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毕可旦的为人,唐河不少干部和群众对他的口碑并不错。2010年5月27日下午,现年87岁的杜如楼(当时是唐河一中校长兼支部书记)对我讲:“我对毕印象很好。他作风正派,清正廉洁,经济、生活作风方面都没有闲话。毕可旦从省里调唐河县委并担任第一书记后,一直没有在县委小伙上吃饭,而是与家人一起整天吃粗茶淡饭,在带头不搞特殊化方面唐河县是人所共知的。1959年冬,城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罗保全向县委报喜,说反出了几十万斤‘瞒产粮’,当时人们都奔走相告,宣传着此事,我也信以为真,于是就到县委找毕可旦请示。我说,毕书记,听说城关公社反出了那么多粮食,竟弄出了一个地下黑仓库。如果确有此事的话,我想带着一中的学生们参观一下,不知道允许不允许?毕可旦笑着回答我说,‘哪有此事?什么地下黑仓库?是他们借的国库粮冒充瞒产粮,现在我正让人追查处理此事哩!’从这件事上我认为毕还是有点实事求是精神和冷静态度的。至于唐河那年饿死人多的问题,毕可旦虽有一定的责任,但最重要的原因是‘左’倾蛮干的大气候,毕是执行者,也是受害者。……”杜老先生说的是知情者冷静反思后客观公正的看法。
毕可旦为什么自杀,而且还要他的家人及儿女们与自己一起走这条绝路?1980年7月12日,南阳地委向河南省纪委呈送的“关于对毕可旦同志问题的复议报告”中说的是:“民主**补课运动时,在当时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地委宣布令其停职反省,交代问题,毕可旦同志思想压力很大,一时想不开走向了绝路。”这一说法,仅道出了诸多原因之一点点,实际不那么简单和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