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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里的人们
杰克·伦敦著
王纬译
序
这本书叙述的是我在1902年夏季的经历。我怀着冒险家的心态，深入到伦敦的下层社会。我要身临其境，眼见为实，而不听信那些无稽之谈或前尘影事。而且，我还有一个简单的标准，用以衡量下层社会人民的生活：凡是有助于生命，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东西，便是好的；凡是不利于生命，扭曲人性的东西，则是坏的。
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我所见到的绝大部分都是坏的。但不要忘记，我所描绘的时代正值英国的“黄金时代”。我看到人们饥寒交迫，无家可归，这些悲惨景象长期存在，甚至在最繁荣的时期也无法消除。
那个夏季之后，严冬来临。无数失业者形成大军，每天穿过伦敦大街，高呼口号要求面包。贾斯廷·麦克阿瑟先生在1903年1月写给纽约《独立报》的文章中，简要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贫民救济院没有地方收容那些饥饿的人群，他们日日夜夜站在救济院的门口恳求得到食物和住处。所有的慈善机构都已竭尽全力为住在伦敦小巷里的顶楼和地下室内的挨饿的人提供更多的食物。失业者和饥饿的人群每夜都围在救世军在伦敦各地的住处，但根本得不到栖身之处和任何食物。 有人指责说，我对英国社会情况的批评太悲观了。我必须指出，至少，我是乐观者中最乐观的。但是，我衡量人性更多的是根据个体而不是根据政治集团。社会在成长，而政治组织会四分五裂，变成“碎片”。至于英国人，说到他们的健康与幸福，我认为前景是光明的。然而对于目前错误地进行管理的政治组织来说，其大部分将会变成一堆垃圾。
——杰克·伦敦
加利福尼亚州辟得蒙特


第一章 深入底层
“但是你要知道，你不能去。”朋友们说。我曾请他们帮助我进入伦敦东区。“你最好找井查做你的向导。”他们想了想又说，竭力使自己适应一个“丧失智能的疯子”的心理状态。
“但是我不想去见井查，”我反驳说，“我只想到东区去亲眼看看那里的情况。我希望知道那些人是怎样生活的，为什么住在那里，为什么而生活。一句话，我想到那儿去住。”
“难道你要住到那儿去！”每个人都这样说，脸上流露出不赞成的神情，“听说那里人的生命不值两便士。”
“我就是想到那些地方去。”我打断他们。
“你不能去，你懂吗？”我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
“我来找你们可不是为了这个！”我粗暴地回答，他们的不可理喻令我恼怒，“我在这儿人生地疏，我想要你们告诉我东区的情况，这样我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东区的情况。它就在那边。”他们指着一个不明确的方向。人们偶尔看见太阳从那个方向升起。
“那我去找柯克旅行社。”我说。
“对，”他们说，显然松了口气，“柯克旅行社一定知道。”
柯克旅行社啊，你是探路者和开路先锋，是通向世界各地的活路标，你可以轻松而敏捷地、毫不犹豫地紧急援助陷入困境的旅行者，可以把我送入非洲和西藏的最深处。可是要到离拉德盖特圆形广场近在咫尺的伦敦东区，你却不识其路！
“你别去，你懂吗？”在柯克旅行社切普塞德分公司的那个管理旅行路线和票价的办事员说，“那个地方太……太不寻常了。”
但我坚持要去，他最后用命令式的口气说：“去找井查。我们不习惯把旅客带到东区去。我们从来没有接到过让我们带他们到那儿去的电话，况且我们对那个地方也一无所知。”
“没关系，”我赶紧打断他的话，以免被他的一连串的否定赶出办公室，“你能为我做点儿事。我希望你预先知道我打算做什么，这样我如果遇到麻烦，你有可能认出我
“噢，我明白了。如果你被谋杀，我们能辨认尸体。”
他说此话时那么轻松而冷酷，我似乎突然看见我那僵硬的、残缺不全的尸体躺在一块板子上，上面不断流下冷水。我还看见他弯下腰，悲伤而耐心地辨认出这是一个精神错乱的美国人的尸体，他生前曾想去看看东区。
“不，不，”我回答说， “只是在井查找我麻烦时辨认我。”我说“井查”这个词时感到一阵激动；真的，我也开始会用当地土话了。

我在整个行驶途中没有见到一辆马车。我的马车有如来自另外一个美好世界的怪物，孩子们一直追随着马车。我所见到的只是砖墙、泥泞的地面和充满尖叫声的街道。人群向我袭来，我平生第一次感到恐惧，就像对大海的恐惧；那一群群的穷人，一条条的街道，有如一层层大海的波浪，发着恶臭，在我周围拍打起伏，要把我吞没。
“斯特波尼到了，先生；斯特波尼车站。”马车夫对我叫道。
我向四周看了看。这的确是个车站。他拼了老命把我拉到这个车站，似乎这是他在这荒原中惟一感到安全的地方。
“知道了。”我说。
他摇摇头，唾沫飞溅地说着什么话，无奈地望着我。“我也不认识这儿的路。”他终于说话了，“如果你不想到斯特波尼车站，那我可不知道你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我说， “你赶着马车往前走，注意有没有卖旧衣服的商店。如果你看见一个，就把车赶过去，停在一个角落，让我下来。”
我看得出，他开始担心我不付车费。不过，不久他就把车停在路边，告诉我往回走一点路，就有一家旧衣店。
“你付钱好吗？”他恳求地说，“一共是七先令六便士。”
“好，”我笑了，“但是我现在付了你，我就别想再见到你了。”
“老天保佑，你要是不付钱，我也不想再见到你了。”他反驳说。
这时在马车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一群衣衫褴褛的围观者。我笑着，走向那家旧衣店。
在旧衣店，主要的困难是使店主明白我的的确确想买旧衣服。他卖劲地向我推销新的不合身的上衣和裤子，后来看我实在不买，才开始拿出一堆堆旧衣服，他目光闪烁，充满神秘的意味，还偷偷做些暗示。他这样做显然是想让我知道，他已经“知道我的职业”，以便利用我害怕被揭发的心理，强迫我多付钱。他估计我遇到麻烦了，或者是远渡重洋的重大罪犯，不论怎样，反正是一个急于躲避井查的人。
但是我为这堆旧衣服的昂贵价格与它们真正的价值和他争论不休，直到我完全打消他的念头。他只好与我这个难对付的顾客讨价还价了。我最后选中了一条穿得很旧但很结实的裤子，一件磨破边的、只剩下一只扣子的短上衣，一双显然干过铲煤活儿的厚底皮鞋，一条薄皮腰带，和一个很脏的棉布帽子。不过我的内衣和袜子都是新的，很暖和，是任何倒霉的美国流浪汉在日常生活中所能得到的那种衣物。

当我最后把双方谈好的十先令付给他时，他假惺惺地表示钦佩：“你真够精明的。”他又说：“哎呀，你真该到佩蒂卡特街去走走。人们都会说你的裤子值五先令，码头工人会出两先令六便士来买你的鞋，更不用说你的上衣、帽子、加煤工穿的新汗衫和其它东西了。”
“如果把它们卖给你，你付多少钱？”我突然问他，“我已经付了十先令。现在，我再把它们卖给你，只要八先令。怎么样，机会难得！”
他咧嘴笑了笑，摇摇头。虽然我买得很便宜，但是这时我感到不痛快，因为我知道他还是赚了钱。
我看见那个马车夫正在和一个井查交头接耳地说什么。那个井查把我从头到脚仔细打量一番，又特别检查了我怀里的包裹，扭头就走了，只剩下马车夫在那里喘粗气。我不付清欠他的七先令六便士，他就一步也不走。我付钱以后，他又表示愿意拉我到天涯海角，还不断地为他的固执而道歉，解释说在伦敦市，会经常遇到一些古怪的乘客。
可是他只把我拉到伦敦北区的海伯里谷，我的行李就放在那儿。第二天，我就在这个地方脱掉鞋子（这双鞋子又轻又舒适，我还真有点舍不得），脱下我那柔软的灰色旅行外衣。实际上，我把身上的衣服都脱了，换上那套旧衣服，开始把我自己打扮成另外一个难以想像的人。这个人原来一定很不幸，不得不把身上这套破烂衣服卖给一个商人，换取可怜的一点点钱。
我在那件装料工穿过的旧汗衫的腋下处，缝进一枚一英镑的金币（虽然数目不大，但为应急而用），并穿上了这件汗衫。然后我坐下。这些年舒适的日子使我变得臃肿肥胖，皮肤细嫩敏感。那件汗衫极为粗糙，像毛做的衬衫一样十分扎人。我相信，就连最苛刻的苦行僧也没受过我在后来二十四小时内所受的罪。
剩下的衣服穿起来倒还不费劲，尽管那双厚底皮鞋有点问题。它们就像木头做的一样僵硬。我用拳头在鞋的上部狠命砸了半天，才把脚伸到鞋里去。然后，往口袋里塞进几先令，一把刀，一块手帕，几张棕色纸和一些烟叶，咚咚地走下楼梯，并向我那些预言凶多吉少的朋友们告别。我走出大门，碰见一位秀丽的中年女“佣工”，她忍不住咧开嘴笑，嘴唇都扭曲了，向上下张开，而且出于不自主的共鸣，嗓子里发出粗鲁的、动物般的声音，我们习惯地将其称为“笑声”。

我刚走到街上，就发现我的穿着使我的地位陡然发生变化。我所接触的普通人全然没有以前的那种低三下四的行为举止了。转眼之间，我也变成他们之中的一员了。我那磨破的、露胳膊肘的上衣就是我属于那个阶层的标志和广告。它使我与他们同流，我不再得到奉承和过分的尊敬，而是与他们共享同志的情谊。穿灯芯绒衣服、戴脏围巾的男人不再称呼我“先生”或“老爷”。现在他们叫我“老兄”——一个美妙而亲切的字眼，听起来那么悦耳，而且具有其他词所没有的温暖与欢欣。老爷！它带有统治、权力和高高在上的味道 ——这是一个地位低下的人向地位高的人所用的赞美之词，期望他能稍停一下，解囊施舍。这也是乞讨的另外一种方法。
我感到穿这套旧衣服所带给我的欢乐，而这是在海外的一般美国人享受不到的。从美国来欧洲旅行的人并不都是富翁，但他终日从早到晚被一群群卑躬屈膝的盗贼跟随，掏空了他的钱包，他会很快强烈地感到自己已沦入无法摆脱的卑贱的处境。
穿着这一身破烂衣服，倒免去了瘟疫般的付小钱的烦恼；能与人平等相待。而且，在天黑之前，我反守为攻。我为一位绅士牵马，他向我伸出的手掌里扔了一便士，我千恩万谢地说：“谢谢，先生。”
我发现我的新装束还带来其它的变化。在穿过拥挤的大街时，要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必须特别注意躲闪车辆，我极为深切地感到，我的身份随着我的衣服直线下降。以前我向井查问路的时候，井查总是问我：“乘汽车还是乘马车，先生？”可是现在，问话却变成了“步行，还是乘车？”而且，在火车站，扔给我一张三等车票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了。
不过这一切都得到了补偿。我第一次面对面地见到了英国的下等人，知道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当闲荡的人和工人在街角或小酒店里和我聊天时，他们与我平等相待，谈吐自然，根本不想用谈话的内容或谈话的方式从我身上捞取什么。
当我最终深入到伦敦东区以后，我高兴地发现，对人群的恐惧不再困扰我。我已经成为它的一部分。那广阔的、泛着恶臭的海洋曾在我周围涌起，甚至吞没我，我轻轻地溜了进去，发现没有什么可怕的——除了那件装料工的汗衫。

第二章 约翰尼·厄普莱特
我先不告诉你约翰尼·厄普莱特的住址，只需说明他住在伦敦东区的一条最体面的街道上——如果在美国，这条街看起来十分简陋，然而在伦敦东区，它却像沙漠中的一块绿洲。在它的周围是肮脏贫困的、挤满了令人厌恶的年轻人的街道。然而在这条街的人行道上却看不见孩子在玩耍。街上的行人极少，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
这条街上的房子，也像所有的街道一样，都挨得很近。每所房子只有一个入口，即大门；每所房子大约十八英尺宽，房子后面有一个砖墙围住的小院。下雨的时候，可以在这个小院里仰望灰色的天空。但必须说明，我们现在所谈的是东区的富裕之处。这条街上的一些人甚至还雇得起“女佣”。约翰尼·厄普莱特就雇用一个，而且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特殊地方所结识的第一个人。
我向约翰尼·厄普莱特的房子走来，那个“女佣”也向大门走来，请注意，虽然她的处境可怜，社会地位卑贱，可是她却用怜悯和蔑视的目光打量着我。她明显地不想与我多费唇舌。那天是星期天，约翰尼·厄普莱特不在家，仅仅如此。但是我不想走，还在与她商量能否见什么人，直到约翰尼·厄普莱特夫人听到谈话声来到门前。她先斥责女佣没有关门，然后才注意到我。
约翰尼·厄普莱特不在家，而且他在星期天不见任何人。我说，那太不凑巧了。我是在找工作吗？不是，完全不是；实际上，我是来找约翰尼·厄普莱特谈事情的，而且对他是有利可图的。
事情立刻发生变化。我们所谈论的这位绅士去教堂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就回来，而且我一定能见到他。
我能否进屋？——不行，这位太太没有邀请我，尽管我心里盼着她发出邀请，嘴上却说我愿意到街角的一个小酒店去等。我还真去了，可是因为是上教堂做礼拜的时间，小酒店不开门。天正下着小雨，真糟糕，我只好坐在邻近的石阶上等。
那个穿着肮脏的“女佣”走到石阶前，十分难为情地告诉我，太太请我回去，在厨房里等。
“到这儿来找工作的人太多了，”约翰尼·厄普莱特太太抱歉地解释说， “因此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说话的态度而感到不快。”
“不、不，”我尽量端着架子说。我虽然衣着不整，但此时此刻要表现出尊严，“我非常理解，真的。来找工作的人一定把你烦透了吧？”
“的确，”她回答说，还富于表情地望了我一眼。然后她请我走进屋子，不是到厨房，而是到客厅—— 我想这是一种恩惠，来回报我那庄重的举止。

客厅与厨房在同一层，大约比地面低四英尺。屋子太暗了（当时是中午），过了一会儿，我的眼睛才适应过来。从窗外透进混浊的光线，窗子的顶端与人行道处于一个水平上。在这种光线下，我还能看清报纸上的字。
借我等约翰尼·厄普莱特的这段空闲时间，我来解释一下我此行的目的。我希望在伦敦东区与当地人一起生活、吃饭、睡觉的同时，也能够有一个避难港，距离不太远，这样我可以随时换上好的衣服，并保持清洁。在这个避难港，我还可以收到邮件，整理笔记，偶尔换上服装出去享受一下文明社会的好处。
然而这又使我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找一个可以安全存放东西的住处，就意味着女房东会怀疑我这个人过着双重生活；而如果女房东不为我的双重生活而操心的话，又意味着我住的地方会丢东西。我来找约翰尼·厄普莱特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进退两难的问题。他作为侦探在伦敦东区一直服务了三十多年，他的绰号远近皆知，而且是一个重罪犯在法庭受审时给他起的，所以他最有条件为我找一个忠实可靠的女房东，并且让她别为我的奇怪行踪不安。其实我也为我的来去无踪而感到内疚。
他的两个女儿先从教堂回来了——这两位姑娘穿着节日服装显得很漂亮。这是伦敦姑娘特有的柔弱美，不过这种美只是昙花一现，就像日落西山时天空中的晚霞一样，转瞬即逝。
她们望着我，毫不掩饰她们的好奇，似乎我是一种奇怪的动物。然后就完全不理会我了，让我一个人在那儿等。不久，约翰尼·厄普莱特回来了，召我上楼去谈。
我刚一开口，他就打断我：“大声点儿说，我感冒了，听不清楚。”
完全是一副老侦探的派头，和夏洛克·福尔摩斯一样！我很想知道他的那位负责记录我大声提供情况的助手究竟躲在什么地方。直到今天，据我对约翰尼·厄普莱特的观察，以及我对这件事的反复琢磨，我一直不能断定他是否真的患了感冒，还是真有一位助手坐在隔壁的房间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虽然我向约翰尼·厄普莱特介绍了我的情况和我的计划，而他却一直不置可否。直到第二天我身着平素的打扮，乘马车躲到他的街上时，他才亲切地向我打招呼，请我到客厅里和他的家人一起喝茶。
“我们是普通人，”他说，“安分守己，别把我们当成有钱的人。”
姑娘们脸红了，向我打招呼显得很不好意思。而他也没有让她们不要拘束。
“哈！哈！”他开心地大叫，手掌用力拍着桌子，桌子上的碟子叮当作响。“姑娘们以为你昨天是来要饭的！哈哈哈……”
两位姑娘愤怒地予以否认。她们一个劲地眨着眼，两颊羞愧地发红，似乎她们觉得只有能够透过一个人的破衣烂衫，看出他是个富人，才是真正的高雅。
在我吃着面包和果酱时，一场目的完全相反的游戏正在悄悄进行。女儿们认为把我错当做乞丐是对我的侮辱，而父亲却认为这是对我的聪明的极大赞扬，因为我如此成功地被人错当成乞丐。我对这一切都十分感激：面包、果酱、茶。到了该给我找住处的时候了。约翰尼·厄普莱特在他那条体面的街道上与他家只隔几个门洞的一所房子里，给我找到一个栖身之处。这所房子与他自己的房子几乎一模一样。

第三章 我的寓所及其他
我租的这间屋子每周六个先令，或一个半美元，从伦敦东部的观点来看，是很舒适的。可是以美国的标准衡量，这间屋子里的设备极简陋，又小又不舒服。我在屋子里仅有的几件家具之间放上一张普通的打字机桌以后，就几乎没有转身之处了。但我还是以极大的灵巧和高度的聚精会神，躲闪着身子，在其间走来走去。
当我放好东西，安顿下来以后，我就穿上我那身粗衣服，出去散步了。周围的住房对我来说都很新鲜，我开始仔细地考察它们，同时脑子里时刻提醒自己记住这一假设，即我是一个穷苦的青年人，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大家庭。
我首先发现这里没有空闲的房子，而且房子与房子之间相距很远——相距如此之远，以至于我绕着不规则的圈子走了很远的路，大约有几英里的样子，却仍然是走在两所房子中间。我找不到一间空房子——这证明这个地区“饱和”了。
显然，作为一个拉家带口的穷苦青年人，我在这块最令人不快的地区是根本租不到房子的。于是，我就寻找房间，没有家具的房间，在里面可以住下我的妻子和孩子，还可以放东西。这样的房间不多，但是我还是找到了，通常都是单间，因为对于一个穷人家来说，一间屋子足够他们在里面做饭、吃饭和睡觉了。当我问有没有两间一套的房间时，转租人惊讶地望着我，那种神情就像一个人望着想多要一点粥的奥利佛·特威斯特一样。
一个穷人和他的家不但能住在一间屋子里，我还听说许多住一个房间的家庭居然能腾出足够的地方租给一两个房客。这样的房间可以以每周三至六先令的租金出租，那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有介绍人的房客可以每周付八便士到一个先令的钱租一块地方。他甚至可以再付几个先令与转租人一超搭伙。但是我没能调查这件事——这是我应受到指责的错误。因为我当时考虑到我假设有一个家庭。
不但我所调查的房子里都没有澡盆，我也了解到，我所见到的几千所房子里也都没有澡盆，如果我的妻子、孩子和两个房客都挤在一间还算宽敞的房间里，洗澡是不可能的事。不过随之而来的好处是节约肥皂，所以大家也都相安无事，上帝仍在保佑大家。
不过我没有租房间，而是又回到了我在约翰尼·厄普莱特街上的寓所。由于想到我的妻子、孩子和房客，想到我把他们塞进狭小的房间，我的目光也变得狭窄了，不能一眼看尽我自己的屋子。它简直大得吓人。难道这是我每周付六先令租用的房间吗？不可能！多亏女房东这时来敲门，问我是否住得舒服，这才打消了我的疑虑。

“是的，先生，”她回答道， “这条街是剩下的最后一条。其它的街道在十来年之前也和这条街一样，住着体面的人。后来外面来的人把像我们这样的人赶了出去。这条街上的人是惟一留下来的。太可怕了，先生！”
她接着又叙述了这条街住满人的经过。她说房租不断上涨，可风气却越来越坏。
“你知道，先生，我们这类人不习惯像其他人那样挤在一起住。我们需要更多的空间。其他的人，那些外国人和下层人，能把五六家子人塞进这所房子，而我们只住一家人。所以他们如果住这所房子，能付更多的租金，而我们付不起。的确太可怕了，先生，你想一想，就在几年前，周围还是满不错的。”
我望着她。这是一位英国工人阶级最高等级的妇女，高尚、文雅，却正在被那腐烂发臭的人类浪潮所吞没。这股人类浪潮正被统治势力推出伦敦市，向东扩展。银行、工厂、旅店和办公楼统绕要毁掉。城市贫民是一群流浪者，他们像浪涛一般向东涌去，挤满了一个又一个街区，败坏每个街区的风气，把较高阶层的工人驱赶到城市的边缘，或使他们堕落，一代人不行，就两代三代。
不用几个月，约翰尼·厄普莱特的街道也会遭此厄运。他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
“几年之后，”他说，“我的租约到期。我的房东和我是一类人。他没有提高这里的任何房子的租金，所以我们才得以住下来。不过总有一天他会卖掉房子，或者他会死去，这对我们来说都一样。购买这个房子的是个会赚钱的人。他在房子后面的那块地上，即我的葡萄藤附近，建了一个血汗工厂，和这所房子相连，还把一个房间租给一家人。你看，约翰尼·厄普莱特已经搬走了！”
我的确看见约翰尼·厄普莱特和他的贤妻，以及漂亮的女儿和那个肮脏的女佣人，就像众多的幽灵一样，在这座魔鬼城的追逐之下，穿过黑暗，向东迁移。
然而迁移的不止约翰尼·厄普莱特一个人。很远很远，在城市的边上，住着小商人、小经理和成功的职员。他们住在村舍或半独立的别墅里，有小花园，有活动的自由，有呼吸的空间。他们得意洋洋，当他们注视着他们逃离的深渊时，总是挺起胸膛，感谢上帝使他们不再像其他人那样。瞧！约翰尼·厄普莱特向他们跑来，身后紧追着那座魔鬼城。住所神奇般地拔地而起，还建有花园，别墅被分割成许多寓所。伦敦的黑夜被罩在一片油污的幕中。

“你在这里有多久了？”我问。
“十三年了，先生。您难道不喜欢这个房间吗？”
她一面说话，一面拖着笨拙的步子在小厨房里走来走去，为她的房客准备饭茶。我刚进来时，她就一直忙着做饭，说话时也不停止。她显然是个忙人。“五点半起床”，“干完最后一件事才上床睡觉”，“干活累得爬不起来”。她这样已经十三年了，可是得到的报酬却是花白的头发，肮脏的衣服，下垂的肩膀和邋里邋遢。她终日在这个令人烦躁的咖啡馆里干活。咖啡馆面对一个胡同，其间只有十英尺的距离，旁边还有个水塘，环境又脏又乱，令人作呕。
“您还进来看一看吗？”看到我要走出去，她急切地问。
我转过身，望着她。我完全理解了那句古老的格言所蕴含的道理：“美德本身就是酬报。”
我走回来，问她：“你度过假吗？”
“度假？”
“到乡村去几天，呼吸新鲜空气，放假。你知道，就是休息。”
“老天保佑！”她大笑，第一次停止了手里的活儿，“度假？我这样的人？你想想看！——小心脚底下！”最后一句话说得很响，是对我说的，因为我在跨那朽烂的门槛时绊了一下。
在西印度码头，我遇见一个年轻人，他正忧郁地注视着污水。他头上的烧煤工帽子被拉到眉毛下面，他的装束和悬垂的衣服透露出他一定当过海员。
“喂，老弟，”我率先向他打招呼，“到沃平怎么走？”
“你在运牛船上干过活吧？”他反问，一下子就认出了我的国籍。
于是，我们聊了起来。谈到酒吧和混合酒。我们一下子变得亲密起来，所以当我拿出值一个先令的铜板（我谎称我只有这么多钱），并说拿其中的六便士住宿，六便士喝混合酒时，他大方地建议我把那一个先令都用来喝酒。
“老兄，我昨天晚上喝醉酒捣乱，”他解释说，“井查逮住了我。今天晚上咱们一起睡吧，怎么样？”
我说可以。直到我们喝完一先令的啤酒，然后到一个简陋污秽的小屋里，睡在一张破床上的时候，我才真正知道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在某一方面，他代表了一大批伦敦下层社会的工人，我后来的经历证明了这点。

总之，伦敦的深渊是一片屠宰场。年复一年，从英国农村涌进一批批生机勃勃的血液，但是在这里不但没有获得新生，反而到第三代就死光了。当局断言，父母和祖父母出生在伦敦的工人如此出类拔萃，现在在伦敦已几乎找不到他们了。
A·C·皮古先生说，年老的穷人，和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被淹没的第十代人”，构成伦敦人口的百分之七点五。这也就是说，去年、昨天、今天，乃至此时此刻，有四十五万人正在这个被称为“伦敦”的社会深渊中悲惨地死去。他们是怎么死的呢？我不妨拿今天的《晨报》上的一则消息为例。
自我疏忽
惠恩·韦斯考特医生昨天在肖尔第赤调查伊莉莎白·克鲁斯的死因。伊莉莎白·克鲁斯终年七十七岁，住在霍尔波恩东街三十二号，于上星期三死亡。爱丽斯·马瑟森说她是她去世前居住的那座房子的主人。目击者说最后见到她是在上星期一。她独自一人生活。霍尔波恩地区的救济官员弗朗西斯·伯茨说，死者在那间屋子里已住了三十五年。当他第一个被召到现场时，他发现老人死的情况很可怕。尸体抬走以后，救护车和赶马车的人都进行了消毒。蔡斯·芬尼尔医生说，死因是褥疮引起的血中毒，是自我疏忽和肮脏的环境所致。陪审团做了同样的判决。
对于这个女人之死这样的小小的事件，官员们居然自鸣得意地看待，还做出判决，这实在令人吃惊。一个七十七岁的老妇人竟然死于“自我疏忽”！这不愧是分析这个事件的最巧妙的角度。那位老妇人的死是她自己的过错。责任分清了，人们又心安理得地继续照顾自己的事情去了。
至于“被淹没的第十代人”，波古先生说过：“他们或者由于体力不支，或者由于智力有限，或者由于性格的关系，也可能由于这三者，他们是不称职的，或不情愿的工人，结果他们养活不了自己。……他们的智力如此低下，以至于分不清左手和右手，也认不出来他们住房的号码；他们身体虚弱无力，没有耐力，他们的性情乖戾，不知道家庭生活是什么。”
四十五万人可不是个小数目。那个年轻的烧煤工只是其中的一员，而且费了那么长的时间他才说出了心里的一点点话。我可不愿意听他们大家一起谈话。我想，上帝能听见他们的话吗？

不容置疑，孩子们长大以后都十分虚弱，没有生殖能力和耐力，膝盖软弱，胸部狭窄，无精打采，在与从乡村涌进的侵入者们进行的残忍斗争中自然会被打垮。铁路工人，赶公共马车者，玉米和木材的搬运工人，所有这些需要身体耐力的活儿，绝大部分都由乡下人来干。在大都市井查局里，大约有一万二千名井查出生于乡村，而在伦敦出生的只有三千人。
人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深渊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杀人机器。当我走过那些偏僻的小巷，见到那些站在门口、酒足饭饱的手艺人时，我为他们感到悲哀。而且比起那些正在深渊底层死去的四十五万迷茫、绝望、不幸的人来说，他们更令人感到悲哀。那些不幸的人至少是在死去，而这些吃饱肚子的人都不得不经历那正延伸到二代人甚至三代人的缓慢的剧痛。
然而他们生命的素质还是不错的。他们具有人类的一切潜力。如有适当条件，他们可以世世代代生存下去，从中涌现出伟大的人物、英雄和有地位的人，使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熠熠生辉。
我曾与一位妇人交谈过。她是这类人们的代表，但已经被排挤出那些偏僻的小街道，正在沉入深渊底层，走向死亡。她的丈夫是个装配工，工程师工会的成员。他是个穷工程师。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他没有能力得到固定的工作。他不具备获得或保持一项稳定工作的精力和进取心。
这对夫妇有两个女儿，一家四口挤在两个权且称为“房间”的洞里，每星期付租金七先令。他们没有炉子，只是在壁炉里的一个煤气灶上做饭。作为没有财产的人，他们的煤气供应是受限制的，但是为了他们的利益却安装了一个聪明的机器。只要往机器的投币口投入一个便士，煤气就来了。当这个便士月光时，煤气自动停止。“一个便士一会儿就用完，”她说，“可是饭还没有熟。”
他们从年轻时就长年挨饿。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总是吃不饱。每次在饭桌上吃完饭，他们总想再多吃一些。于是，他们一旦在生活走下坡路时，长期的营养不良就成为耗竭他们的精力、加速生活恶化的重要因素。
然而这位妇人却是个吃苦耐劳的工人。她说，从早晨四点三十分直到天黑，她不停地制作布礼服、白衬衫，装衬里，加两层荷叶边。工钱是每做一打衣服七个先令。注意，布礼服，白衬衫，两层荷叶边衬里，每一打七先令！这等于每一打衬衫一美元七十五美分，或者每件衬衫十四多个美分。
她的丈夫为了得到工作，不得不加入工会，每周交纳一先令六便士的会费。而且如果当工会组织**时，他正巧有工作，那他还要按时向工会的金库交纳高达十七先令的救济款。

那个店当时很空闲，但我们仍很想去看看。经过列门大街，我们抄近路向左走，进入斯比托尔费尔兹大街，钻进煎锅胡同。一群孩子聚集在泥泞的人行道上，活像刚刚从蝌蚪变成的青蛙，在干枯的湖底蹦跳。在一个狭窄的门口，坐着一个女人，正给怀里的婴儿喂奶，两个**裸露着，这是对女性神圣的公然亵渎。门口太窄，我们不得不迈过她。在她后面的黑暗狭小的厅内，我们费力地穿过一群年轻人，走上一个更窄更脏的楼梯。我们走上楼梯，共有三层，每层楼梯的平台有两英尺长，三英尺宽，上面堆满垃圾和杂物。
这所令人作呕的房子里有七间屋子。在其中的六间房子里，住着二十几个年龄不等的男女，一起做饭，吃饭，睡觉，工作。每间屋子平均为八英尺宽，八英尺或九英尺长。我们走进第七间屋子，这是一间有五个人在里面“流汗”的简陋污秽的小屋，它有七英尺宽，八英尺长，干活用的桌子占了大部分空间。桌上有五个鞋楦头，几乎没有地方能让人站着干活，因为地上堆满了纸型、皮子、一捆捆鞋帮和用来把鞋帮钉到鞋底上的零七八碎的东西。
在隔壁的屋子里住着一个女人和六个孩子。在另一间像洞一般的屋子里住着一个寡妇，带着她的惟一的患肺病的儿子。有人告诉我这个女人在街上叫卖糖果，但是挣的钱常常不够用来给她的儿子买每天需要的三夸脱牛奶。而且，这个身体虚弱，正在走向死亡的孩子每星期只能吃上一次肉；如果你没有见过猪食，就很难想像这肉的样子。
“他那种咳嗽的劲儿真是可怕。”我的一个卖苦力的朋友主动对我说，他指的是那个正在死去的孩子。“ 我们干活时总听见他咳嗽，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咳嗽和糖果并不重要，我还在这贫民窟的孩子们所处的恶劣环境中发现了另外一种威胁。
我的卖苦力的朋友与另外四个人在这八英尺长、七英尺宽的屋子里一起干活儿。冬天，一盏油灯日夜亮着，将油烟散入那已经十分污浊的空气中。他们白天黑夜就不断呼吸着这样的浊气。
这个告诉我，生意好的时候，活儿比较多，他能够“每星期挣三十先令，”——三十先令！七个半美元！
“不过我们当中最能干的人才挣这么多，”他又说，“我们必须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尽快干。你会看见我们满头大汗！汗珠往下淌！你如果来看一看我们干活，你会眼花的——鞋钉从我们嘴里飞出来，就像从机器里飞出来一样，你看我的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