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上任伊始,就主持召开了县、公社、管理区、生产队四级干部扩大会议,大搞“反右倾、鼓干劲”,并于10月29日和11月16日连续举办了基层干部和县级党员干部整风训练班,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不顾实际,对当年粮食生产的计划产量再次加码。本来,由于深翻土地搅乱熟土层,又加上旱灾,当年的计划产量 15840万斤就难以完成。反而向上级谎报,当年实产为 22000万斤,而最后核实的产量只有 11900万斤,仅为上报数的一半。按原计划全县当年应交征购任务9800万斤,实际完成9363万斤。这样,在上交任务后,全县实际仅留2537万斤。按16万人口计算,人均口粮仅有 158斤,还不包括籽种、饲料。由于粮食出现极大亏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粮上,他们怀疑生产队普遍存在瞒产私分,社员家里至少隐藏有1200——1500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两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不仅如此,王之一等为了“干出一番成绩来,一鸣惊人,扬名天下”,不顾灾后人民的承受能力,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等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 100万元。结果各级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竟高达418.3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为46元,而集资任务竟每人达到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而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之多。于是集资有了新的内容,凡是“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都在可集之列,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余都是祸害”的民谚。 这些严重脱离实际、严重伤害群众利益、严重违背党的政策的错误做法,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触。王之一等人拒不接受群众意见,既不认真调查研究,也不向上级党委请示汇报,坚持错误,独断专行,强行硬派,勒令完成。为了保证此项工作的“跃进”,以“反右倾,鼓干劲”为借口到处插“红旗”,拔“白旗”,把对他们的命令执行迟缓的人视为“白旗”,进行批斗,谁有不同意见,就给谁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帽子。广大干部群众敢怒而不敢言,致使搞浮夸者受到表彰。鼓励,实事求是者遭到批判和打击。为了使这场运动能够普遍展开,王之一亲自上阵,在县委内部开刀,搞所谓“二张对比”,表扬了积极执行他旨意的书记处书记、宗艾公社党委书记张俊文,批判了他认为右倾的另一位书记处书记张存锐和巩佩玺,批判中采用了推拥和站板凳升级的做法,美其名曰“一看二帮”、“帮助帮助”。这种典型示范很快在全县推行开来,推人打人之风甚嚣尘上,一浪高过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