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军队以武力平息国家的内乱，给国家带来一个稳定的社会，是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与拥戴的。一个国家以武力击败敌国的军队，消灭敌国的政府，将敌国的版图划归在本国版图之下，将敌国的人民归于自己统治，那么虽然是消除了战乱，却是会令这个国家的所有人民对自己恨入骨髓的。同样是以武力消除战乱，不同的情况所引发的后果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在中国历代的内乱中，那些以武力消除战乱，为国家带来一个稳定社会的政权就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而帝国以武力消除战乱，为国家带来一个稳定社会，却使得六国人民对帝国恨入骨髓。
国家攻占别国的土地，消灭了他们的政治主权，统治了他们的人们，却令他们对本国恨入骨髓。那么在这个时候，是对他们施以任何的恩惠都很难让他们消除这种仇恨的。国家一次性占领的土地、人口较少，那么即使他们怀有仇恨心理，政府也是可以控制住的，但这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还是处理它会好些的。而国家一次性占领的土地、人口过多，甚至于远超过本国原有土地、人口，那么政府若是不能尽早处理这种仇恨心理，那后果就会很严重了。
国家攻占了这个国家以后，该国人们没有仇恨心理，那是有两种可能了：该国原政府极为残暴，人们怨声载道，而本国在占领他们以后，又对那里的人们非常优待。另有就是该国的国民很没有骨气了，国家已经灭亡了，却还不懂得要仇恨侵略者。而在战国时代，虽然天下动荡大争，没有哪一年没有打仗，没有哪一国没有打仗，但各国的内政还是不会太昏的，因为内政太昏的已经不存在了。而且那个时代的各国人们的骨气还都是很硬的。所以在秦灭六国以后，六国人们对秦恨入骨髓就是不容置疑的了。
在现存的史料中，了解秦史的首选史书，就是《史记》了。司马迁是有着“秉笔直书”的美名的，而且是被世人誉为“史圣”，所以就很少会有人对《史记》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在赵圣云读《史记》的时候，那时还年轻，也并没有对《史记》有太多怀疑，而在圣云读过《商君书》逐渐了解法治思想精髓要义之后，是才明白《史记》的可信度是太低了，至少它对秦史的记述的可信度是太低了。所以去读《史记》，并将《史记》中对秦史的记载都当做事实的话，帝国确是很黑暗了，而只要将《史记》中那些黑秦的成分全部去除，那就会明白，帝国是很强盛的

从《史记·陈涉世家》中，是还可以找到多出记载以佐证这个论断的。陈涉在造反之前是有占卜过，大吉。而在占卜后又用了很多装神弄鬼的伎俩来增加自己的威信。既是法逼民反，不反就会死，那却为何还要占卜，且去装神弄鬼，难道占卜不吉就不造反，乖乖等死？既然用了这许多的伎俩，那就绝对不会是在必然要死的情况下才造反的。在陈涉造反，稍微有些声势以后，是与陈县的望族商计大事，商计的结果，则是打着“复楚”的旗号，既是苛政暴发，逼民造反，却又为何不以“反秦”为号，却以“复楚”为旗。在二世时期，天下大乱，而那些造反的叛军，却都是打着“复国”的旗号的，也就是说，二世时期的大动乱，实际上是六国贵族的一次复辟战争。
“天下苦秦久矣”。这是陈涉造反时说的，在《史记》中，这句话是出现过多次的。而正因为出现过多次，就更显现出这是司马迁捏造出来的一句话了。纵然是当时天下之人确是苦秦久矣，那么不同的人也是会有不同的说法的。例如即使是普通人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每个人也是会有不同的介绍方式的。所以，天下之人苦秦久矣，那陈涉会说“天下苦秦久矣”，而换他人，或许会说“秦害天下者久矣”、“天下之人，久受秦之害也”、“天下受秦之害而欲反者久矣”，凡此种种，少说也有几十种说法。而《史记》中，无论是谁，都只是一句“天下苦秦久矣”，那这就是有问题的了。
倘若天下苦秦久矣，却在始皇时期，未有一人敢公然反秦，而在二世元年，天下共反。既然是始皇暴政，而未有人在始皇时期造反，却都在二世时期造反。二世元年，是二世初值国政，仅数月时间，是很难断定二世是明君或是昏君的，即使二世所实政策，确是损民害民，那从二世在中央施政，再到全国各地百姓亲身感受到这些政策对自己的迫害，再到萌生反意，再到直接实施造反行动。这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的，几个月的时间，是不可能会恶化到如此地步的。天下苦秦久矣，却未在始皇时期造反，二世执政仅几月，不可能会恶化的如此迅速，而天下不在始皇时期造反，不在秦三世、四世造反，不在二世数年之后造反，却是在二世元年造反，这个时间也是很值得商榷的。

二世继位之时是只有一十二岁，是天下人都知道二世的能力是不可能会在始皇之上了。于是二世元年，天下反秦，就是必然了。首有楚人陈涉，联合众人造反，并于大泽乡密谋。陈涉造反，或是亡国之恨所致，或是知道天下必然会乱，于是最先下手，好谋些前程。因为此次造反，政府是没有任何过失，而且成功的几率很小，所以陈涉占卜吉凶，并用装神弄鬼的微末伎俩来为自己增加些支持。在攻回陈县之恨，又与当地望族商议，打着复国的旗号来增加支持。
陈涉一呼而天下响应，是六国百姓都看到了复国的希望，所以纷纷响应陈涉。帝国数百年基业，始皇数十年心血，打下的大秦帝国是在陈涉一呼之后，原六国故地纷纷倒向叛军这边。春秋战国时期，任何一个国家要从别国攻下一座城池，都是要花很大代价的。而在二世时期，只陈涉一呼，原六国城池就纷纷投降叛军了。这就是国民所具有的一种国家归属感了。春秋战国时期，天下虽乱，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国家的，所以当别国军队打来的时候，就是会拼死抵抗了。始皇剪灭六国，是六国之民恨秦入骨，所以只要有一个与秦作对的力量来招降他们，他们就会很容易投降了。在楚汉之乱的那几年里，投降是很常见的。
而原六国之民可以如此迅速的造反附逆，就是帝国用人失误的缘故了。政府用人是有两种情况的：用人以亲，用人以贤。在政府地位不是很稳固的时候，是应该用人以亲的。在政府地位已经很稳固的时候，就应该用人以贤了。始皇虽灭六国，而六国之民因亡国之恨而恨秦入骨，是帝国的根基很不稳固的，所以始皇是应该用人以亲才对，也就是帝国各地的官员都是由秦人来担任的。而六国人们担任的官职只是那些轻微的掌握不了权利，但在实行中央政策的时候，是由他们对天下的百姓直接交涉的。六国百姓对秦恨入骨髓，对秦政也会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这是对中央实行政策很不利的，所以由六国官员与百姓直接交涉，就会使这种抵触情况缓和很多。

帝国用人是多用六国的官员，用六国的官员来治理六国，而帝国派往天下各地的官员多是法官，又不派军队驻扎在天下各地。所以陈涉一呼而天下响应，那些叛贼杀死帝国派往各地的法官，而官员本身就是六国之人，所以各地的权力就很容易又被他们给夺去了。所以就有了《史记》的那句“当此时，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云梦县出土的秦简的墓主人喜的运气是很好了，是在始皇晚年逝世的，于是他才可以寿终正寝，并归于黄土。所以世人看到的就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帝国法官，不然也只是一个为叛贼刑杀的帝国酷吏而已。

大秦帝国军队的战斗力，是很少会有人轻视的。在帝国混乱的时候，是有太多人认为帝国军队的战斗力已经大不如前了，那就是很荒谬的了。帝国正规军队八十万，五十万留驻百越，三十万驻守长城。而在帝国混乱的时候，是只有章邯率领的由二十万工匠临时组织起来的军队，这支军队战斗力就是显然不能与正规军相比较的。但就是这样一支军队，却消灭的天下多处的叛乱。而百越的那五十万正规军，是在帝国混乱的时候，其统帅赵佗竟割据自立。至于长城的三十万正规军，却是只有十万回军平叛，而他们的行军速度也是太慢了，也没怎么打就投降的叛军。也就是说，在帝国最危难的时候，去平叛的，只有二十万临时组装的军队，正规军是没有参与。帝国以赵佗为帅，这就是帝国的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了。帝国是在灵渠修建完工之后才动用的军队，这个时候百越是已经没有太大抵抗的力量了，所以帝国是只需要一个能力一般的将领也可以完成这个任务的，况且帝国又不缺将领，又何必要用赵佗？赵佗在帝国危难之时，做出此等事来，倒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王离如此做法，就实难原谅了。王离的祖父、父亲是都受过帝国的厚恩，而且帝国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们，但在帝国危难的时候，王离率领大军竟行军缓慢，不尽力平叛，还最终投降叛军，这就是很难原谅的了。
帝国虽称以法治国，但帝国时期的法治，是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了，或许是始皇还没有明白法治思想的精髓要义。赵高、李斯是都有犯过死罪，却也都没有受到处罚。帝国各地又有许多的盗贼草寇，一个法治国家是不应该会有盗贼草寇的。而刘邦多次犯罪，都被萧何救了下来，可见帝国的法治是已经存在很严重的问题了。所以赵高擅权掌政，却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一个法治国家，是任何人犯罪，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的。而赵高不仅擅权掌政，且将帝国直接推向了地狱。

而天下之所谓暴政者，无非是汉儒胡说八道而已，汉王朝为了为自己正名，就必须要污蔑帝国，帝国残暴，自己造他的反，才会合理，不然，就是反贼草寇了。而两千余年，一直以为帝国为暴政，这就是儒家当道的缘故了。儒生为了使自己的思想可以作为国家的主流思想，就会用尽心思将帝国黑到最黑的地步，帝国是用法治，帝国残暴，法治就残酷，法治残酷，儒家思想才会是正统、才会被天下人所传颂。

高见

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