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于清代汉学的学术渊源及其与宋学的关系，近代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清代汉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此说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提出了“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的主张，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又详加阐述。在梁启超看来，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学术思想走上了一条与宋明学术完全不同的路径。这条路径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反理学思潮（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束书不观），另一方面则发展为重实证的考据学。所以，他认为从明末到清季这三百年学术史的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据此，梁著把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视为清代汉学的本质，并把汉、宋对立这一思想贯穿全书 。
钱穆不赞同梁启超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宋明理学的传统在清代并没有中断。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对清代汉学仍然有甚深的影响。钱穆认为，清代学术由晚明诸老开出，而晚明诸老莫不寝馈于宋学。此后的李塨、方苞、李绂、全祖望等人也都对宋学有很深的造诣。即便是到了汉学鼎盛的乾嘉时代，汉学诸家的高下深浅，也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所以，钱穆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见解。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为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嘉。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梁启超把宋学、汉学对为两橛，主要是从反宋学着眼去谈清代学术的，旨在强调清代学术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创新意义。从清代学术本身而言，梁氏的“反动说”无疑有他的合理性。因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为经学考据，重实证，以求是为宗，与晚明空疏的学风确有不同。从清初开始，学风由虚转实，由主观的推想变为客观的考察，这的确是对宋明之学的一种反拔 。钱穆清学渊源于宋学，“不识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主张，主要是从宋明理学的角度来谈清代学术，重在强调宋明学术在清代的延续性和清代学风对宋明的继承性 。就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一般过程言，钱穆的“继承说”较梁启超的“反动说”似争更为合理一些。因为：
首先，梁启超把清代学术史仅仅归结为一经学考证史，并非全面。清代学术的主流毫无疑问是经学考证，但这却不足以概括整个清代近三百年间的学术发展史。有清一代，不仅有盛极一时的汉学，与汉学相伴的还一直存在着追寻义理的宋学。即使是在汉学如日中天的乾嘉时代，这种学风依然存在并始终与考据学相颉顽。与考据学大师戴震同时的章学诚揭橥史学经世的旗帜，发出了搜罗遗逸，擘绩补苴、不足以言学的呼声，便是对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风的抗议。而此时讲求经世致用，追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已在其内部酝酿发皇。到了晚清，伴随着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动，有常州公羊学派的崛起。到近代，康有为等人把该派的观点发挥到极致，借经学谈政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这些学术思潮，的确是无法用考据学来取代的。钱穆早年就反对把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笼统地概括为考证学。他在早年著作《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据学”中开篇就说：“言清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据，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学术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经学考证限也。”到道咸之时，乾嘉汉学流弊重重，乾嘉诸儒的古训、古礼之研究，“其终将路穷而思变”。于是“继吴、皖而起者，有公羊今文之学”。到了清季，康有为“以今文《公羊》之说，倡导维新变法，天下靡然从风，而乾、嘉朴学自此绝矣。”
对于清代汉学的学术渊源及其与宋学的关系，近代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清代汉学是对宋明理学的全面反动。此说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就提出了“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的主张，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又详加阐述。在梁启超看来，十七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学术思想走上了一条与宋明学术完全不同的路径。这条路径一方面表现为一种反理学思潮（反对理学家空谈心性，束书不观），另一方面则发展为重实证的考据学。所以，他认为从明末到清季这三百年学术史的主潮是“厌倦主观的冥想而倾向于客观的考察”。据此，梁著把对宋明理学的反动视为清代汉学的本质，并把汉、宋对立这一思想贯穿全书 。
钱穆不赞同梁启超这一观点。在他看来，宋明理学的传统在清代并没有中断。不仅没有中断，而且对清代汉学仍然有甚深的影响。钱穆认为，清代学术由晚明诸老开出，而晚明诸老莫不寝馈于宋学。此后的李塨、方苞、李绂、全祖望等人也都对宋学有很深的造诣。即便是到了汉学鼎盛的乾嘉时代，汉学诸家的高下深浅，也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所以，钱穆提出了清代汉学渊源于宋学，“不知宋学，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见解。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治近代学术者当何自始？曰：必始于宋。何以为始于宋？曰：近世揭橥汉学之名以与宋学敌，不知宋学，则无以评汉宋之是非。且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嘉。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
梁启超把宋学、汉学对为两橛，主要是从反宋学着眼去谈清代学术的，旨在强调清代学术在中国思想发展史上的创新意义。从清代学术本身而言，梁氏的“反动说”无疑有他的合理性。因为清代学术的主流为经学考据，重实证，以求是为宗，与晚明空疏的学风确有不同。从清初开始，学风由虚转实，由主观的推想变为客观的考察，这的确是对宋明之学的一种反拔 。钱穆清学渊源于宋学，“不识宋学，则亦不能知汉学，更无以评汉宋之是非”的主张，主要是从宋明理学的角度来谈清代学术，重在强调宋明学术在清代的延续性和清代学风对宋明的继承性 。就学术思想发展演变的一般过程言，钱穆的“继承说”较梁启超的“反动说”似争更为合理一些。因为：
首先，梁启超把清代学术史仅仅归结为一经学考证史，并非全面。清代学术的主流毫无疑问是经学考证，但这却不足以概括整个清代近三百年间的学术发展史。有清一代，不仅有盛极一时的汉学，与汉学相伴的还一直存在着追寻义理的宋学。即使是在汉学如日中天的乾嘉时代，这种学风依然存在并始终与考据学相颉顽。与考据学大师戴震同时的章学诚揭橥史学经世的旗帜，发出了搜罗遗逸，擘绩补苴、不足以言学的呼声，便是对为考据而考据的乾嘉学风的抗议。而此时讲求经世致用，追求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已在其内部酝酿发皇。到了晚清，伴随着对乾嘉考据学风的反动，有常州公羊学派的崛起。到近代，康有为等人把该派的观点发挥到极致，借经学谈政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这些学术思潮，的确是无法用考据学来取代的。钱穆早年就反对把有清一代的学术思想笼统地概括为考证学。他在早年著作《国学概论》第九章“清代考据学”中开篇就说：“言清代学术者，率盛夸其经学考据，固也。然此在乾嘉以下则然耳。若夫清初诸儒，虽已启考证之渐，其学术中心，固不在是，不得以经学考证限也。”到道咸之时，乾嘉汉学流弊重重，乾嘉诸儒的古训、古礼之研究，“其终将路穷而思变”。于是“继吴、皖而起者，有公羊今文之学”。到了清季，康有为“以今文《公羊》之说，倡导维新变法，天下靡然从风，而乾、嘉朴学自此绝矣。”
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