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一批“中国脊梁”的凄凉晚景
作者：万静波、吴晨光、谢春雷
被遗忘三十年的法律精英：一群老知识分子的坎坷命运足以让我们警惕：有些忽略，会让整个社会付出代价。
一本词典引出一群老人
这是一本有史以来中国最大的英汉英美法词典，四百六十多万字，所收词条已达到四万五千万多个，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词典》的三倍。
词典的最后校样已经完成。在没有政府支持，没有经济资助，没有鲜花和掌声，甚至连正规办公室都没有的情况下，两代学人在默默无闻中历经九载寒暑的呕心沥血之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国家司法部一位司长评价说：“这是个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国家权威的词典，却由一群无职无权无钱的学人和老人编撰，他们做了我们整个司法行政教育系统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这本书后面，有一群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老人。

这是一些响亮的名字，一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成为法学权威的前辈名宿——
盛振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东吴大学前校长兼法学院院长；
周木丹，比利时鲁汶大学一九三九年法学博士；
卢峻，美国哈佛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博士；
王名扬，法国巴黎大学一九五三年法学博士；
蔡晋，东吴大学一九三三年法学士；
许之森，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卢绳祖，东吴大学一九三四年法学士；
徐开墅，东吴大学一九四十年法学士；
王毓骅，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一九四九年法学博士；
俞伟奕，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郭念祖，东吴大学一九四六年法学士；
陈忠诚，东吴大学一九四七年法学士；
周承文，东吴大学一九四四年法学士；
高文彬，东吴大学一九四五年法学士；
……
这行名单还可以开列很长，他们几乎全是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生。
东吴大学法学院，一九一五年成立于上海，是中国在教授中国法之外惟一系统地讲授英美法的学院，解放前中国最着名的法学院之一。
从一九三Ｏ年代到一九九Ｏ年代，国际法院一共有过六位中国籍法官，从顾维钧开始，一直到一九九七年的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东吴法学院的教授或毕业生。
该校校史上最值得夸耀的一段是在一九四六年：东京审判采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急了，最后，蒋介石点名从东吴大学要人，其结果是—中国赴远东军事法庭的法官、检察官、顾问等人，几乎全部来自该校。
然而，这些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法学界所能奉献出来的最优秀人物，“一九四九年后，他们中留在大陆的，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英语教师，或者劳改犯—对师生而言，与东吴法学院的关系成了一种罪过。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以及‘文革’期间，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养中国的近代法律家—东吴法学院》，第二九三页，康雅信着）
这些卓有学识的才智之士，他们后半生是怎样的？他们以及家人怎么度过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

谁来承认他们的价值
在近三十年的被管制、被流放生活中，几乎每位老人的心灵都受到深深的伤害。
除了宝贵的时光，被剥夺的，还有他们的才华和智慧。学者以学和思为业，然而他们却被迫停止学习和思考了近三十年。薛波曾多次到过每位老人的家，几乎每个老人家里都看不到书，那时是不敢有，现在则是没钱买。审稿时有时为一个词甚至要去开架书店查阅。
“并不是我有什么能力说服了他们，而是他们的生命被埋没太久了，他们已经感到，自己的才学将随着身体的衰退而丧失，他们无法拒绝生命的召唤！”
老人们的奉献，唱响了一曲生命的赞歌。“他们是人，是活生生的人，需要荣誉、尊严和承认。”薛波说，“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他们努力工作，是在响应他们内心深处的悸动。”
卢峻先生去世后，在葬礼上，他女儿再三向薛波致谢：“谢谢你们，我父亲一生的价值，通过你们得到了承认！”
薛波曾多次到敬老院看望蔡晋先生，“我每次去看他，他都非常高兴，他脸上浮现出一种孩子般的笑容，不停地想说话，他看着我的眼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他很希望能把他的所学，奉献于社会，很高兴他的存在对他人有价值。”
可是，几乎没人关注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薛波曾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西装革履，面目清秀，一个曾经的翩翩英俊少年。谁能想到他的晚景竟如此凄凉。
不是所有东吴老人都接受了薛波邀请。一位耶鲁大学法学硕士、一九四一年就拿到巴黎大学博士学位的老人用一封信作了拒绝：“我一只眼失明，不能看了，而且这么多年不搞法律。”
薛波也遇到了一些他难以理解的现象。一位东吴老人把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遭受的苦难，全都忘得干干净净，薛波说：“她越平静，越不反省，我越觉得我们的可怜，是什么力量能使得一个人彻底转向，把过去生活的所有痕迹都抹掉，一点也不剩下？”
受牵连的除了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
蔡晋先生的四个子女，除了一个在上海，其余都在新疆、贵州等地，具体情况薛波没有问过，可以想象的是，作为“旧法统人员”子女，他们的命运又会好到哪里去呢？
薛波有次看望一位老先生时，老先生孙女正好在场，她很不高兴，“你们来找我爷爷，要是他累病了，谁来照顾？”“是啊！”薛波也这么想，“来寻求老先生帮助，又没钱给，完了拍屁股走人，真是累病了，我们能干嘛？”
卢峻先生有三个孩子，女儿是音乐学院的教授，退休快十年了，一直伺候父亲，一天都不能离去，“我还是个搞艺术的”，私下里她对薛波委屈地说。薛波想了很久，然后回答说：“您这是在为国家尽责。”眼泪刷一下就流了出来，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

遗憾和担忧
近几十年来，我国的英美法教育一直受到冷落，直到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才发现问题的严重性。
早在一九五七年，哈佛博士、东吴大学法学院末期院长杨兆龙就在《文汇报》刊文指出：“过分强调法律的政治性而基本忽视了它的专门性和科学性；将党外的‘旧法出身’的人士估计得很低，认为他们不可能或者很难改造为对新社会有用的法学人才；不信任党外的法学人才，不敢放手使用他们。”
而随着一九五二年东吴大学被撤销，英美法教育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了。
让人痛惜的是图书馆，早在一九三五年底，东吴法学院图书馆已拥有法律类图书达两万多册，被称誉为“远东最佳法学图书馆之一”。即使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图书也被师生们转移隐藏起来，但在一九五二年后，该图书馆遭到了破坏。那些图书再也没有完整地收集起来。
到了一九八十年代，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深入，英美法教育重受重视，这些饱受摧残的东吴学人又被起用。一九九十年代香港原有英文成文法的审查，就全部由这些东吴遗老完成。他们平均年龄已逾八十。
在英美法教育被人为割断了三十年后，我国这方面的人才后继乏人。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合适人选出任国际大法官职务，中国驻海牙国际法院前法官倪征日奥，以及他的东吴同班同学李浩培先生都有这种顾虑，一九八四年，倪先生往海牙国际法院就职时年已七十九岁，一九九三年，李浩培就职时更达到了八十岁高龄，离任时已届九十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