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贞观十七年，给事中兼修国史许敬宗删略国史修成高祖及太宗（贞观十七年以前）实录。又据《资治通鉴考异》，凡新旧唐书与实录抵触者，多从实录，因此推知《资治通鉴》所载有关杨文干反辞连建成案，完全根据实录，也就是实录的翻版。新旧唐书虽然大体也根据实录，但是许敬宗只注意删略篡改国史而作成实录，对于原有的国史，不见得处处都篡改得周到而彻底。韦挺、杜淹数传不是记载杨文干的重心，（重心在隐太子建成传）而且韦挺卒于实录修成以后，其传晚成，因之许敬宗未加彻底篡改，而尚保持一部分国史之旧。所以仍具有真实的价值，当然比较脱胎于实录的通鉴可信。基此，则杨文干反辞连建成案之发生，一定在武德七年七月初五日以后，可以断定。
杨文干反辞连建成案既是发生在七月初五日以后，则《通鉴》所记，杨文干反的六月二十四日以前的种种，绝对不可能是事实，可以断言。此依据案发的时间判断：太子建成必不与杨文干同反的论据之二。
《大唐创业起居注》说：
义旗之下，每日千百余人，请赏论勋，告冤申屈，附文希旨，百计千端，来众如云，观者如堵，帝（指高祖）处断若流，常无疑滞。人人得所，咸尽欢心，皆叹神明，谓天下主也。
《旧唐书高祖本纪》后史臣曰：
高祖审独夫（指隋炀帝）之运去，知新主之勃兴，密连雄图，未伸龙跃，而屈己求可汗之援，卑辞答李密之书，决神机而速若疾雷，驱豪杰而从如偃草。……
可知高祖处理事情能力的高强，决不是后人臆断中的庸愚（史书所载高祖庸愚之事，多系
史官所伪造。拙作《论唐高祖之才略》已有论证，兹不多赘。）则高祖对杨文干反辞连建成
案的处理，也决不会糊涂的如《通鉴》所记那样，是绝对可以断言的。
高祖处理此案的结果是：“复令建成还京居守，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中允王珪、
左率卫韦挺、及天策兵曹杜淹等，并流之雟州。”（《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假设建成真和
杨文干同反，无论如何，决不会“惟责以兄弟不能相容，归罪于太子中允王珪……”了事。
纵然因爱太子而有所偏袒，而王珪等的罪也不至如此之轻。纵然太宗具有圣德，服从他的
父亲，太宗的部下和其他旧臣，何以没有一人提出异议来呢？
查刘武周之乱，元吉弃并州，高祖误为宇文歆教之而欲杀文歆，李纲谏乃止。高祖冬
畋狩，褚亮上谏。群臣谏高祖的事，数见不鲜。假设高祖处理此事不当，何以满朝群臣竟
无人提出谏诤？《旧唐书陈叔达传》云：
建成、元吉嫉害太宗，阴行谮毁。高祖惑其言，将有贬责。叔达固谏，乃止。至是，太宗劳之曰：“武德时危难潜构，知公有谠言，今此之拜，有以相答。”叔达谢曰：“此不独为陛下，社稷计耳。”
为社稷的陈叔达，对此案亦保持缄默，可见当时高祖及群臣均已潘判明太子为人诬告了。此依据本案的结果判断：太子建成必不与杨文干同反的论据之三。
《新唐书》卷九十八《王珪传》云：
建成为皇太子，授中舍人，遣中允，礼遇良厚。太子与秦王有隙，帝责珪不能辅导，流雟州。
以前所引韦挺、杜淹二传，尚提到“辞涉东宫”和“辞连天子”，而《王珪传》更直截了当的说明王珪被流雟州的原因，是“太子与秦王有隙”了。假设太子真有和杨文干谋反事，刘昫和欧阳修何所顾忌而不直书？足证前面所段韦挺、杜淹数传为许敬宗所未加彻底篡改之说不谬。证之《王珪传》而益信。
根据韦挺、杜淹、王珪、等传，太子建成决不同杨文干谋反甚明。《通鉴》多据实录，实录为许敬宗删略篡改国史而成，其不正确，自属当然。（理由详后）
《通鉴》记“建成使郎将尔朱焕，校尉桥公山以甲遗文干，二人至豳州上变，告太子使文干举兵，使欲表里相应。”（案此处衍一“使”字）以下，司马光加考异曰：
……刘餗小说云：“人妄告东宫。”今从实录。
由此一面可知尔朱焕等告变之说，确切来自实录。另一方面可知刘餗已判为“人妄告东宫”了。
考刘餗“字鼎卿，天宝初，历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终右补阙，父子三人（指餗及其父子玄其兄贶）更涖史官，著史例，颇有法。”（新唐书刘子玄传附餗传）考刘餗的父亲，即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以玄宗讳嫌故以字行）领史官且三十年。餗兄贶，“博通经史，修国史”（贶传语），既是“父子三人更涖史官”，想对唐初史事，必甚熟悉。玄宗时候离初唐不远，想必有一些遗存的史料根据。所以刘餗说：“人妄告东宫”虽只短短一语，而其可信的价值则极高，甚至谓其绝对可信决不为过。
章太炎氏《书唐隐太子传后》有云：
太宗既立，惧于身后名，始以宰相监修国史，故两朝实录无信辞……唐人独一刘餗明杨文干事为诬告，而国史不采，司马公颇欲阙疑，然不能尽汰也。（见太炎文录续编卷二上）
可谓有识之论。此依诸史乘判断：太子建成必不与杨文干同据的论据之四。
据以上所述，判断太子建成必不与杨文干同反，而系为人诬告，前面所引太子建成与杨文干同反的事，必系修实录时，史官所伪造。

度娘又不让我发了：（ 文章的后半部分在此：http://hi.baidu.com/gudaoqingcui/item/55f884fd408feac4a835a2a6

辛苦了，挺不错的，明了了不少事情，理清了思路

杨文干事件可以在两唐书和资治通鉴中记载的那么详细，估计也是当时许敬宗等人以为这样一个事件更可以反映出李渊对太子的偏爱，以及李渊对封李世民为太子的许诺的出尔反尔，这样可以和他们之前篡改史书，说从太原起事时李渊便同意封李世民为太子之事相吻合，已达到欺骗世人的目的。但是人们偏偏最后从李渊的反应和这个事件所呈现的各种疑问中发现了杨文干事件背后的真实阴谋，其实从这一件事上就能看出李世民的野心和不择手段了。李树桐先生分析的非常给力！

顶上去再看看

终于搜到这个贴了，还是这个好啊！ 是对杨文干事件具体考证分析的，比那两个强！
再度mark一记，希望得到更有用的信息...

《新唐书杜淹传》说：
淹及王珪、韦挺并流越雟，秦王知其诬（？），饷黄金三百两，及践祚，召为御史大夫。
可见太宗对于他的部属因杨文干反案被高祖处罚的杜淹，还是支持的。
《新唐书杜淹传》说：
淹……材辩多闻，有美名，隋开皇中，与其友韦福嗣谋曰：“上好用隐民，苏威以隐者召得美官。”乃共入太白山为不仕者。文帝恶之，谪戍江表。赦还……王世充僭号，署少吏部，颇亲近用事。洛阳平，不得调，欲往事隐太子。
《旧唐书杜淹传》又说：
淹兼二职而无清洁之誉，又素与（长孙）无忌不协，为时论所讥。
《通鉴考异》引《实录》云：
高祖之出山也，建成忧愤卧于幕下。天策兵曹杜淹请因乱袭之……
总括以上诸记载，可以确定杜淹是一个投机小人，唯利是图，小有才气，而且喜好生事的。根据杜淹被流雟州的事实推测，在太子、太宗有隙之时，从中挑拨是非的，一定是杜淹。
《旧唐书韦挺传》云：
（武德）七年高祖避暑仁智宫，会有上书言事者称太子与宫臣潜构异端，时庆州刺史杨文干构逆，伏诛，辞涉东宫，挺与杜淹、王珪等并坐流于越雟。 据此，杜淹等的挑拨是非的开端，不始于杨文干反事，而始于有人上书言事告太子潜构异端。
《韦挺传》又云：
（挺）素与术士公孙常善，乃与常书以叙所怀，会常以他事被拘，自缢而死，索其囊中得挺书论城中忧蹙，并有叹怅之辞……
可知韦挺确与术士有交。太子建成既没有把太宗的军力解除，心理上还不免感到威胁，信韦挺的话儿与术数之士接近，甚至于脱离不了迷信心理，而采取厌胜之法（即所谓潜构异端），不见得绝对没有。而好生事的杜淹，当然终天注意到太子建成的行动，极力设法生枝节找麻烦的，则杜淹调查出太子和术士有交往，直接或指使他人上书言事告太子，潜构异端，是一件极尽情理的事。

至于太宗是否参加平杨文干的军师指挥？暂难判定，依理推测，没有参加的可能性较大，理由如下：
（一）杨文干只是一个庆州都督（新旧唐书或作总管或作刺史），军力不大，从武德七年六月二十四反，至七月初五日为其部下所杀，前后乱事之后九天。高祖已派“左卫将军钱九垄与灵州都督杨师道击之”了，似不须要再派位在王公上的天策上将太宗大员出动。
（二） 高祖处理全案之时，杨文干业已伏诛，待全案处理完了后，更不须要太宗出动了。
（三）新旧唐书《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四处全无太宗平杨文干之乱的记载。如真有其事，何至于四处全都忽略不载？《通鉴》所记全是根据实录。作实录时，太宗在位，史臣一为记太宗受责有伤太宗的尊严，二为记“太宗军至宁州，杨文干党皆溃”可以增加太宗的军功，因此予以修改，是极近情理的。但因史证不足，不能武断，当暂付阙疑。

（这段详解杨文干事件是如何编出来的，解得很妙~~~~）
——许敬宗的目的在造出适当机会顺势造出高祖对太宗说：“当立汝为太子”的话来。像伪造太宗“首谋起义”的机会，确实很不易多得。许敬宗脑筋一转想到：如果造出太子建成的大罪，和太宗的大功，有异途共归之效，认为把杜淹等妄告太子事加以篡改，变为太子建成确和杨文干同反，岂不是一样的有了高祖要立太宗为太子的机会了吗？太子建成和杨文干同反的一套故事，就应运而生了。
因为有人告太子潜构异端事不能构成太子的大罪，所以反而略而不提，特别的专门加强太子和杨文干同反事。因为不增上太子遣尔朱焕、桥公山给杨文干送甲事，不能确定太子河杨文干同反，所以硬要造出此事来（也许尔朱焕是杜淹收买出面告太子的人，而许敬宗改为送甲告变，又把时间提早，亦未可知。因史料缺乏，无从考证。）既造出尔朱焕等告变，为要取信于人，许敬宗又不得不把高祖召建成诣仁智宫的时间，提早到杨文干反以前去。但又恐怕被后人考证揭穿，便根本不记时间的干支。
既把有人告太子潜构异端略掉。更为时间的配合，不得不把高祖先诏捕王珪、韦挺等事略去，而直书高祖召建成诣仁智宫。建成到仁智宫的情形，如照实写出，恐怕引不起当时及后世人对建成的憎恶，为加重当时、后世人对建成的憎恶，所以把建成描写成为当时人人愿得而杀之的情形，甚至于建成的部下也不例外。
因为要加重当时和后世人对建成的唾弃，并保太宗的尊严，所以把太子、太宗兄弟不相容而同受责斥事，改为高祖专责建成而不责太宗。更为引起后人对太宗同情和尊敬，把太宗写成宽厚退让，对建成绝未攻击，直至高祖召他商议时，还在不明真情（实非真情）。 建成停留仁智宫的时间本不久，但因把建成诣仁智宫的时间提早了，就变成建成被拘留在仁智宫很久的样子。全案处理后，建成又奉命还京居守，是没法子可以改变的。因为前面伪造建成的罪过太大，不易转湾，所以就造出“元吉与妃嫔更迭为建成请，封德彝复为之营解于外，上意遂改”的一套话，便转过湾来了。
高祖召秦王谋，本为事实，但只是商议平杨文干事。因为前面已造妥太子与杨文干同反，许敬宗便顺着机会造出高祖对太宗说：“文干事连太子，恐应之者众，汝宜自行，还立汝为太子”的话来。因为那是造伪目的的所在，等于画龙的点睛。许敬宗又怕高祖转变太甚不易取信于人，所以又伪造出高祖说：“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
高祖、太宗实录修成以后，太子建成和杨文干同反似已成定案，五代时刘昫作《旧唐书》，宋欧阳修作《新唐书》，众口一词，千余年来，几乎没有容许怀疑的余地了。
虽然如此，许敬宗只能造出太子与杨文干同反的伪事，不能把所有的可以推翻此案的真凭实据完全消除净尽，所以终难欺骗得住天下后世人于永久。

@qyy_bsu @强者还是谋者 @SZL990 你再看看李树桐先生对杨文干事件的考证，虽然觉得有道理，但是觉得有很多地方说不通，李树桐先生认为杨文干谋反与太子建成无关，只是杜淹的挑拨，但是如果这样说，杨文干又为何谋反？这一点本文并没有考证出来。结合曹印双的那篇，也看不出个究竟。韦挺和王珪的流放原因李树桐先生的考证也让人难以尽信，因为兄弟不和？韦挺介绍太子与术士有交？这些个原因很说不过去。

@qyy_bsu
建成“几至于绝”的行为的前提是李渊尚不明真相，
你看看本帖里李树桐的论述：
“。。。恰置杨文干坐大逆伏诛（杨文干案因文献不足不明真像），急于生事邀功的杜淹，认为杨文干既死，太子建成不容易驳辩，遂乘着这个机会，又伪造些证据，指使他人或直接诬告太子建成与杨文干同反。这是小人杜淹欲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必要行动。
高祖得到再告建成的奏书，加以审察判断，心里已了解这是太子太宗兄弟不能相容作祟，认为决不能让这种情形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才把留京居守的太子建成召到仁智宫，对他们兄弟当面作一番训诫。那时已在杨文干伏法以后了。”
想想吧，杨文干那时都已经挂了~~~~ ，李渊又先招王珪韦挺问了经过，最后才招的太子去，他还被蒙在鼓里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不知道真相，也知道个十之七八了~~~
再之前李树桐也论述过：“高祖先诏捕王珪、韦挺而不即召建成，已表示出高祖对建成的信而不疑。”

看《资治通鉴》这段李渊和李二的对白：
“还，立汝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诛其子。当封建成为蜀王。。。”
但《新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武德六年四月，“壬申，封子元璹为蜀王，元庆汉王。”武德八年十一月，“辛丑，徙封元璹为吴王，元庆陈王。”
《册府元龟 ●卷二百九十五◎宗室部·复爵-子部》记载：“霍王元轨高祖第十四子武德六年封蜀王八年徙封吴王贞观十年改封霍王”。
《新唐书·列传第四》记载，“霍王元轨，武德六年始王蜀，与豳、汉二王同封，后徙吴。多材艺，高祖爱之。”
虽然看起来这个李元轨改过名字，原来叫李元璹，但武德六年四月李渊刚刚封了这个爱子“蜀王”，怎么到了武德七年六月又要封建成为蜀王？唐高祖还不至于糊涂到这个地步吧？

越来越多的史实浮出水面，即便是被那些有意篡改的历史。

“会有上书言事者称太子与宫臣潜构异端” ，这里的“异端”，是指“邪谋”，应该是谋反篡逆的意思，李树桐先生理解为“厌胜”恐怕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