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突厥石刻碑铭对中国的称呼
突厥民族兴起於西元六世纪，西魏废帝元年（552），突厥首领布民（Bum?n，一称土门，T　m?n，552在位），发兵击柔然，柔然主阿那　在兵败自杀后，土门自号伊利可汗（Ilig Qaghan），创建东突厥汗国。东突厥直至七世纪初期，仍藉用粟特文字记事；[7]其后通过中亚伊兰（Iranic）系民族使用的文字，传入阿拉美文（Aramaic）创造出「鲁尼文字」（Runic）。[8]突厥民族在后突厥时代（682-745），大量以鲁尼文字刻写碑铭，记录本民族的历史发展。
在目前已知的古代突厥石刻碑铭中，刻写於唐玄宗年间的「暾欲谷碑」（The Tonyuquq inscription）、「阙利啜碑」（The K　li－cor inscription）、「翁金碑」（The Ongin inscription）、「阙特勤碑」（The K?l Tegin inscription）、「苾伽可汗碑」（The Bilg? Qaghan inscription）等，记载著大量突厥民族与中国之间的互动内容。兹将碑铭中提到中国的部份，例举如下：
「暾欲谷碑」第一石西面第一行：
bilg? to?uquq b?n ?z　m tabγach …… t　rk bodun tabγa?qa k?r　r ?rti.[9]
我是谋臣暾欲谷，生成於中国，……（那时）突厥人民臣属於中国。[10]
第一石西面第二行：
……tabγa?da adr?lt?. qanlant?. qan?n qodup tabγa?qa yana i?ikdi.
……（突厥）脱离了中国，有了可汗。他们又弃其可汗而臣属於中国。

第一石西面第七行：
birla elt?ri? qaγan bol（u）y?n, b?ry? tabγa??γ,……?k ?l　rti.
颉跌利施向南杀死了大量的中国人。
第一石南面第二行：
……（toquz oγuz）tabga?γaru qun? s??　n　g ?dm?s.
……（九姓乌古斯）派遣贺儿将军前往中国。
第一石东面第二行：
tabγa? qaγan yaγ?m?z ?rit. on oq qaγan? yaγ?m?z ?rit.
中国可汗是我们的敌人；十箭可汗是我们的敌人。
「阙特勤碑」南面第四行至第五行：
bu yird? olurup tabγa? bodun birl? t　z?ltim.
住在这里，我同中国建立了关系。
南面第十一行：
tabγa? qaγanta b?diz?i k?l　rt　m, b?diz?t（d）im.
我从中国皇帝那里请来了画工，让他们装饰了（陵墓）。
东面第七行：[11]
t　rk b?gl?r t　rk at?n ?t（t）?. tabγa?γ? b?gl?r tabγa? at?n tut?pan tabγa? qaγanqa
突厥诸官舍弃了突厥称号，亲中国的诸官采用中国称号，臣属於中国皇帝，
「苾伽可汗碑」东面第三十九行：
……ta（tab）? bodun tabγa? qaγanqa k?rti.
……奚人民归顺中国皇帝。
「苾伽可汗碑」南面第一行：
……（tab）γa? atl?γ s　si bir t　m?n artuq? yiti bi? s　g ilki k　n ?l　rt　m.
（第一天）消灭了中国骑兵一万七千人（军）。
「阙利啜碑」西面第十二行：
……（tab）γa?qa bon?a s　?　?　p alp?n ?rd?m?n 　?　n k　 bun?a tutd?.
他由於……与中国多次作战英勇顽强，而声名大振。
「翁金碑」正面第五行：
ba（sa） tabγa?da y?r?ya atig oγuz ara yeti ?r?n yaγi bolmis.
那时在中国的北面，在Atig和乌古斯人之间有七人成为了（我们的）敌人。
由上述所徵引的碑文可以发现，八世纪的突厥民族，称呼中国为“tabγa?”或是“tabga?”；称中国皇帝为“tabγa? qaγan”。

三、西方文献对中国的称呼
希腊文与拉丁文文献，记载有关历史与地理的文献中，最早对中国的称呼可能是「赛里斯」（S　res）。西元前一世纪，斯特拉波（Strabon，约58B.C.-21B.C.）的《地理书》，在其第十一章第二节中记载道：
大夏国王门始终不断地把自己的领地向赛里斯（S　res）和富伊人（Phrynoi）地区扩张。[12]
同书，第十五章第一节记载道：
也是出於同一原因（气候的酷热），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这种织物很像是足丝脱掉的皮织成的赛里斯布一样。……然而，有人声称赛里斯人比能活一百三十岁的穆西加尼人（Musicaniens）还要长寿。……人称赛里斯人可长寿，甚至超过二百岁。[13]
斯特拉波在另一著作《古典名著选》，第二卷第十五章第一节亦记载道：
印度的地势呈菱形，其北端是高加索山脉，……这一山脉把北部的塞种人（Sakai）、斯基泰人（Scythes）和赛里斯人同南部的印度人分割开了。[14]
以「赛里斯」称呼中国者，盖因中国为产丝之地，故有此称。自斯特拉波称中国为「赛里斯」起，直至西元六世纪末，希腊文与拉丁文文献多延用「赛里斯」之名来称呼中国。

西元六世纪末，拜占庭历史学家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Th　ophylacte Simocatta，约582-620），在拜占庭宫廷中曾担任多项公职，他在《历史》一书中，记载了拜占庭皇帝莫里斯（Maurice，582-602）主政时期的史事，称为「莫里斯皇帝大事记」，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称中国并不是用「赛里斯」之名，而为“Taugast”，这是西方文献中最早以“Taugast”称呼中国者。兹先将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历史》中记载“Taugast”的内容迻录於下，再对其内容进行分析：
在那些遭受失败的阿巴拉人（Abaroi）中，有的逃到Taugast（笔者案：耿升译为「桃花石城」）居民中。Taugast是一座著名的城市，距被称为突厥人的地区有一千五百英里，此地位於印度之边陲。居住在Taugast附近的居民形成了一个非常勇敢而又人烟旺盛的民族。……当突厥可汗（Khaganos）结束了内战时，便成功地主持政务，同Taugast人签订了和约以便在其汗国内恢复和平，……Taugast人的首领被称为Ta?san，它在希腊文中的字面意义是「天子」。在Taugast人中，权力并不受派系之苦，因为对於他们来说，君主是天生的。这一民族崇拜偶像，其法律是公正的，生活中充满著智慧。……Taugast以一条江为界。从前，这条江将隔岸遥遥相望的两大民族分隔开了。其中一个民族穿有黑装，另一个民族穿著鲜红色的服装。到了我们这个时代，在莫里斯皇帝的统治之下，那些穿黑衣者越过了大江，向那些穿红衣者发动了战争，他们成为胜利者并建立了自己的霸业。……在Taugast内，国王的妻妾们拥有一些金辇，各由一只被黄金和宝石装饰得非常豪华的牛犊所拉，这些牛也带有镶嵌以黄金的嚼子。Taugast的君主与七百名妻妾同居。……据传说，亚历山大在数英里远的地方又筑了另一城，蒙味人称这后一座城为库博丹（Khoubdan）。当君主驾崩之后，其妻妾们便为他守丧并且彻底剃头，身著黑服装，法律禁止她们离开国王的坟墓。[15]

引文中的“Taugast”，与八世纪突厥石刻碑铭的“tabγa?”、“tabga?”来自同一词源，耿升译为「桃花石」；[16]张星烺译为「陶格司」。[17]最早研究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历史》有关“Taugast”的内容，并明确指出“Taugast”即是「中国」的是法国历史学家德经（Deguignes），其后英国史学家吉朋（Gibbon）、法国史学家克拉普洛特（Klaproth），皆赞同德经的论点。[18]张星烺认为，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在书中并未记往中国道路，其中国的史事，大约得之於中亚突厥人。[19]亨利?裕尔（Henry Yule）也认为，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通过了特殊渠道，获得中亚突厥民族的战争和剧变的知识，以及突厥民族之间、突厥民族与周边民族之间的关系史有趣片段。[20]换言之，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对中国的认识，是透过突厥民族，其以“Taugast”称呼中国，也应该是来源於突厥的语汇。
由於拜占庭莫里斯皇帝当政的时间是在西元五八二至六０二年，也就是隋朝文帝开皇二年到仁寿二年之间，故上引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历史》的内容，应是指隋文帝时期的中国。从上引文，我们若结合中国的史籍文献相互勘校考释，有下列几点很值得分析：
第一，引文中的「突厥可汗（Khaganos）结束了内战时，……同Taugast签订了和约以便在其汗国内恢复和平。」，此一突厥可汗，应是指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para Qaghan，581-587在位）。有关此次「突厥内战」以及「与Taugast签订和约」的过程，中国史籍有著更为完整详实的记载。隋文帝杨坚代周建隋之初，因待东突厥甚薄，加上北周宗室女、沙钵略可汗的可敦（Qatun）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於沙钵略侵隋。[21]开皇三年（583）二月，沙钵略可汗率阿波可汗（Apa Qaghan）、贪汗可汗（Tamqan Qaghan）等举兵寇隋边，[22]隋文帝派遣河间王弘、上柱国豆卢绩、窦荣定、左仆射高熲、右仆射虞庆则等人，出塞讨击。[23]其间，长孙晟采行的「离间分化」东突厥内部策略奏效，随同沙钵略可汗南侵隋境的阿波可汗中途罢兵，并遣使随长孙晟入隋请和。[24]沙钵略可汗听闻阿波可汗内附隋廷，擅自遣使与隋朝言和，乃愤而退兵，北返漠北，转攻阿波可汗牙帐。《隋书?长孙晟传》记载道：
摄图（笔者案，即沙钵略可汗）……闻阿波怀贰，乃掩北牙，尽获其众而杀其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玷厥（笔者案，即达头可汗），乞师十余万，东击摄图，复得故地，收散卒数万，与摄图相攻。[25]
沙钵略可汗以阿波可汗怀贰为由，出兵阿波牙帐，杀阿波母，尽掳阿波部众，阿波可汗乃西奔，依附西突厥达头可汗，达头以十余万众助阿波东击沙钵略可汗，收复阿波故有之旧地。不仅如此，东突厥内部与阿波可汗交好的诸部小可汗，因不满沙钵略攻打阿波牙帐行径，纷纷叛离沙钵略，使东突厥的内战愈形严重。《隋书?突厥传》载：
又有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亡奔达头。沙钵略从弟地勤察别统部落，与沙钵略有隙，复以众叛归阿波，连兵不已，……。[26]
就在东突厥南侵隋境失败，内部战争日益之际，沙钵略可汗乃於隋文帝开皇四年（584）九月，遣使来隋请和亲。[27]此外，与隋朝有亡国之仇的北周千金公主，亦苦於当时沙钵略可汗兵败、东突厥崩离态势，主动要求改姓杨氏，请为杨坚女，希冀隋廷能援助亟亟可危的沙钵略可汗政权。《资治通鉴》记载道：
突厥沙钵略可汗数为隋所败，乃请和亲。千金公主自请改姓杨氏，为隋主女。[28]
杨坚为此特别派遣开府仪同三司徐平和出使东突厥，更封北周千金公主为隋大义公主。[29]开皇五年（585），沙钵略可汗以被西突厥达头可汗所困为由，向隋廷请求将部落南度漠南，寄居於白道川内。文帝允诺，遣晋王杨广以兵援助沙钵略，并赐予衣食、车服、鼓吹，沙钵略可汗大喜，乃与隋立约，双方以碛为界。同年七月，沙钵略上表向隋称臣，永为藩附。[30]就在沙钵略获得隋朝的援助下，东突厥结束了国内的内战，恢复了汗国内的和平。

第二，引文中「Taugast以一条江为界，……这条江将隔岸遥遥相望的两大民族分隔开了。其中一个民族穿有黑装，另一个民族穿著鲜红色的服装。」张星烺认为，此江即是「长江」；两大民族，即是北为隋，南为陈。当时隋兵制衣或尚黑，陈兵尚红，故有黑衣国及红衣国之传说。[31]张氏所言，隋与陈两国以长江为界，笔者深表赞同，然其所论「隋兵制衣或尚黑，陈兵尚红」，吾人则有不同的看法。前面已论，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在《历史》一书中，对於当时中国的认识，是经由突厥转传得知，是以引文中的「黑衣」与「红衣」，当从突厥民族的观念考查。游牧民族自古即有蓝主东、白主西、红主南、黑主北，以四色配四方的观念与传统，[32]并由此四方搭配太阳出现之四个方位。[33]是以，当时的中国分为南北，隋在北方，故曰「黑衣」；陈在南方，故以「红衣」名之，此与兵制衣尚黑、红无涉。
第三，引文所言「在莫里斯皇帝的统治之下，那些穿黑衣者越过了大江，向那些穿红衣者发动了战争，他们成为胜利者，并建立了自己的霸业。」按，隋文帝开皇八年（588）十月，文帝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等人并为行军元帅以伐陈，同年十一月，陈师誓众。开皇九年（589）正月，韩擒虎进师入陈都建邺（今南京），擒获陈叔宝，陈朝亡国。[34]隋朝结束自永嘉之祸（316）晋室南渡以来，南北分裂割据局面，重新统一了全中国。
第四，引文中「据传说，亚历山大在数英里远的地方又筑了另一城，蒙味人称这后一座城为库博丹（Khoubdan）。」经学者的研究，库博丹（Khoubdan）为古希腊语，叙利亚语是“Kumdan”（「克姆丹」）、伊朗或阿拉伯语为“Khumdan”或是 “Khund　n”（「胡姆丹」），[35]为隋、唐京师「长安」的不同汉语译名。不唯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称呼长安为「库博丹」，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在长安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亦以古叙利亚文译长安为「克姆丹」；[36]唐宣宗大中五年（851），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olaiman）所撰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以「胡姆丹」指称唐朝京城长安。[37]对於长安外来音义来源为何？以往学界有著不同的看法，[38]今人葛承雍从北周史君墓所出土的石椁门楣横枋上的粟特文与汉文双语题刻中，判定“Khumdan”即是由粟特文“’xwnt’n”转译而来，并得出早在西元四世纪时，西域地区即以“’xwnt’n”来称呼长安。[39]
第五，引文中「当（Taugast）君主驾崩之后，其妻妾们便为他守丧并且彻底剃头，身著黑服装」。隋、唐崇信佛、道，皇帝崩逝后，妃嫔若无子女者，一般多被安排到故去皇帝修建的别庙或国家指定的尼姑庵、道观之中，出家当尼姑或道冠。如隋文帝崩，宣华夫人陈氏出居仙都宫；[40]唐太宗崩逝，嫔御皆为比丘尼，原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亦随嫔御居於感业寺。[41]上引妻妾们「为他守丧并且彻底剃头，身著黑服装」，即是嫔妃出家为比丘尼。

自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所撰写的《历史》以及八世纪突厥石刻碑铭以“Taugast”称呼中国后，西方史籍文献或北亚游牧民族多以“Taugast”或与此相关的词语指涉中国。如西元十世纪出生於巴格达的阿拉伯著名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马苏第（Ali-el-Mas’udi，？-956）在《黄金草原》（Les Prairies d’Or）中论及唐末黄巢之乱时记载道：
中国中原皇帝从其臣民那获得了Baghhur（笔者案：耿升译为「贝格布尔」）的荣誉称号，也就是「天子」。然而，中国中原君主们的特殊尊号和在他们讲话时，对他们的称号则是Tamgha? Khan（笔者案：耿升译为「桃花石汗」），而不是「天子」。[48]
由此可知，马苏第以「桃花石汗」指称当时的唐朝皇帝。北宋时回鹘别失八里（Bishbalik，今新疆济木萨尔县境内）僧人详古舍利都统（S?ngqu s?li tutung），将胜光法师的《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译为回鹘文，其中有云：
又幸福的在大twqa?国有慧立大师者，洞澈三藏，受教著为twqa?文，彦悰法师者宣教法师也，为之笺。[49]
引文中，冯家升将「大twqa?国」译为「中国」；「twqa?文」译为「汉文」。[50]另一部胜光法师所著《金光明经》的回鹘文佛经译著，又有记载道有关“tawhgach”，如「序品」第二叶a面，第十二行「（成书后的佛经在东方） tawhgach国家广为流传」；第十三行「在天tawhgach汗时代，（三藏法师义净，从南方的水路出发）」；「序品」第二叶b面，第二行「完整的读完并译为tawhgach语等」。[51]此处的“tawhgach”以及「在天tawhgach汗时代」，经学者的研究，亦分别是指唐朝以及唐高宗时代。[52]

十一、十二世纪，中亚谋夫人马卫集（1046-1120），在《动物与自然属性》一书中将中国的领土分为三个地区：秦、契丹与回鹘，其中最大的是秦地区。马卫集在书中谈到，他曾遇到一个去过中国的智者，据此人介绍，中国的京城叫扬州（Y.njur），流经该城的一条大河，将它分成两部分，国王及其随员、侍从、军队住在一边；另一边则住著国王的臣民和商人们，他们的国家被叫做“Tafgh?i-Kh?n”（「桃花石汗」），又号称为“Faghf?r”（「法格富尔」）。[53]该书又提到：
去中国国王Tafgh?i-Kh?n（笔者案：胡锦州、田卫疆译为「桃花石汗」）的京城扬州，应从正东方转而向南边右手方向前行而达甘州（Q?m-j?）；然后，用四十天时间至鲁克沁（L. ksin）、火州（khocho）地方又称唆里迷（S?lmin）或中国城始终位於这段（路程）的左边；从鲁克沁就进入了Tafgh?i-Kh?n的领土，约四十天即可到达扬州。[54]
马卫集所中国的领土分为三个地区，其中的「秦」系指宋朝；「契丹」是指「辽」；「回鹘」则是指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由引文中可知，中亚地区将宋朝皇帝称之为“Tafgh?i-Kh?n”。
此外，译於宋代的《回鹘文三宝愿文》亦有记载：「喀雅恭敬地在这件tavghaq卷子上记下了两行字，……」；[55]出土於内蒙古赤峰县的十三世纪中叶回鹘文景教徒墓砖铭文有「tabγa?纪年牛年正月二十日」；[56]又有立於元末，由回鹘文所刻写的「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其中有「此外，（赐给的）三品银印的样式，也完全按tawγac式制成」。[57]
综合以上所述，古代希腊文、拉丁文历史与地理文献中，最早是以「塞里斯」（S　res）指称中国；及至西元六世纪末，拜占庭历史学家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在《历史》一书中首次以“Taugast”称呼中国。此后刻写於八世纪的突厥石刻碑铭、十世纪的阿拉伯历史文献、十一与十二世纪的回鹘文佛典、十三及十四世纪回鹘文所刻写的墓砖、碑铭等，都有以“tabγa?”、“tabga?”、“tamgha?”、“tawhgach”、“tafgh?i”、“twqa?”、“tawghc”等词指称中国；以“tabγa? Qagan”、 “Tafgh?i-Kh?n”等指称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学者指出，“tabγa?”这个语词来源於突厥语，或者至少是来源於后来完全汉化的阿尔泰王朝（汉语叫拓跋〔T’o-pa〕），这个语词沿著「丝绸之路」转移，后来在拜占庭成为“Taugast”，在阿拉伯语中成为“tawghc”，都是指中国而言。[58]

四、「桃花石」释义
汉文史料中，将“Taugast”（“tabγa?”）译称「桃花石」者，最早出现於西元一二二一年元人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其书记载长春真人邱处机行至阿里马城（Alcmalik，今新疆伊　霍城县境内）时谓：
农者亦决渠灌田，士人惟以瓶取水，载而归。及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59]
“Taugast”之最早的汉文对音，可能不始於李志常的「桃花石」，而是北宋蔡绦的「绦贯主」。蔡绦在《铁围山丛谈》记载道：
（于阗）王内相(安中)因诵曰：「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绦、贯主（笔者案：此处系点校者冯惠民、沈锡麟断句），阿舅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绦、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60]
此段文字系北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喀喇汗阿赫马德（哈龙）?哈桑进贡上表献玉时所说。黄时鉴认为，引文中的「绦贯主」，当是回鹘语词“tabgha?”或是“tavgha?”的回译音写。[61]此说若不误， “Taugast”之汉译，则可以上溯至十二世纪初。

然而，“Taugast”一词的语义究竟为何？学界看法纷歧，自十八世纪中叶以来，中西学者提出多种解释，今先将各方说法综述於下，比较其中异同。
第一，大汉说。张星烺在＜古代中国与欧洲之交通＞一文，首先认为“Taugast”即是「大汉」之意：
陶格司（笔者案：即 Taugast）为大汉二字之转音，今代日本人读大汉二字为大伊干（Daigan）；日人之汉字读音，多学自隋唐时代；汉朝虽亡，而以后之人仍称本国为汉土，法显、玄奘之纪行书可覆视也。[62]
张星烺以今日本汉字读音，多源自於隋唐时代，「大汉」日人读为「大伊干」，语音类同“Taugast”，并认为汉朝虽亡，然后人仍称中国为汉土。芮传明亦采用「大汉」说法，并进一步的考证分析理由有三：一是，自秦一统中原后，汉王朝持续的时间长於任何其他王朝，长达四百几十年，因此，域外人至少在这四百几十年中始终将「汉」与「中国」视为同一；二是，汉代人以自称「大汉」为荣，尤其是在与域外的「夷狄」之流打交道时，更因「大汉」而产生自豪，以为是一种至高无上，尊贵无比的美称，乃至有居高临下之感。因此，「大汉」成为游牧人对中原王朝的一般性代称；三是，域外人亦以称「大汉」为荣，如西晋亡后，匈奴人刘渊自称「汉王」，表明自己乃是继两汉的皇统。此反映出「大汉」的影响深入域外人，尤其是中亚游牧人心中。[63]芮传明并认为，自隋唐以降，皇帝被称为「大家」或「宅家」，这个「大家」、「宅家」，即是“tabγa?”从中亚地区「返销」到中原的词汇，反映了古代中原汉人聚居区与中亚居民进行频繁文化交流的一个例证。[64]

第二，大汗说。章巽主张「大汗」说，其所持的理由：通过对音的研究，「桃花石」和其它同出一源的自“taugas”以下的各个名称，其起源来自「大汗」，盖因「汗」为游牧民族首领之称号，北魏拓跋氏的先祖已有可汗的称号，后柔然、突厥、回纥诸族，也沿用可汗这个称号来尊称其君主。他们经常和南方的中原皇朝相接触，就把中原的皇帝也称为可汗或汗，又见中原皇朝之大，乃以大汗称之。贞观四年西北诸族请唐太宗上尊号为天可汗，也基於此因。[65]
第三，大魏说。法国历史学家德经，最早研究“Taugast”，并认为“Taugast”之名乃汉文大魏（Ta-g?ei）二字之转讹，原指拓跋魏而言。[66]
第四，拓拔（跋）氏说。法人伯希和（P.Pelliot）在＜支那名称之起源＞指出：
这个名称（笔者案：“Taughast”）同契丹名称情形相类，我对於这一说，不敢自以为必是当三八六至五五六年之间，中国北部为一种来自东蒙古的外国皇朝所据，这就是中国载籍中的元魏。……中国载籍尚保存此朝的土姓，而译写其音曰：拓跋（Thak-bat）这个译名。……桃花石原来的根据，或者就是拓跋其对音，虽不精确，而有可能。就历史方面言之，元魏占领中国北部，而在中亚以土姓著名，遂使中亚的人概名中国为拓跋，犹之后来占据元魏旧壤的辽朝，种名契丹，中亚的人又以此名名中国的情形一样。[67]
与此同时，日人白鸟库吉亦撰有＜托跋氏考＞一文，文中主张「桃花石」乃是指「拓拔（跋）氏」之意，此沿袭法人德经认为“Taugast”系「大魏」的音译而来。白鸟氏其所持的理由如下：拜占庭史家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於《历史》一书所记，“Taugast”一国的年代，正值拓拔氏所建的北魏，而北魏在五世纪间甚强，前后历时一百余年，势力括及西域，当时各外族或即以魏代表中国，故呼为大魏。白鸟库吉不以「大魏」而采「拓拔氏」，系因拓拔氏字音与突厥碑文中“Tabga?”字音相近，且中国史书多以拓拔氏称北魏，较「大魏」为普遍。[68]
伯希和与白鸟库吉等人提出「拓拔氏」的说法后，在中西方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多采用此一论点。吴志根指出突厥兴起后，最先接触的正是拓跋魏政权，因此，突厥人以「拓跋」称中国是很自然的；[69]刘义棠也以为从字、音、义来看，「拓拔氏」与“Taugast”多相吻合，较为接近。[70]英国牛津大学一九七二年所出版的《十三世纪以前突厥语词源学词典》和前苏联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出版的《古代突厥语词典》，均认为“Taugast”乃「拓跋」之义，是当时的中国或中国人的代称。[71]然而，对於「拓拔氏」的说法，有学者从语义和史实两方面提出质疑。日人桑原骘藏即批评道：「拓跋魏」在塞外西域方面，虽确有相当之势力，然若以其「拓跋」之部名，作为代表中国人或中国之名词，而普遍使於用中外历史上者，则未尝见之。通观五胡南北朝时代，均用「鲜卑」之总名，以包括「拓跋」部人，即外人之间亦均称彼等曰「鲜卑」，且「拓跋」（Tak-bat）之字音与“Taugast”之字音，亦相差太远也。[72]张博泉亦认为，北魏时，华夏之称已上升到中原汉人以及其他族人的称谓之上，拓跋姓及鲜卑族称均不能代表中国华夏，而在中原以外的民族和外国，亦不以拓跋称中国，以拓跋衍为对中国、中国人之称，史无可稽，且“Taugast”一词出现在六世纪末的隋初，此前不见记载，从时间看亦与拓跋不相干。[73]

第六，唐家、唐家子说。
此一说法首先由德国学者夏德（F. Hirth）提出，夏德氏主张，“Taugast”者，唐家（T　ng-kia）之音译，突厥呼唐人之称也。[76]夏德氏之说，又得到罗斐氏（Berthold Laufer）的赞同。[77]日人桑原骘藏氏承袭此说，并进一步认为「堂格资」（笔者案：即桃花石）乃「唐家子」三字之音义，所持理由有五点：其一，中国历朝史实，尤以唐之国威广被四方。唐代国势既如此强大，则其称号之普传於各国人民间，终成为代表中国之国号，是极自然之事；其二，从汉文史料中得知，新罗、靺鞨、突厥、回纥、高昌等夷对於中国屡用「唐家」之称呼；其三，古来中国人为表示彼此有好，常使用「子」之称呼，是以唐时之中国人必自称为「唐家子」或「唐子」；其四，「唐家子」的古音为“Tang kia-tsi”与「堂格资」（“Tamghaj”）之发音颇相一致；其五，由席摩喀塔《史记》（笔者案：即泰奥菲拉克特?西莫加特《历史》，以下同）一书则知，至少在六百三十年左右，其尚存在，此时唐朝也早已创建，故将「堂格资」解作「唐家子」当可。[78]
桑原骘藏的「唐家子」说，在中国学界也得到很大的回响，陈寅恪指出《旧唐书?回纥传》所载「唐家」即是「桃花石」（Tolgus）；[79]向达亦以唐代中亚诸国即以「唐家子」称中国人。[80]对於桑原氏的「唐家子」说法，梁园东从年代学上反对，以为“Taugast ”此名称见於席摩喀塔之书，而其所记系拜占庭莫里斯皇帝（Maurice）西元五八二至六０二年间事，其时尚无唐代，自不能有唐家名称；即使席摩喀塔卒於六三０年左右，然唐代势力播及西域，实为贞观四年（630）以后，唐家一名的被普遍应用，绝不可能在贞观四年之前。[81]刘义棠也认为“Tabga?”与「唐家子」的音译并不一致。[82]

第七，太岳、檮杌说。岑仲勉最初认为「桃花石」相当於「敦煌」之意；[83]后又认为「桃花石」一词当成立於秦以前，可能传自上古。岑氏详考「桃花石」在古典文献中可能相当於「太岳」、「檮杌」、「焦获」等语源，后为突厥人所承袭使用。[84]
第八，天子说。梁园东提出「桃花石」意为中国之「天子」说，认为“Tabga?”一字乃突厥语「天」（ T?ngri ）之变体，其意为「司天者」，即「天子」，而“Tabgas”由突厥文“Tabga?”一字变来，当为桃花石一名之本字。「天可汗」一称，显系北族语言，“Tabga?-qaganga”一名必有如天可汗原文的可能。是以，见於汉语的天可汗，必为见於西域语的桃花石汗无疑。梁氏并以突厥本字「天子」即“Tabga?”一字称呼中国皇帝，及贞观四年以后，西北各族视中国皇帝不止是中国的「天子」，而且是他们共同的「可汗」，故将「桃花石」与「可汗」两称号合称，此即上唐太宗尊号为天可汗的由来。[85]
梁氏说法获得罗一之、罗香林等人的采用，咸认为「天可汗」一词系“Tabga? Qaganqa ”之对音。[86]岑仲勉则有不同的看法，认为梁氏所说的“Tabga?”乃「天子」音译为非，理由是：其一，从语言学观点看古突厥文称「天」与“ Tabga?”全不相类；其二，梁氏以为“ Tabga? qaganqa ”这个名称产生於魏晋朝代，然魏晋时期中国统治者并未从外蕃中受过「天可汗」之尊衔；其三，“Tabgas”并非突厥「天」之变体，突厥文自有相当於天可汗的字句，故其推论，益无根据之处。[87]刘义棠也从突厥文中对「天可汗」写法当为“ T?ngri Qaghan”而非“Tabga? Qaganqa”反对梁氏说法。[88]

第九，大国华、大国华人。张博泉认为，对於「桃花石」的研究，不应单纯从历史中某一名称与音近便可求得，而是应当注重对其语词自身进行分析，亦即以「桃花石」的音值为研究前提和基础。「桃花石」是域外民族将具有中国、中国人的名称直接音译，它直接源於具有中国、中国人含义的名称。作者将有关「桃花石」的西文拼写音值分类，归纳得出两种类型：属於［U］型组的应读作“Ta-uga-s”或是“To-ugha-j”，义为「大– 华– 子」，大之义为「大国」，华之义为「中国」，子之义为「人」；属於［b］型组的应读作“Ta-bga-?”或是“Ta-pgha-j”，义为「大– 葩– 子」，突厥、回鹘以「葩」字称中国为「华」。无论是「大华子」，还是「大葩子」，其义都是指称「大国华」、「大国华人」，亦即中国、中华、中国人、华人之义。[89]
以上所述，乃至今学界对「桃花石」一词之各种解释。现将上述各家说法制成【附表】，以清眉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