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军中候“掌监五营”。所属屯骑、越骑、步兵、长水、射声五校尉共领士３５３６人。其中长水校尉，注引《汉官》曰：“员吏百五十七人，乌桓胡骑七百三十六人。”应劭《汉官仪》则曰：“长水领士千三百六十七人”。二者记载出入较大。本文以７３６人计。
执金吾“掌宫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注引《汉官》曰：“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共领卫士７２０人。
城门校尉，本注曰：“掌雒阳城门十二所。”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二》云：“惟城门屯兵数无所考，以宫掖门司马所领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况十二门止于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过三千人耳。”马氏的推论很有道理，今也以十二城门候领兵３０００人计。
　　另据《后汉书·灵帝纪》载，中平五年（１８８年），“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以加强京师洛阳的防卫力量。八校尉即上军、中军、下军、典军、助军左、助军右、左、右校尉。各校尉的领兵数量史书缺载，不可考。但由于八校尉兵设于东汉末年，存在时间不长，故八校尉兵的数量对整个东汉时期中央军兵力的估计无多大影响。
由上可知，东汉中央军的兵力总额为１２５３８人。曹魏时，王郎在谈及东汉中央军的情况时说：“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并合虽且万人。”〔①ａ〕这与《后汉书·百官志》、《汉官》等史籍所记东汉中央军兵力总额的数字是相近的。可见，东汉中央军兵力总额为１２０００人左右，殆无可疑。东汉中央军兵兵力比西汉大为减少，是汉光武帝精兵简政、压缩中央军的必然结果。


　　东汉建国后，刘秀对郡国兵制进行了重大调整和改革。《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建武六年，“初罢郡国都尉官”。次年三月又下诏曰：“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且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令还复民伍。”“惟边郡往往置都尉及属国都尉”〔①ｃ〕。自此以后，内郡都尉官废除，不设常备兵，遇有战事，临时设都尉领兵征伐，事已即罢。只有边郡才设常备兵以戒司非常。因此，东汉的郡国兵主要是指边郡兵。
　　东汉边郡约３６个，即玄菟、乐浪、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代、雁门、定襄、云中、朔方、北地、武威、张掖、五原、酒泉、敦煌、金城、陇西、汉阳、武都、犍为、越ｘī＠②、永昌、益州、广汉、蜀、ｚāｎｇ＠③柯、交址、日南、九真、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从当时边郡发兵的数量来看，一郡之兵多为四五千人。如《后汉书·西南夷传》：“建武十八年（４２年），……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益州太守繁胜与战而败，退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案：每郡约发兵４０００人）。”
　　《西羌传》：“中元元年（５６年），武都参狼羌反，……陇西太守刘盱遣从事辛都、监军掾李苞，将五千人赴武都，与羌战”。“章和元年（８７年），（傅）育上请发陇西、张掖、酒泉各五千人，诸郡太守将之，育自领汉阳、金城五千人，合二万兵（击迷唐）。”《南蛮传》：“永和二年（１３７年），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区怜等数千人攻象林县，……交址刺史樊演发交址、九真二郡兵万余人救之（案：平均一郡发兵５０００余人）。”另据《后汉书·祭肜传》载，光武帝建武年间，北方的匈奴、鲜卑、乌桓结盟，入塞寇边，于是“朝廷以为忧，益增缘边兵，郡有数千人”。所谓“益增缘边兵”，显然是指增加北方边郡的兵力。以上史载表明，东汉边郡设有常备兵，每郡郡兵的数量为四五千人，现以４０００人计，则３６边郡共有郡兵１４４０００人。


　　三、边防兵之兵力
　　汉代边防兵是指边郡部都尉统领的戍卒、农都尉领导的屯田卒、属国都尉统领的属国兵和长期屯驻边地的屯兵。他们主要担负守卫边境、抵御外来侵犯的任务。属国兵下面将列专门题目论考，在此省略。
据前面所述，按西汉制度，适龄服役男子一生中要服二年兵役，一年为郡国兵，一年为卫士或到边地戍边。据此，则西汉每年的边防兵、中央军数量之和应大致等于郡国兵的数量，也即是说边防兵的兵力等于郡国兵数减去中央军兵数。
　　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
　　第一，西汉郡国兵未见有免役的记载，而戍卒免役的记记载却多有。西汉王朝在边境安定时常减免一部分戍卒的兵役，而且有时是较大规模地减免。如《汉书·宣帝纪》载，宣帝五凤四年（前５４年），“以边塞亡寇，减戍卒什二”。
　　第二，郡国兵不见有纳赋代役的规定，但戍边男子却可纳更赋代役。“更赋”一词首见于《汉书·昭帝纪》元凤三年（前７７年）。如淳注更赋曰：“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往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汉初以来，适龄服役男子一生中要戍边一年（为卫士者不戍边）。
　　汉昭帝时改为在适龄服役期内每年戍边三日，是因为汉之北方劲敌匈奴经汉武帝时期战争的打击，加上内部出现分裂而衰落下去，边境出现安定局面，无需大批男子到边地戍边，于是便以“戍边三日”作为纳更赋代役的标准，天下男子在适龄服役期内每年交纳３００钱于官府后，就可免去戍边一年的兵役。每年３００钱的更赋不算太重，所以相当部分应戍边的男子都会纳更赋代役，而不亲自去戍边。因此，西汉边防兵的数量比郡国兵数减去中央军兵数计算出来的数字要少得多。
西汉初期，边境的防务由封在边地的燕、赵、代、长沙、楚等诸侯王的王国兵担任。因西北边境有劲敌匈奴的威胁，故中央还派遣了长期屯兵。《汉书·高祖纪》载，汉高祖时西北边境的长期屯兵有２０万人。汉文帝时，西北边境的戍卒数量有较大增加，以致出现了“屯戍者多，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①ｄ〕的困难。至汉武帝时，通过大规模用兵四边，疆土扩大。为加强边境的有效防卫，武帝在边地设部都尉以领戍卒，设农都尉以领屯田卒，设属国都尉以领属国兵，从而建立了比较完整的边防防御体系。


　　据《汉书》《地理志》、《匈奴传》、《赵充国传》、《冯奉世传》、《田广明传》、《扬雄传》、《西南夷传》及《居延汉简》等有关史料的记载，西汉在边地设部都尉５６个、农都尉４个、属国都尉８个。即敦煌郡的中部、玉门关、阳关、宜禾部都尉；酒泉郡的东部、中部、北部部都尉；张掖郡的日勒、居延、肩水部都尉和张掖属国都尉、番和、居延、张掖农都尉；金城郡的西部、广武部都尉和金城属国都尉；武威郡的北部部都尉；陇西郡的南部部都尉；西河郡的南部、西部、北部部都尉和西河属国都尉；天水郡的属国都尉；安定郡的属国都尉；北地郡的北部、浑怀部都尉和北地属国都尉、上河农都尉；上郡的匈奴、高望北部、望松北部部都尉和上郡属国都尉；朔方郡的东部、中部、西部部都尉；五原郡的东部、中部、西部、受降部都尉和五原属国都尉；云中郡的东部、中部、西部部都尉；定襄郡的东部、中部、西部部都尉；雁门郡的东部、西部部都尉；代郡的东部、中部、西部部都尉；上谷郡的东部、西部部都尉；辽西郡的东部、西部部都尉；辽东郡的东部、中部、西部部都尉；乐浪郡的南部、东部部都尉；会稽郡的西部、南部、东部部都尉；广汉郡的北部部都尉；蜀郡的西部、北部部都尉和ｚāｎｇ＠③柯郡的南部部都尉。
　　部都尉及其属官的任务是统领戍卒居障塞候望警备外族侵扰。据陈梦家先生的考证，居延部都尉有候官５个，即殄北、居延、遮虏、甲渠、卅井候官。肩水部都尉也有５个候官，即广地、橐他、肩水、仓石、庾候官。甲渠候官所在地破城子出土的汉简有“吏员百八人”、“卒员三百囗口”的记载，由此，陈先生认为甲渠候官“吏员约百人，卒员三百人。其它候官，或较小”〔①ｅ〕。如平均一候官以有吏卒３００人计，则居延部都尉有吏卒１５００人。其他部都尉的吏卒数若亦以此数计，则所知的西汉５６部都尉共有吏卒８４０００余人。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农都尉，武帝初置。”前面所列的农都尉数是４个，且只在张掖、北地两郡。这恐怕有漏载，因史载表明，西汉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等郡也有屯田卒，这些屯田卒不可能遥统于张掖或北地的农都尉，这些郡当自有本郡的农都尉系统。一农都尉所领的屯田卒数因史无载而不可考，虽如此，但某一时期的某一地域的屯田卒数，史籍仍留下了一些记载，如《史记·匈奴列传》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前１１９年），“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朔方以西至令居”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朔方、定襄、雁门、西河、上郡、北地、安定、金城、天水、武都、陇西等１１郡。“官吏卒五六万人”，应是此时西北边地所有屯田吏卒的总数。
　

　　由上可知，汉武帝元狩年间，汉朝在边地的戍边吏卒和屯田吏卒共有１５万左右。至武帝元鼎年间，汉在边地的戍边吏卒和屯田吏卒数激增。《史记·平准书》曰：元鼎六年（前１１１年），“初置张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应当指出的是，这６０万人并不是仅指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四郡的戍边、屯田卒数量，而是指这个时期汉在西北边地戍边、屯田卒的总数。加上北方、西南边地的戍卒，那么元鼎年间的边防兵数量当有６０余万（不包括属国兵）。从武帝后期开始。因匈奴衰落，边境安宁，汉朝遂大量裁减戍卒，边防兵数量大为减少。《汉书·赵充国传》载，至汉宣帝时，“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燧有吏卒数千人”，加上由赵充国统领驻屯金城的一万多屯兵和驻屯西域的一二千屯兵〔①ｆ〕，此时边防兵的数量仅二万人左右。
　　东汉初期经长期战争之后，边陲萧条，鄣塞亭燧破坏殆尽。据《后汉书·马成传》，西北边境先后由杜茂、马成率兵驻屯防守。至汉明帝时，边防力量得到加强。《文献通考·兵考二》说：“明帝以后，又岁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出戍，所以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凡徙者，皆给弓弩衣粮。于是北胡有变则置度辽营，南蛮或叛则置象林兵，羌犯王辅则置长安、雍二尉，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其后盗作缘海，稍稍增兵。”《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八年（６５年），“初置度辽将军，屯五原曼柏，……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诣度辽将军营。”
　　又《后汉书·乌桓传》载：阳嘉四年（１３５年），“发积射士二千人，度辽营千人，配上郡屯，以讨乌桓。”可知度辽营至少有兵力千人。《后汉书·安帝纪》：建光元年（１２１年），“初置渔阳营”。李贤注引伏侯《古今注》云：“置营兵千人。”《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十四年（１０２年），“初置象林将兵长史官”。《后汉书》《安帝纪》、《鲜卑传》有“夫黎营”的记载。早在光武帝时即有黎阳营之设，《汉官仪》曰：“世祖以幽、并州兵骄（骑）克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谒者监之，兵骑千人。”史载东汉营兵兵额多言千人，可见一营之兵千人当为东汉制度。如此，则上述五营共有兵５０００人。
　　

　　东汉时期在边地也有部都尉之设，见诸史书的东汉部都尉有１３个，即辽东西部部都尉、安定南部部都尉、陇西南部部都尉、金城西部部都尉、张掖居延部都尉、广汉北部部都尉、蜀郡西部部都尉、犍为南部部都尉、益州西部部都尉、九真东部部都尉、交址东部部都尉、会稽东部、西部部都尉〔②ｆ〕。需要指出的是，《后汉书·郡国志》载，辽东西部、张掖居延、广汉北部、蜀郡西部、犍为南部五部部都尉在汉安帝时分别改为辽东属国都尉、张掖居延属国都尉、广汉属国都尉、蜀郡属国都尉和犍为属国都尉。属国都尉也领戍卒戍边（与西汉属国都尉领属国兵戍守有别）。又《后汉书·和帝纪》载：永元二年（９０年），“复西河、上郡属国都尉官”。《张奂传》、《窦融传》分别有“安定属国都尉”和“张掖属国都尉”的记载。由此可知，见诸史书的东汉部都尉、属国都尉共１７个（部都尉改为属国都尉的不重计）。由史载看，东汉一部都尉或属国都尉所领的戍卒数比西汉时少，如《张奂传》载，安定属国都尉的戍卒“唯有二百许人”，不及西汉一候官之兵力。这可能是个特例，其他部都尉、属国都尉的兵力或较多，如平均以１０００人（与一营兵力同）计，１７个部都尉、属国都尉共领有戍卒１７０００人。
　　东汉的边防兵除上述外，在西域设置的护西域都护、副校尉、戊己校尉、西域长史也各领有一定数额的边兵（但护西域都护不见有领兵的记载）。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护西域副校尉，居敦煌，复部营兵三百人”；“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班勇为西域长史，将弛刑士五百人，西屯柳中”。可知，东汉在西域的边兵多时不过千余人。以上是东汉比较固定的边防兵兵力，至少有２４０００人（不包括少数民族兵）。因常备边防兵数量不多，在边境吃紧时，东汉王朝多临时征发内郡兵及中央军至边地，配合边防兵、边郡兵作战。如《后汉书·西羌传》载，汉安帝永初至元初年间（１０７—１１９年），为平定叛羌，东汉王朝动用了中央军、司隶、冀、凉三州的边郡兵、内郡兵（内郡兵为临时征发）２０余万人。


　　汉宣帝以后，西汉再无属国之设。以上８个属国共有少数民族降众１５万人左右（张掖属国兵未计，日逐王所率匈奴降众以３万人计）。西汉王朝对属国的政策是“因其故俗为属国”〔①ｇ〕，即在不改变少数民族降众的原有部落组织形式、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的前提下，使其接受汉朝的统治。属国设于边郡，平时属国的少数民族降众为汉守边保塞，战时部分少数民族降众就被汉朝征发为兵，充当兵役。
东汉时期也有属国之设，但东汉的属国是在原有郡县管辖地区将少数民族集中的地方划出来设立的，免去属国的赋役（包括兵役）负担，以别于郡县。所以，东汉时期不存在属国兵。归附汉朝的少数民族则由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和护羌校尉领护。东汉王朝的少数民族兵主要就来自这些少数民族降众。需要说明的是，使匈奴中郎将、护乌桓校尉和护羌校尉皆始置于汉武帝时，但在西汉时使匈奴中郎将是出使匈奴的使官；护羌校尉因武帝后对降羌是设置属国以处之，故护羌校尉在武帝以后废止了；护乌桓校尉领护的乌桓因居塞外，一般不征发他们当兵。东汉时以上三官皆在边郡设营府，置属官〔②ｇ〕，领护归附汉朝的少数民族，并根据战事需要征发归附的少数民族当兵。
　　使匈奴中郎将领护南匈奴。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４９年），南匈奴单于比将四五万人归附汉朝。次年，汉廷令南单于入居云中郡，“置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不久后又将南匈奴分部屯居北地、朔方、云中、五原、定襄、雁门、代郡等７郡。汉和帝永元二年（９０年），东汉与南匈奴击败北匈奴后，南匈奴“党众最盛，领户三万四千，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０兵五万一百七十”。南匈奴不仅平时替汉“侦罗耳目”〔①ｈ〕，侦察北匈奴动静，而且曾多次配合东汉军队击败北匈奴、鲜卑等族的侵犯，为东汉西北边境的安定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从汉安帝时期开始，南匈奴时有部分反叛，但总的说来，终东汉之世，南匈奴的大部分接受了东汉王朝的领护，为汉守边保塞。
护乌桓校尉领护乌桓。《后汉书·乌桓传》载，建武二十五年，部分乌桓部落归附汉朝，“于是封其渠帅为侯王君长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内，布于缘边诸郡，令招来种人，给其衣食，遂为汉侦候，助击匈奴、鲜卑。……及明、章、和三世，皆保塞无事”。当时归附汉朝的乌桓人的数量史书没有记载，但至汉灵帝时，居于塞内的乌桓至少有１５８００余落。《乌桓传》说：“灵帝初，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众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又辽东苏延仆，众千余落，自称峭王。右北平乌延，众八百余落，自称汗鲁王。”据马长寿先生的推算，当时乌桓“每一邑落当有人口一百几十人至二百几十人”〔②ｈ〕。以一邑落有人口２００人计，则１５８００余落（即邑落）的人口是３１０余万。


　　当然，这个数字是塞外乌桓乘东汉末年社会东乱之际大量迁居塞内的结果。东汉初期归附汉朝的乌桓人可能只有数万、十余万或数十万。
　　护乌桓校尉也领护鲜卑。《后汉书·百官志》曰：“护乌桓校尉……主乌桓胡。”注引应劭《汉官仪》曰：“并领鲜卑。”《后汉书·鲜卑传》载：汉明帝永平元年（５８年），“祭肜复赂偏何击歆志贲，破斩之，于是鲜卑大人皆来归附，并诣辽东受赏赐，青、徐二州给钱岁二亿七千万为常。明、章二世，保塞无事”。汉和帝永元五年（９２年），鲜卑占据北匈奴故地，遂叛离东汉。从永平元年至永元五年，鲜卑为汉保塞３５年。归附汉朝的鲜卑人数史籍缺载，但我们可从其他方面来推知其大概。
　　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袁和传》载，南匈奴四五万人归汉时，东汉每年所给的费用是一亿九十余万，而给鲜卑的费用是每年二亿七千万，可知归附的鲜卑人比归附的南匈奴人要多。如给每个人的人头费大致相等，那么归附的鲜卑人约是归附的南匈奴人的２．７倍，即归附东汉的鲜卑人有十三四万。


　　护羌校尉领护西羌。《后汉书·西羌传》说：光武帝建武九年（３３年），“凉州部皆有降羌，……即以牛邯为护羌校尉。”西羌为东汉王朝最大的边患，为平定西羌的反叛，东汉耗费甚多，单永初、元初的１４年间就开支军费二百四十亿钱。《西羌传》的记载也表明：终东汉之世，西羌叛离的时间长，归降的时间短；叛离的人多，归降的人少。所以护羌校尉领护的降羌极少，而从降羌中所能征发的兵员就更少，如《后汉书》《西羌传》、《邓训传》等所记东汉一次征发的羌兵仅数百人或稍多些，说明羌兵在东汉的少数民族兵中数量很少，于东汉的整个少数民族兵兵力的估计无足轻重，可略而不计。
　　综上，如归附东汉的乌桓人以１５万计，降羌略而不计，则归附东汉的少数民族降众约有５５万人。但汉和帝以后，由于有相当部分归附东汉的少数民族降众叛汉离去，故归东汉领护的少数民族降众也相应减少。从《汉书·西域传》所记西域各国的胜兵额（胜兵，即可充当兵役的男子）与人口数的比例来看，大都在１∶４至１∶６间。另《后汉书·南匈奴传》的记载也证明，南匈奴“口二十三万七千三百，胜兵五万一百七十”，胜兵额与人口数之比是１∶４．７。现取个中间数即１∶５计，则西汉在宣帝末可征发到属国兵４万人左右（张掖属国兵１万在内）。东汉在和帝初年可征发到少数民族兵１１万左右。


辽西卢龙塞新发现墓志铭欣赏

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