坊遗址的发掘时发现，遗址中各类器具的陶范“应有尽有”：其中包括兵器、农具甚至明刀的范。且燕国负责铸造兵器的官职为“工（攻）尹”，有左右之分，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明刀背面的“左”、“右”代表铸造“部门”。
至于三期明刀背面“上镜率”较高的“易”、“外炉”、“行”等铭文，文字结构十分成熟（且“易”字在燕国的印章中也有发现）。基本上可确定三期明刀的背文是正规的文字，有确切的含义，绝非所谓“古人占卜之痕迹”。
3、关于符号的含义，我认为应该分成两部分看待：一部分是四大主要文字“左”、“右”、“易”、“行”（后两种在磬折刀中较为常见），它们代表的是铸造的地点或者负责铸造的部门；第二部分是主要文字下面的符号，代表炉记或工匠组的代号。这种符号可能出自民间的简化，它的来源也不是单一的中原文化或者单一的游牧文化，应该是两种文化的“结晶”。 如果将这些背文归于没有破译的文字符号的话，则需要对其进行重新的认识，那么这些符号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或者是表示一种图腾？对于燕布“右明新冶”又该怎么解释呢？这样一来把问题复杂化了，而且也不符合燕人的习俗（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比较落后，少数符号也许就可以记录自己的日常事务，而燕人为定居生活，农业为主，兼畜牧业，少数的符号显然无法满足燕人的日常生活需要）。
4、关于燕刀正面文字的释义，据说先后有10种说法，但目前以“明”、“偃”、“易”最为流行，最近又有学者提出释“眼”读“邑”的新奇说法，总之众说纷纭，各有千秋。但没有任何一种说法能够具有完全的说服力。我认为该字应为某一文字的简写，至于原字究竟是什么我并不清楚，至于其是否是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而与金文“融合”产生的一种简体或变体，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期明刀背面的主要铭文
二期明刀背面的单字铭文
二期明刀背面的“右系列”铭文
二期明刀背面的“左系列”铭文
二期明刀背面的其他符号组合铭文
三期明刀（磬折）背面的单字铭文
三期明刀（磬折）背面的“外系列”铭文
三期明刀（磬折）背面的“行系列”铭文
三期明刀（磬折）背面的“易系列”铭文
以上是燕国明刀背面的主要铭文，分析这些文字，再与燕国尖首刀上的铭文进行对照，可以发现这些符号基本上都是从尖首刀传承下来的。上文中我提出我对于这些铭文的自己的看法，但这些符号究竟代表什么含义，对于我们了解燕国的经济、文化和钱币铸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左”“右”“易”“行”等铭文已经在燕国的各类青铜器具中发现并得到确认，下面我将讨论的是几大“体系”的“第二部分”的符号。 溯源，是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法。既然我们知道明刀是有尖首刀演变过来的，而且其上的符号，特别是上文提及的几大“体系”的“第二部分”符号基本吻合。此外，鲜虞、中山国的尖首刀（丙型尖首刀）上面的铭文也和燕国尖首刀基本一致，而山戎尖首刀（丁型尖首刀）上的铭文有一部分一致，还有一些是自己特有的符号。鲜虞、山戎属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燕国附近，可以说这些符号是彼此共同影响的结果。内蒙夏家店文化发现的符号属于东胡。它们也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游牧民族，和燕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符号究竟是谁影响谁的结果，还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目前还没有定论；那些符号究竟代表什么含义？燕国的工匠在铸造刀币的时候为什么要把那些符号刻在钱范上，他们在燕国究竟代表什么？我一直在猜测，这些符号是不是在各国有特殊的或各自的含义，或者它们外型相似只是一个巧合，抑或有些类似于汉字在日语中的含义变化，即“同源异意”。这些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我相信谜底终究是会揭开的！
燕国的历史背景很复杂，以前曾经认为燕的初封地在今河南郾城一带，但根据今天在河北北部地区的一些考古资料来看，有许多殷人的墓葬与燕王室墓葬交错在一起，且根据史书记载，当初武庚叛乱，逃跑的方向即为东北方向，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殷人与燕的联系是非常密切，所以才把召公这样的重臣封到偏远的燕地。可见周王室对燕的重视程度，其文化自然也是十分光辉灿烂的。燕国的明刀亦在先秦货币系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始铸于战国中早期，是由燕国尖首刀（乙型尖首刀）演变而来的，按其形制，大体可分为三式（我指出的是其最明显的形状差异，尚有许多特点，由于时间所限故不赘述）：（1）刀身与刀柄处连接呈弧折，刀柄上有两道平行线，不伸入刀身，此为早期明刀（2）刀身与刀柄处连接呈弧折，刀柄上有两道平行线，伸入刀身，此为中期明刀（3）刀身与刀柄处连接呈方折，刀柄上有两道平行线，伸入刀身，此为晚期明刀明刀上面的文字亦成为历代钱币、考古、历史、文字学家争论和考证的焦点。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明刀的面文、背文的解释虽然没有完全统一，但也是逐渐明朗和成熟起来。可是，近年来人们对于内蒙赤峰的夏家店文化的研究和考察，发现春秋战国时代我国东北的游牧民族— —东胡在其器具和石刻上的一些符号与燕明刀的背面铭文有许多类似的地方，这对明刀背文那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那么到底明刀上的铭文是受到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还是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呢？以下对于燕刀铭文的看法：
1、因制作刀币工匠为民间所出，而礼器为官方铸造。按照张弛先生的说法，燕国刀币的某些背文符号应为金文简写。特别是四大主要文字：“左”、“右”、“易”、“行”的文字释义，其中列举了金文出土资料作为对照以及分析了文字演变的情况，我觉得基本上符合常理。
燕国处于和戎狄杂居的地方，他们的文化多少会受到游牧民族的影响，但我觉得燕文化应该是中原和游牧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把燕国文化简单的归为任何一种势力影响下的结论都有些牵强。
2、对于在夏家店文化层中所发现的符号，我发现有一些与燕刀背“左”、“右”的上半部分十分类似的符号。（见下图对照）
如果把这些符号（特别是“左”“右”二字）和燕刀背文联系在一起的话，未免也有些不通情理。 因为，燕刀的铭文“左”“右”是完整的文字，尽管有的铭文字型散乱，但那是由于铸造的工匠来自民间，他们的文化水平低下，刻范时比较随意所致。结合出土的青铜器上的文字，“左”、“右”二字的上下部分本为一体，如果把它拆开而去与另外一种没有破译的符号联系在一起是难以理解的。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燕国铸造的方足布“右明新冶”中的“右”字与明刀背文完全一致，如果说其中的“右”字是上下两个符号的话，那么也是令人无法理解的。
值得一提的是，今人在对燕下都附近的古青铜器铸造作坊遗址的发掘时发现，遗址中各类器具的陶范“应有尽有”：其中包括兵器、农具甚至明刀的范。且燕国负责铸造兵器的官职为“工（攻）尹”，有左右之分，所以我们有理由猜测，明刀背面的“左”、“右”代表铸造“部门”。
至于三期明刀背面“上镜率”较高的“易”、“外炉”、“行”等铭文，文字结构十分成熟（且“易”字在燕国的印章中也有发现）。基本上可确定三期明刀的背文是正规的文字，有确切的含义，绝非所谓“古人占卜之痕迹”。
3、关于符号的含义，我认为应该分成两部分看待：一部分是四大主要文字“左”、“右”、“易”、“行”（后两种在磬折刀中较为常见），它们代表的是铸造的地点或者负责铸造的部门；第二部分是主要文字下面的符号，代表炉记或工匠组的代号。这种符号可能出自民间的简化，它的来源也不是单一的中原文化或者单一的游牧文化，应该是两种文化的“结晶”。 如果将这些背文归于没有破译的文字符号的话，则需要对其进行重新的认识，那么这些符号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或者是表示一种图腾？对于燕布“右明新冶”又该怎么解释呢？这样一来把问题复杂化了，而且也不符合燕人的习俗（游牧民族的经济文化生活比较落后，少数符号也许就可以记录自己的日常事务，而燕人为定居生活，农业为主，兼畜牧业，少数的符号显然无法满足燕人的日常生活需要）。
4、关于燕刀正面文字的释义，据说先后有10种说法，但目前以“明”、“偃”、“易”最为流行，最近又有学者提出释“眼”读“邑”的新奇说法，总之众说纷纭，各有千秋。但没有任何一种说法能够具有完全的说服力。我认为该字应为某一文字的简写，至于原字究竟是什么我并不清楚，至于其是否是受到游牧文化的影响而与金文“融合”产生的一种简体或变体，有待进一步考证。
一期明刀背面的主要铭文
二期明刀背面的单字铭文
二期明刀背面的“右系列”铭文
二期明刀背面的“左系列”铭文
二期明刀背面的其他符号组合铭文
三期明刀（磬折）背面的单字铭文
三期明刀（磬折）背面的“外系列”铭文
三期明刀（磬折）背面的“行系列”铭文
三期明刀（磬折）背面的“易系列”铭文
以上是燕国明刀背面的主要铭文，分析这些文字，再与燕国尖首刀上的铭文进行对照，可以发现这些符号基本上都是从尖首刀传承下来的。上文中我提出我对于这些铭文的自己的看法，但这些符号究竟代表什么含义，对于我们了解燕国的经济、文化和钱币铸造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由于“左”“右”“易”“行”等铭文已经在燕国的各类青铜器具中发现并得到确认，下面我将讨论的是几大“体系”的“第二部分”的符号。 溯源，是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方法。既然我们知道明刀是有尖首刀演变过来的，而且其上的符号，特别是上文提及的几大“体系”的“第二部分”符号基本吻合。此外，鲜虞、中山国的尖首刀（丙型尖首刀）上面的铭文也和燕国尖首刀基本一致，而山戎尖首刀（丁型尖首刀）上的铭文有一部分一致，还有一些是自己特有的符号。鲜虞、山戎属于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生活在燕国附近，可以说这些符号是彼此共同影响的结果。内蒙夏家店文化发现的符号属于东胡。它们也是我国北方的重要游牧民族，和燕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些符号究竟是谁影响谁的结果，还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目前还没有定论；那些符号究竟代表什么含义？燕国的工匠在铸造刀币的时候为什么要把那些符号刻在钱范上，他们在燕国究竟代表什么？我一直在猜测，这些符号是不是在各国有特殊的或各自的含义，或者它们外型相似只是一个巧合，抑或有些类似于汉字在日语中的含义变化，即“同源异意”。这些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 我相信谜底终究是会揭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