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富农政策的转变及其影响

    1930年苏联宣布消灭富农时，虽然集体农庄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小农经济仍占主要地位。1929年农业集体化只达到3.9%，集体播种面积占全部农民播种地面积的3.6%[14]。在改造小农经济的集体化运动刚开始、农村经济关系还没有根本性转变、小农经济仍占主要地位的情况下，苏联即宣布消灭富农，是一种盲动的表现，不利于对小农经济的改造和农村社会变革。

    从当时苏联农村阶级力量对比来看，富农政策的转变也是不成熟的。

    消灭富农阶级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是基本群众完全脱离富农的影响，苏维埃政权同中农密切地联合起来，富农完全陷于孤立，阶级力量对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当时苏联农村阶级关系没有大的变化，中农仍然是农村的“中心人物”，消灭富农的政治条件并不成熟。原因在于苏联中农政策的偏差，使得中农并未完全倾向于苏维埃政权，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首先，1928年为解决粮食危机，实行了非常措施，出现了过火行为，不仅打击了富农，也打击了中农。这些过火行为是没收余粮；禁止农村内部粮食买卖，一律封闭“自由”粮食市场；为“弄清”余粮而进行搜查；建立巡查队；强行向农民摊派分债；实行产品直接交换，等等。这实际上是重新实行“余粮收集制”. “它破坏着党的经济政策，威胁着城乡间的经济联系，破坏着信用制度并使工人阶级同基本中农群众的联盟遭到削弱。" “这种歪曲和过火行为会造成长期的不良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后果”.[15]到1928年7月为止，全国农民暴动150起之多。

    其次，1928年后，联共(布)大力发展集体农庄。1929年6月到9月期间，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从100万户增加到192.9万户，即几乎增长了1倍。全国集体化比重从3.9%提高到7.6%[16]。从1929年下半年起便在全国农村掀起了全盘集体化运动的高潮。“农民已经不是从前那样一批一批加入集体农庄，而是整村、整乡、整区、甚至整个专区加入了。" [17]但从当时整个农村的倾向看，贫农下中农拥护集体农庄，绝大多数中农因自己的经济地位，没有立刻组织集体生产的要求，合作社对他们很合适。所以，中农大规模进入集体农庄，其中含有强迫的性质，农民对这种强迫命令的做法不满。

    农民的不满情绪明显地表现在农业生产上。从谷物播种面积来看，1927年为94.7百万公顷，1928年为92.2百万公顷，1929年为96.0百万公顷。而1913年为94.4百万公顷[18]. 1929年谷物播种面积虽然比1927年增加1.3百万公顷，但这主要是由国家在东部地区新建国营农场而造成的。可见，农民减少了谷物播种面积。

    1926年以后全部谷物总产量呈下降的趋势，而1929年为最低。谷物播种面积和总产量的减少虽然也有别的原因，但基本中农群众的不满是主要原因。

    这样，从1928年到1930年，由于苏维埃政权政策上的偏差，广大中农对苏维埃政权心有余悸，有一定的不满情绪。联共(布)并没有把中农完全争取到自己一边。这时宣布消灭富农阶级，缺乏群众的和政治的基础，不能不说是一种失策。

    从当时农业经济发展状况来看，苏联还没有达到消灭富农阶级的程度。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商品粮主要是由地主、富农和贫农、中农提供的。其中地主占商品粮总数的21.6%，富农为50%，中农和贫农为28.4%[19]。十月革命后，农业生产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地主作为一个阶级立即被消灭了。农业经济结构由三种成分构成：社会主义成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小农经济成分，富农经济成分。富农经济受到严重削弱，中农和贫农经济成了粮食的主要生产者。1926～1927年度，中农和贫农生产粮食为4052百万普特，占总数的85.3%，提供的商品粮为466.2百万普特，占总数的74%；富农提供的商品粮为126.0百万普特，占总数的20%；而社会主义成分提供的商品粮为37.8百万普特，占总数的6%[20]。这是苏联宣布消灭富农前夕的农业经济状况。我们再分析一下1928年到1930年的农业经济状况，可以证明苏联富农政策的转变是缺乏“充分的物质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