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帝京佛都，源远流长
“都邑华夏，东西二京，背邙面洛，浮渭据泾”。自夏、商以来，周、汉、隋、唐时期洛阳不但和长安并列为政治中心和帝国中枢，而且其“天下之中”的独特地位更是一直被汉人民族视为崇高的文化中心和精神家园。汉化佛教发源于东汉初年的洛阳，汉明帝时期中国兴建了第一座官办寺院——白马寺。北魏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朝，其佛教盛况更是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峰，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京城洛阳极盛期有佛寺1367所，成为名副其实的“佛国”。其中最著名的建筑要数建于534年的永宁寺塔，木结构，高九重，“举高九十丈，有刹复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合今高度约140米以上，堪称中古世界奇迹。龙门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迁洛（493年）年间，后又经东西魏、北齐、隋等一百多年的营造，逐渐成为为全国佛教文化的圣地。
自唐朝618年建国以来，李唐皇帝自视为道教始祖老子李耳后裔，因此一直施行崇道抑释政策。而武则天崇佛，自参政以来就把佛教视为能帮自己实现君临天下的政治抱负的舆论工具，并继承沿用了北魏皇家石窟造像“凿石造佛，如朕帝身”的传统。唐高宗初年，由皇后武则天资助在洛阳城外龙门兴建皇家寺院奉先寺。主尊卢舍那大佛，高17.14米，为工匠依武皇后容貌所作，完工于675年。“卢舍那”乃光明普照之意，与武则天名字（武曌）中“曌”字的日月当空涵义暗有巧合，显然，武则天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佛的化身和人民崇拜的偶像。同时，武则天下诏在全国各地兴建大云寺，此“连锁店”式做法后来传至日本，影响了日本佛教寺院“总院—分寺”的建制体系。武则天时期的崇佛政策影响了以后的有唐一代，使佛教成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宗教。高宗、武则天至安史之乱前的盛唐时期，以洛阳、长安两京为中心的中国佛教文化经遣唐使、留学生和求法僧的传播，对日本的佛教文化和佛教建筑产生了空前深远和巨大的影响。


3、大唐的高度——万象神宫
明堂是儒家的礼制建筑，为古代帝王明政教之场所，凡祭祀、朝会、庆赏、选士等大礼典均在此举行。隋代即有建造明堂的计划，但未及施行。唐高祖受禅，天下尚未太平，明堂未遑建立。唐太宗之世，天下初定，明堂之事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太宗追古制礼，但明堂规制已无章可循，此事终被搁置。唐高宗时期重议明堂方案，多费周折，但未来得及建造，高宗便一病不起，呜呼而去。
武则天继承高宗遗愿，同时也视明堂为自己得天命的标志和王朝国运的象征，因此对造明堂之事极为重视。但其决断议案的风格与高宗截然不同，不听诸儒喋喋不休的争议，而独与北门学士议其规制，明堂方案被很快确定。垂拱三年春（687年），武则天力排众议，拆除洛阳宫之正殿乾元殿（即隋之乾阳殿），就其地创建明堂。历约一年，垂拱四年正月五日（688年春），明堂成。据《旧唐书·武后本纪》记载“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方三百尺。凡三层，下层法四时，各随方色，中层法十二辰，上为圆盖，九龙捧之。上层法二十四气，亦为圆盖，以木为瓦，夹纻漆之，上施铁凤，高一丈，饰以黄金。中有巨木十围，上下通贯，栭、栌、橕，借以为本。下施铁渠，为辟雍之像，号曰万象神宫”。
这次修建的明堂贡奉李唐先祖，故为唐明堂。明堂气势恢弘、壮观华丽、巍峨参天，有吞天吐地、包罗万象之气，武则天于是给明堂起了一个很大气、庄严的名字——万象神宫。明堂外观凡三层，可登临，底层为正方形，端庄如印；中层为十二变形，覆有圆盖，上有九龙；顶层为二十四变形，覆有圆顶攒尖，其上立饰金宝凤；室内为突破性的多层复合空间，中有巨型通心柱，直径有十人合抱之粗。其体量、规模之大小，按日本所藏唐代尺子的平均值（每唐尺约30.33厘米）计算，高度约在88米左右，底层各边长约90米，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最高大的木结构单体建筑，同时也是唯一一座楼阁式皇宫正殿建筑。李白天宝初年游洛阳时曾作《明堂赋》，不禁唏嘘慨叹——“盛矣，美矣！皇哉，唐哉！”
同时，明堂又是标新立异、时髦华丽之作。武则天以独特的方式和创新精神建造明堂，“时既沿革，莫或相遵，自我作古，用适于事”，一反过去拗于周制的复古传统和呆板四方的单层建筑模式，又在内涵上继承了传统明堂“象天法地”的设计原则。唐洛阳宫明堂上圆下方的建筑形制，开创了以后中国古代明堂建筑由方到圆的先河，它所体现出的天子与天相通、象征性表达四时、十二时辰、二十四气以及四面八方、天人合一、天圆地方等宇宙时空观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明清礼制建筑——天坛祈年殿的形制与设计。



明堂建成后，武则天非常高兴，“永昌元年正月元日，始亲享明堂，大赦改元。其月四日，御明堂布政，颁九条以训于百官。文多不载。翌日，又御明堂，飨群臣，赐缣纁有差。自明堂成后，纵东都妇人及诸州父老入观，兼赐酒食，久之乃止。吐蕃及诸夷以明堂成，亦各遣使来贺。”
可见当时大唐第一高楼——明堂落成之后天下轰动的盛况，游客纷至沓来，像极了今天世界第一高楼“迪拜塔”刚落成时的样子。只不过，这个大唐最著名的地标和旅游景点只是偶尔对游客开放。
不过，明堂“大唐第一高楼”的称号并没有保持多久。则天帝是个高楼迷，明堂建成后不久，即命僧薛怀义开始修筑更高的用来安放大佛的“天堂”。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怀义作夹大像，其小指犹容数十人。于明堂北起天堂五级以贮之，至三级则俯视明堂矣”，《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一》也记载：“堂始构，为风所摧，更构之。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库为之耗竭。”可见，天堂工程比明堂大的多，也比明堂（高88米）高的多，在第三层就可以俯视明堂全景，仅天堂内放置的大佛就高达百尺（30多米），其小指就能容数十人。而且，天堂在初建之时，曾数次被大风吹倒而后重建。虽然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天堂的确切高度（估约150米以上），但它是我国古代木结构第一高楼则是毫无疑问的。
大唐帝国第一、第二高楼——天堂、明堂的落成，构成了神都洛阳城最恢弘壮丽的天际线，代表了大唐建筑技术无与伦比的杰出成就，折射出大唐国民昂扬自信、开拓奋进、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大唐，正站在世界之巅，神都，则是万国中心。
然而由于明堂离天堂过近（考古勘察知，两者之间的夯土地基仅距16米），“证圣元年（695）正月丙申夜，天堂火灾，延及明堂，至清晨，二堂具毁”。明堂是帝国命运和皇权的象征，明堂被毁这件事对武则天打击很大，然而她并没有灰心。同年三月，武则天诏令原尺寸重建明堂，天册万岁二年(696年)三月新明堂落成。由于这次新修的明堂贡奉的是武氏族人，故为武周明堂，又号曰“通天宫”。
开元年间，唐玄宗励精图治，国势日隆，曾先后5次移居东都，在洛阳主政近11年，开创了繁盛一时的“开元盛世”。这时的大唐帝国依然是两京并重，“三秦九洛，咸曰帝京”，在唐玄宗眼中，东都依然是第二首都。帝国心脏，东西两京，攘外安内，交相辉映，他们共同撑起了大唐盛世的天空。开元五年(717年)唐玄宗更明堂为“乾元殿”；开元十年(722年)，又恢复了“明堂”旧称。
开元末期，唐玄宗迷恋杨玉环而对其无法自拔，从此沉醉于歌舞升平、声色犬马之中，“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时的唐玄宗已无进取之心，亲佞远贤，朝政渐废。至天宝年间，玄宗已不出长安，东都的重要性已渐被遗忘，
这也为以后的“安史之乱”和大唐的急剧中衰埋下了伏笔。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玄宗认为洛阳明堂“体式乖宜，违经紊乱，雕镌所及，穷侈极丽”，遂于十月二日诏令将作大匠康素往东都毁明堂；开元二十七年(739年)，“素以毁拆劳人，遂奏请且拆去上层，卑于旧制九十五尺。又去柱心木，平座上置八角楼。楼上有八龙腾身捧火珠。又小于旧制周围五尺。覆以真瓦，取其永逸。”这座新殿依旧叫“乾元殿”；“二十八年，佛光寺火，延烧廊舍，改新殿为“含元殿”。可见这时的明堂，被拆掉了最上层，去掉了通心柱，并在中层鼓座上改置了八角形攒尖顶；其高度依然有200尺近60米之高，依然是一个体量庞大的巨型建筑。
安史之乱（755年～763年）中，明堂经叛军和回纥兵两次焚烧，762年最终被毁。乱后，大唐的强大国力骤然崩塌，一蹶不振，进入了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藩镇割据、宦官乱政和朋党之争局面中。除了那些千古流芳的诗人墨客的名字外，这个时期的大唐似乎乏善可陈，已开始被世界渐渐遗忘。
明堂，帝国国运的象征。唐明堂——万象神宫、通天宫的命运见证了大唐帝国的盛衰沉浮、荣辱变迁。它曾经是以世界第一的高度傲然于世，睥睨天下，后来又自毁求全，但也仍不失英武伟岸之气，可最终还是在战乱中轰然倒下了，化为焦土残垣。


4、唐风东渐——遣唐使
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
东汉时期古倭奴国使者来汉都洛阳进贡，“光武赐以印绶”；三国曹魏时期，古倭国曾在九年时间内五次向洛阳的中原王朝进贡，并首次掀开了中日两国互派使者的新篇章。
隋唐时期中国结束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长达三百年的大分裂局面，重新走向大一统，国家逐渐太平安定，文化逐步走向繁荣。日本也在这一时期意识到自身文化的落后而倾心向中华学习，曾先后十几次向中原朝廷派出使团，开创了中日古代文化交流史上的最高峰。
隋大业年间，隋炀帝曾先后两次在东都洛阳诏见日本遣隋使小野妹子等人。唐朝时期，日本共派出“遣唐使”十三次，迎送唐朝使节到日本的“迎入唐使”和陪同唐使到中国来的“送客唐使”有6次，先后凡19次，历时264年。唐初年间，日本遣唐使规模较小，每次使船不超过两艘，使团成员不过200人。唐高宗后期、武则天至唐玄宗开元时期的盛唐年间，遣唐使规模越来越大，每次使船增至四艘，来华人员亦多达500至600人，每次都有许多随行留学生、学问僧来学习中华文化和佛教经典。齐明天皇五年（659），第四次遣唐使津守吉祥于当年十月末在东都洛阳觐见唐高宗，并且参加了十一月朔日的冬至祭天大典，被誉为最谙礼仪者。文武天皇大宝三年（703年），第七次遣唐使在神都洛阳觐见武则天，日本国号被唐帝国正式承认。公元717年第八次“遣唐使”吉备真备（片假名文字制订者）、阿倍仲麻吕（晃衡）、玄昉（学问僧）等557人直抵东都洛阳觐见唐玄宗，其中吉备真备、玄昉留唐17年后归国；公元733年，第九次“遣唐使”594人于次年至东都洛阳觐见唐玄宗。
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力衰退、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日本向唐朝学习的热情降低，使团规模缩小，留学生、学问僧留唐的时间也相应减少。这期间的一个半世纪，仅成功执行过6次遣唐使活动。



纵观盛唐时期，长安、洛阳并列两京，均为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起点和终点，也是日本、新罗等国派遣遣唐使和留学生的目的地。国外留学生在两京国子监学习并参加科考后，成绩优异者就有可能留在唐朝做官，以至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有“登笈之子，分在两京，憧憧往来，多多益办”的盛况。
从东西两京的地理位置来看，东京洛阳为西去长安和从长安东归的必经之地，从东而来的日本、高丽、新罗等国人至洛阳者未必赴长安，而赴长安或由长安东归者则必经洛阳。同时，洛阳位居天下之中，有“九州腹地，十省通衢”之称，又是大运河的中枢，是大唐帝国水、陆两路的交通和物资中转中心，经济繁荣，文化鼎盛，风气开明；且东都有当时大唐帝国最为著名的人造奇观——摩天接云的明堂（万象神宫、通天宫）、天堂和最恢弘壮丽的城市天际线。毫无疑问，东都是大唐的地标，是大唐的必游之地和旅游集散中心，唐代涉足洛阳的日本、新罗等国人比长安多则当无疑问。
以两京为中心的盛唐文明通过遣唐使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连日本民族的最高精神领袖“天皇”这一称号也来源于大唐女皇的创意。上元元年（674年）由武后提议，高宗改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并称“二圣”。而这一神圣庄严的称号也通过遣唐使被日本学了回去，当时的日本天武天皇就下令将今后的国家最高统治者由“大王”改为“天皇”，以强化天皇统治“君权神授”的色彩。
就都城规划制度来说，日本奈良时代（710年～794年）的首都平城京（奈良）的规划深受唐长安城和北魏洛阳城的影响。其后平安时代（794年～1868年）的首都平安京（京都）的规划则直接仿效唐两京——长安城和洛阳城，左城部分被命名为左京“洛阳”，右城部分则命名为右京“长安”。由于京都右京的选址不好，多为沼泽，以至于开发不顺而被废弃。后来京都的城区就只剩下左京“洛阳”了，于是京都就有了“洛阳”、“京洛”、“洛”的别称。日本战国时代，大名进京朝见天皇被称为“上洛”，现在名人访京都也被雅称为“入洛”，京都传统的区域划分“洛中”、“洛东”、“洛南”、“洛西”、“洛北”也一直延用至今。尽管在平安京初创(794年)之时，大唐已经中衰，帝国两京已今非昔比、繁盛不再；东都光华褪尽徒居“陪都”之名，西京落寞孤破还有“京师”之显，双子星城显然已不再并列耀眼了。但京都规划仍然集盛唐两京之大成，从侧面也印证了一百多年来了以两京为中心的盛唐文化对日本的强大影响力和惯性辐射力。


5、东大寺大佛殿
东大寺，位于平城京奈良以东，是日本全国68所国分寺的总寺院，距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1998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东大寺大佛殿，宽57.5米，深50.5米，高49.1米，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木结构建筑，殿内放置有高15米以上的卢舍那大佛铜像，被列为日本国宝。




关于其它更多的东大寺大佛殿与武则天、洛阳明堂的关系考证，可见下表：


由此种种互相印证的迹象不难看出，唐洛阳宫明堂即为奈良东大寺大佛殿（复原版）之直接原型，大佛殿（复原版）之造型、形制、尺寸等亦直接来源于或移植于唐明堂低层部分的四个立面，并在此基础上经过少量改造和进一步发展。今存东大寺大佛殿为1709年重建之作，规模缩小为最初的2/3，但仍然较好的保持了最初的面貌，是硕果仅存的保存有明堂历史记忆的活化石，是复原明堂真貌的关键切入点，也是见证盛唐文明之巅的中日文化交流的纪念碑。


6、“万象神宫”的推测性复原
万象神宫——唐明堂遗址位于洛阳市中州路以北、唐宫路以南、定鼎路以东的隋唐洛阳城宫城区核心地带上，1986年被发现。随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队对宫城中轴线上的武则天明堂遗址进行了发掘。
遗址为一片夯土，中有一巨大的圆形柱坑，口部直径9．80米，从口部往下0．15米～0．20米有一个环形二层平台，宽0．60米。柱坑上大下小，底部直径6．16米，深度约为4米。坑底为四块方形大青石拼成的巨型柱础，每块青石为2．30米～2．40米见方，厚度约1．50米；巨础中心有一O．78米见方的柱脚榫的卯眼，深为O．40米。此坑为明堂巨型通心柱的基础遗留，至今仍能令人感受到当年大唐第一高楼——“万象神宫”雄伟壮阔的气场和瑰丽堂皇的魅影。

关于唐明堂的复原方案，目前已公开发表的有：中国社科院建筑考古学家杨鸿勋教授的组合式方案和另一个单体式方案（暂未找到出处）。以下，我谈一下对这两个方案的看法。
组合式方案：



基于东大寺大佛殿的复原推测方案：
本人新提出。
图片:万象神宫复原.jpg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认为东大寺大佛殿（初建时）的立面原型即直接移植于洛阳明堂的底层部分；洛阳明堂为东大寺大佛殿（初建时）提供了直接模仿的样板和标准。而洛阳明堂中上层部分的形制设计又为后来的北京天坛祈年殿直接延用。因此，根据复原后的东大寺大佛殿和经过稍加演变的天坛祈年殿以适当比例组合，即可粗略得到明堂的原始面貌。
本人所作为推测性复原，是意向性的，图为PS软件合成，并不严谨。图中大佛殿的斗拱已非初建时正宗的唐风式样，而是1183年重建时由南宋工匠陈和卿从中国东南沿海带来的“大佛样”（“天竺样”）风格。这种风格斗拱的特色是，结构轻巧、用料节省、施工速度快；在大柱上直插肘木，从下而上依序向外伸长，而且斗拱可升的很高，也使建筑的外观显得更高大雄壮。
另外，复原方案中保留了东大寺大佛殿最显著的标志和特色，即入口屋檐上的呈弓形向上弯曲的雨棚类构件，日本人称之为“唐破风”，一种类似中国“抱厦”的屋顶形式。据日本的传说，“唐破风”是由中国唐朝时传至日本的，到日本后经过演变并发扬光大，成为日本传统建筑的一大特色。但由于中国目前的唐代建筑已基本绝迹，仅存五台山佛光寺大殿等四处孤例，所以对“唐破风”这一建筑形式是否起源于中国无从确定；现存中国古代建筑中入口具有“抱厦”这一屋顶形式的最早实例是建于北宋年间的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其它实例也不多见。但不能就此认定，唐朝时期的中国一定没出现过“唐破风”。


东大寺大佛殿是与武则天有莫大渊源的，也极有可能是由武则天明堂翻版过来的。东大寺大佛殿的“唐破风”是日本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唐破风”，也是这一风格在日本流传光大的发源地。而武则天明堂则是其自我作古、用适于事、改变传统、标新立异的时髦奇特之作，它存立于世70余年后毁于兵乱。可以推想，即便明堂首创“唐破风”，也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它本身就是创新的、前卫的、时尚的、独特的开天辟地自作；即便明堂首创“唐破风”，由于它的级别太高，武则天也很有可能为保持明堂“尊贵的唯一性”而禁止他人仿造，后来由于毁于战火，因此没能在当时流传开来；即便明堂首创的“唐破风”当时已在一些地区少量流传，但木结构建筑本身不易保存且易遭战火焚毁的短命特性也使其难以对后世产生持续影响，北宋以前的建筑很少能有保存至今的事实便是证明。因此，假如“唐破风”真如日本人所说传自大唐，也必然来自大唐国力最为鼎盛、对日本文化影响最深的女皇武则天时代；而推断“唐破风”这一屋顶建筑形式来源于当时大唐建筑的巅峰之作——武则天明堂是极有可能的。
最后说明一下，本人非建筑考古学专业人士。关于东大寺大佛殿和武则天明堂的关系，只是发现它们有太多的相似和渊源，因此本文从隋唐东京的都城建设、唐明堂的历史变迁、唐东京与遣唐使、东大寺大佛殿的历史还原等方面来推测证明东大寺大佛殿乃唐明堂之跟风、模仿之作。唐明堂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水平的最高体现，其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厚重底蕴、哲学理念和艺术高度，也是任何其它建筑都难以比拟的，对其的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的观点希望能为唐明堂的复原研究和遗址保护、中日建筑文化交流史的拓展探索提供新的视角和启发。


好一个万象神宫！

好贴！

可惜明堂重建成了眼瞎模样，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