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这一节我因为吐槽收不住，跑题了。。。你们可以直接跳过了，看下一节吧。。。】
于是一定会有很多人跳出来，说儒家如何的糟糕，儒家如何的误国，乃至误了我们三千年。但我以为，了解历史，了解传统学术，应当本着一个冷静客观公平的心态，去深入了解传统社会背景，为什么会生出这样的论断，并且维持了上千年。而一上来就抱定成见，某家好，某家坏，所以对心理认同的某家有意无意的回护，而对心里不认同的某家则专盯住他的短处大家挞伐。实际上，历史中的学术，哪一家哪一派没有问题呢？如果心里的成见是经过丰富的阅读，详密的考证，从正反两方向反复讨论得出的最终结果，那么庶几矣可。但就怕很多人，在书店买了几本论语、道德经、孟子、庄子，看一看原文，看一看白话翻译，囫囵吞枣的有了一个理解，就形成了内心的定见。尤可怕者，原文看得少，看他人写的诸子、经史见解的多，拿二手材料，就形成了心中定见，急急抒发胸臆。在这一方面，史学家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有更详尽的讨论，严耕望先生本人的治学态度，也极应当成为我辈的楷模。

好吧，跑题结束。我认为，以儒学为主流文化思想的中国传统社会，产生道德至上，唯道德论是有必然的内在逻辑的。为什么呢？我在同@ mo0573 兄讨论的时候，讲到了传统社会的基础。
为什么传统中国几千年都是儒学得势，朝野上下推崇儒学？为什么孔子说“礼失求诸野”，礼仁核心的儒学是从贵族阶层、统治阶层流向草根阶层的嘛？为什么中国会对人人平等的西方思想感到如此的不适应？答案就在这个社会基础。

所以儒家将孝悌之义，讲君君臣臣，讲以君为父，以民为子，今天我们认为这是道德范畴，但在古代属于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范畴，是真正的国之根基。所以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当孔子看到君不君，臣不臣，陪臣执国命，庶民谋其君上的乱世，是如此的惶恐。因为那是在败坏社会和国家的根基。（春秋战国比较来讲，崇奉的是伦常社会以外的强权逻辑，在乱世，也只有强权逻辑能够收拾局面。但实际上，这种变奏只是暂时的，只要海内秩序重建，就必然要回归到最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即宗法社会，血缘亲疏社会，和伦常社会。在此不细展开了）
因此，为什么大一统汉朝建立以后，想要突破无为政治，就要兴儒学呢？就是因为，儒家主张对症宗法社会。道家没有这个组织体系和调整伦常社会基础的学术基础。黄老道家有那么点意思，但不够，道家的最后一次争取就是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可惜武皇帝最终还是不用。
这就是为什么，儒学能够替代其他诸子，成为主流价值观念。当然，大一统以后的儒学内涵的转变，是另一个深入的话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而孔子之所以说“礼失求诸野”，是因为儒家的礼仁、孝悌主张，和传统宗法社会的内在逻辑是一样的，底层社会离不开它。哪怕上层统治者，如魏晋清谈者流，举国不从儒术，底层百姓也是不可须臾离开的。所以，在今天的某些农村，那种传统的尊卑逻辑还产生着效力。
这种伦常观念如此深深的印在传统中国，某些程度上也影响着当下中国的一部分人，无怪乎西方式的民主平等观念对中国，会感到格格不入。这个不是哪个好哪个不好的问题，这是社会基础和观念习惯的问题。

终于又说到了道德的问题，经过上面的铺垫，我们就能知道为什么传统中国对道德有着如此的坚持和依赖。孟子曾经说过一句振聋发聩的话“尽信书不如无书”，被人奉为圭臬。世界上，孟子提到的不能相信的书，叫做《逸周书》，上面记载的是武王伐纣，以致血流漂杵的描绘。孟子他始终认为以仁伐不仁，兵不血刃。但事实上，考证证明，《逸周书》不是伪书，极有可能是当时的信史。可见在传统的意识中，真善美的排名，应当是善、真、美。（孔子体现这一价值观的显证就是他老人家流传千古的《春秋》，在他眼中，历史的价值，首要的不是真实，而是对当时社会有实际的意义，比如，诛讨悖逆。所以，《春秋》不能当史书看，而要当经来看。）
虽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很令人惋惜，也可能激怒崇儒者，但这是有内在逻辑的。（也不是说传统社会就完全不注重求真，乾嘉的考据学人们的求真精神和成就，就是非常符合科学精神，值得令人敬佩的）不是说求善不好，但我以为以牺牲求真为代价的求善，极容易产生虚浮无根的流弊。

所以，我前面一篇中提到“回归原典”，不要空发议论，也是一种求真。今天的我们承受着这种牺牲求真之余的求善。才导致了种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议论、发表意见，经常能见到这样的话——
1.你这么说是居心叵测，用意何在？！黑儒？！（目的论 掩盖事实讨论，隐含逻辑就是“先看你的立场和动机，立场动机不对，说什么都是错的”不以事实为出发点，掩盖无法批驳事实的无能）
2.（提到西方文化的优势，或者评价传统文化的不足）狗还不嫌家贫呢！！！你有本事出国去啊，吃着中国人的饭，还为美帝张目，说你缺德那是夸你！！！（抢占道德制高点，完全忽略事实真相。没有能力做基于求真的讨论，只求在道德层面打击他人，这是最简单有效，粗暴有快感，同时又输不了的方式）
3.……实在想不起来了，举例子不是我强项……总之就是忽略事实问题，扯到道德批判的言论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的是：传统中国因为他独特的社会组织形态，道德对于它来说具有实际的应用作用，意义不仅仅是个人修养那么简单，还掺杂着政治、社会因素（甚至相当大程度决定了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但在今天，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儒学对于我们，没有了这种社会组织功能，那么对于他们所提倡的道德，也不需要狂热追求。
但值得警惕的，是我最后所说的：有很多人主观上认同这种“反对唯道德论”的观点，但潜意识中，依然有严于律人，宽以待己的道德虚伪。其表现，就是在交流中扯道德大旗作为攻击异己的武器，而对讨论事实是非，缺乏意识和能力。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现代人警惕和内自省的，包括我。

今天的强国都是泛道德化的，白宫和好莱坞就是今天最大的道德宣传家，价值观整天挂在嘴边上。日本人、韩国人也很讲道德。
中国是今天我见过的最不讲道德、最寡廉鲜耻的国家，雇佣一大堆0.5元党，整天诋毁道德。
人没有道德，就是禽兽。

人就算是有所谓的道德还是一半兽性。人要生存就必须掠夺。有个根本问题，什么是道德，评价标准为何？

1.孟子相信流血漂杵（前文已经所有述说，孟子认为这句话是夸张之词）
2.孟子认为武王之师不算是至仁
那么，初步的进行解读意义就是，孟子说“因为至仁伐至不仁，不会有流血漂杵的事发生，而且武王之师不算是至仁，所以他打得仗才会有流血漂杵的情况。”这样一看似乎很顺遂，但意译后的句子，重点有二【1.武王之师非至仁；2.流血漂杵是真的】这问题就出来了——原文的重点显然在“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在原文来看属于一种结果，后面提到的“仁人无敌于天下”等句，逻辑上是对结果句的解释。如果按照上面意译来看，这一结果句凭空不见了，而且按照意译的解释，孟子只取二三策的理由根本不成立！
所以，我才认为，孟子在这里，强调“只取二三简”，是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武王伐纣会有流血，而且还是流血漂杵！在他眼里《武成》属于造谣。所以，他后面紧跟着一句“仁人无敌于天下”，为什么这么跟呢？是因为他想说，武王之师至仁，他的军队讨伐至不仁，怎么会有流血漂杵的事呢？连“何其血之流杵也”的反问表达否定的口气，都是对应的。
总结而言，我认为孟子是不相信流血漂杵的，在他心里，至仁之师武王的军队只能是兵不血刃，否则，这里是记载就是错的，所以他对这种错误的历史记载，才只取二三策而已。
以上。@吾道一以贯之

【不好意思，这一部分是回复的第一部分，被系统删掉了，这两楼倒着读吧】
@ 吾道以一贯之 关于《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的一节，因为事起仓促，我手边能找的相关资料极有限，只能约略说一说，算是和@吾道以一贯之 兄商榷。
首先，关于历史的真实性，从做孟子正义的焦循的叙述中，得出原书确有（孔壁出书），只是
因为未列为学官又亡佚了，后出者为伪书。而王冲的《论衡》记载了真本《武成》中“流血漂杵”的细节。根据焦循的叙述，后出的伪书，对这一段伐纣的记载可谓曲为回护，说血流漂杵，乃是因为这血不是双方攻战的血，而是纣王一干人等自杀的血。
但实际上，焦循的《正义》进一步剖析——无论再怎么虐杀，流血漂杵这种说法都太夸张了。
汉之赵岐对此的解释为：“《尚书》经有所美，言事或过”他举了一些尚书中的例子，认为不仅是《武成》篇，整部尚书行文都多有夸大处。焦循还那《过秦论》《战国策》做对比，认为流血漂杵的记载是属于古语的固式表达，以这种夸张的手段说明战事激烈。而且牧野之战在河北，土质干燥，血流必被吸收，不至于如此。况且，行军作战，军队带着杵子也不太合情理。所以，“夸大其词”的结论应该可以坐实了。但注意不是空穴来风，赵岐、焦循的分析正好证明，这场战争不是兵不血刃，一定是存在一定规模的伤亡的。
那么，按照赵岐的说法，孟子“只取二三策”的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尚书》多夸词，而自动过滤掉这一部分内容吗？我窃以为不是。我们稍微比较一下一篇《武成》的总字数，和三条竹简所能容纳的字数（经书的竹简按制比诸子的简更长一些，七寸貌似，我记不得了，总之是属于长简），如果这三条简以外的内容都属夸词，那。。。这《尚书》的水分似乎也着实高了点。而且，焦循对赵岐提到的一些《尚书》篇章的所谓夸词也分析了一下，认为这些也算不得夸张的话。
所以，
1.武王伐纣之时，的确发生了双方的战争伤亡；
2.《武成》对战争的描述，的确有夸张处，即虽然很激烈，但还到不了漂杵的地步

另一边，赵岐又说“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箪食壶浆而迎其王师，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根据大经师的这一番话，表明2点。
1.在孟子眼中，武王之师是为仁义之师
2.孟子口中所说的“至仁”，指的就是武王之师
所以，针对兄说的，孟子认为武王之师不是至仁之师，其仁德有亏的观点，于此引汉代经师之言，提出不同的意见。
的确，孔子曾说“《韶》尽美矣，未尽善也”，兄以此作证“孟子认为武王之师不是至仁之师”的观点，但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孔孟的政治观的差别——
孔子对殷周有深厚的感情，于情于理，都要支持宗法之正统。殷为其故国，周为孔子心目中的正统政权。他应当很可能了解武王伐纣，期间有战争伤亡的事实，所以认为这样的讨伐仍然不算尽善尽美。但到了孟子一世，环境背景就变了。根据孟子曾劝齐王伐燕的故事来看，孟子其人并不以战争为非，因为只要出于“义战”就是好的（春秋无义战）。两相比较，武王仁于齐王甚矣，商纣不仁于燕国甚矣，如果齐伐燕都可以算是仁，那么武王伐纣自然是至仁之甚矣。
综合以上两层的意见，我认为，孟子认同武王为至仁，当无疑矣。
再从另一个逻辑的角度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样一句话，如果按照兄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