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邂逅伏尔加河以东的地区,在20世纪初的西方看来不过是极度落后的地区,即以武力而论,这个区域中最强的俄国一败于英法,再挫于日本,声威扫地。而另一个代表中国,更是空有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国民,在外战中可谓屡战屡败,几无可称之处。然而到了20世纪中叶,这种局面却骤然一变,引起这种变化的,正是两个人及他们背后的组织—列宁与孙中山。
得益于武昌之役,列宁更早认识孙中山,但当时列宁根本不可能向孙中山提供任何帮助。孙中山的情况也大抵相似,他早期并无自己的基干力量可以倚靠。所谓同盟会,组织松散,力量脆弱,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其中充塞了不少江湖人士,孙中山本人便是一名“洪棍”(请自行百度)。这种做法一方面固然有助于建立反清同盟;另一方面,清朝既已消灭,同盟便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此后孙中山虽然依旧摇唇鼓舌,煞费苦心,却再也得不到各实力派的衷心信服和支持,屡次失败自是意料中事。孙中山曾为此叹息道:
“一盘散沙、无从组织!”
另一方面,另一位大佬列宁却有着极为坚实的基础,尽管他本人时常有被捕的危险,但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的事先布置却是有章有法,分毫不乱。攻占冬宫的过程轻松异常,与其说是作战,不如说是狂欢,有无严密的组织,效果大不一样!
当年太祖闻知俄都之事,想见列宁之风范,慨然命笔曰: “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格命的空前大业……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
太祖将“百万党员”作为列宁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和资本,可谓英雄慧眼。
另一方面,列宁的成功,也给了孙中山强烈的刺激,“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的盛况,让他留下了永难磨灭的印象。在遭到陈炯明炮轰之后,孙中山对于国内的武人已经心灰意冷,长期的冷遇,又让他对英美日本心存芥蒂,这种情况下,寻求理念相似的苏俄支持,便成为近乎顺理成章之事。列宁和整个布尔什维克,此时此时也极为热衷于世界格命的理念,如果东方能响应十月红潮,不但可作为苏俄声援,扩大其影响。更有分担国际压力的现实利益,如此一来,苏俄与国民党怀着各自的心思,紧张地进行了第一次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