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末五代苏州的战略地位
摘要:苏州于唐末五代之战略地位,在吴越国钱氏集团与吴国杨氏集团之间的战和。因此,本文试图以详细叙述历次战争过程之形式来揭示其一端,并考证其中许多过往记载之冲突,以备方家指谬也。
关键词:苏州 唐末五代 战略地位
引言
唐末五代,天下大乱,藩镇割据,群雄并起。于是,许多本来的内地州县因为割据政权的崛起而成为其各自的边疆州县,其中,以南方十国之地为最。作为地处太湖西岸的浙西中心地区苏州,也在唐末五代的淮浙混战中,频繁受到军事上的“特殊照顾”,周边各个割据政权皆欲取之以为己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吴越国最终对苏州的控制,以及吴越国与吴-南唐政权的对立状态,更使得苏州成为名副其实的边疆州。因此,对苏州在唐末五代的战略地位之研究,有助于我们窥见其时地缘政治之大概。
一 苏州的地理
既然是战略地位,不得不首先考虑苏州之地理环境。以《元和郡县志》所载:
“苏州,``````紧,``````八到:西北至上都三千三十里,西北至东都二千一百七十里,南至杭州三百七十里,正南微西至湖州二百一十里,东北至海三百三十里,西北至常州一百九十里。``````管县七:吴、长洲、嘉兴、海盐、常熟、昆山、华亭。”[1]
以各县的方位看,长洲在吴县北,西与常州之无锡县界;常熟在长洲北,西与常州之江阴界;嘉兴在吴县南,西南与杭州之盐官县界西与湖州之乌程县与德清县界;海盐在嘉兴南,西与杭州之盐官县界;吴县本身西南与湖州之乌程县界[2]。
从李吉甫撰毕《元和郡县图志》的元和八年(西元813年)开始,直至唐末,这一格局都没有改变[3]。故而,唐末苏州实际上是包括了现今苏州、嘉兴、上海三个市级行政区的地域。当然,由于当时上海市的陆域还未完全形成,苏州的实际面积也要大打折扣。不过鉴于其东临大海,西滨太湖,南控钱塘,北倚长江的特殊区位,以及南通杭州盐官县,西北通常州无锡县,东南通湖州乌程县的交通优势[4],还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地资源所造就的发达的经济,苏州被其周围的割据者所觊觎,也是有其原因之所在的。
当苏州为吴越国长期控制以后,由于其边疆州的地位因素,以及出于全国的统治政策需要,吴越国统治者对其进行了一番调整。包括,后梁开平三年(西元909年)闰八月“敕置苏州吴江县”[5],后唐同光二年(西元924年)十一月“升苏州为中吴军”[6],以及后晋天福五年(西元940年)三月“升嘉兴县为秀州”[7]。只是由于吴越国与吴-南唐此后的长期和平关系,而意义不大了。
就是在这片水乡泽国,作为扼守长江口与钱塘江口间之要冲的苏州,变成了被乱世军阀相继觊觎的蛋糕,却也保卫了吴越国的北部疆土。其所由造成的地缘政治关系,不仅对吴越国的独立至关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全国的局势。当然,要研究苏州的战略地位问题,一切得从唐末开始讲起。
二 张雄与徐约对苏州的相继进取
黄巢起义的南北转战,彻底打破了旧有藩镇的平衡格局,也使北方藩镇的军乱传统传播到了南方。
光启二年(西元886年)十月,隶属于感化军节度使时溥帐下为牙将的泗州涟水人“张雄、冯弘铎得罪于节度使时溥,聚众三百,走渡江,袭苏州,据之。雄自称刺史,稍聚兵至五万,战舰千馀,自号天成军。”[8]这次小小军变的发生,则是因为两人“皆为武宁军偏将。弘铎为吏辱,雄为辩数,并见疑于节度使时溥,二人惧祸”[9]。于是乎,这位出身淮北的下层军官张雄,便凭借武力一跃而控制了苏州的军政大权,成为唐末江南众多此类武人刺史之一。
然而,毕竟,苏州作为江南财赋重镇,身为浙西观察使的周宝不能眼看着苏州的易主而不管,虽然他也似乎没什么实力。因此,当光启三年三月,周宝因为自己内部的兵变而出逃治所润州,依附亲信常州刺史丁从实时,还要在危机时刻,派遣本可以作为自己夺回润州的重要援助的六合镇使徐约及其精兵,去攻打苏州[10]。
摘要:苏州于唐末五代之战略地位,在吴越国钱氏集团与吴国杨氏集团之间的战和。因此,本文试图以详细叙述历次战争过程之形式来揭示其一端,并考证其中许多过往记载之冲突,以备方家指谬也。
关键词:苏州 唐末五代 战略地位
引言
唐末五代,天下大乱,藩镇割据,群雄并起。于是,许多本来的内地州县因为割据政权的崛起而成为其各自的边疆州县,其中,以南方十国之地为最。作为地处太湖西岸的浙西中心地区苏州,也在唐末五代的淮浙混战中,频繁受到军事上的“特殊照顾”,周边各个割据政权皆欲取之以为己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而吴越国最终对苏州的控制,以及吴越国与吴-南唐政权的对立状态,更使得苏州成为名副其实的边疆州。因此,对苏州在唐末五代的战略地位之研究,有助于我们窥见其时地缘政治之大概。
一 苏州的地理
既然是战略地位,不得不首先考虑苏州之地理环境。以《元和郡县志》所载:
“苏州,``````紧,``````八到:西北至上都三千三十里,西北至东都二千一百七十里,南至杭州三百七十里,正南微西至湖州二百一十里,东北至海三百三十里,西北至常州一百九十里。``````管县七:吴、长洲、嘉兴、海盐、常熟、昆山、华亭。”[1]
以各县的方位看,长洲在吴县北,西与常州之无锡县界;常熟在长洲北,西与常州之江阴界;嘉兴在吴县南,西南与杭州之盐官县界西与湖州之乌程县与德清县界;海盐在嘉兴南,西与杭州之盐官县界;吴县本身西南与湖州之乌程县界[2]。
从李吉甫撰毕《元和郡县图志》的元和八年(西元813年)开始,直至唐末,这一格局都没有改变[3]。故而,唐末苏州实际上是包括了现今苏州、嘉兴、上海三个市级行政区的地域。当然,由于当时上海市的陆域还未完全形成,苏州的实际面积也要大打折扣。不过鉴于其东临大海,西滨太湖,南控钱塘,北倚长江的特殊区位,以及南通杭州盐官县,西北通常州无锡县,东南通湖州乌程县的交通优势[4],还有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土地资源所造就的发达的经济,苏州被其周围的割据者所觊觎,也是有其原因之所在的。
当苏州为吴越国长期控制以后,由于其边疆州的地位因素,以及出于全国的统治政策需要,吴越国统治者对其进行了一番调整。包括,后梁开平三年(西元909年)闰八月“敕置苏州吴江县”[5],后唐同光二年(西元924年)十一月“升苏州为中吴军”[6],以及后晋天福五年(西元940年)三月“升嘉兴县为秀州”[7]。只是由于吴越国与吴-南唐此后的长期和平关系,而意义不大了。
就是在这片水乡泽国,作为扼守长江口与钱塘江口间之要冲的苏州,变成了被乱世军阀相继觊觎的蛋糕,却也保卫了吴越国的北部疆土。其所由造成的地缘政治关系,不仅对吴越国的独立至关重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全国的局势。当然,要研究苏州的战略地位问题,一切得从唐末开始讲起。
二 张雄与徐约对苏州的相继进取
黄巢起义的南北转战,彻底打破了旧有藩镇的平衡格局,也使北方藩镇的军乱传统传播到了南方。
光启二年(西元886年)十月,隶属于感化军节度使时溥帐下为牙将的泗州涟水人“张雄、冯弘铎得罪于节度使时溥,聚众三百,走渡江,袭苏州,据之。雄自称刺史,稍聚兵至五万,战舰千馀,自号天成军。”[8]这次小小军变的发生,则是因为两人“皆为武宁军偏将。弘铎为吏辱,雄为辩数,并见疑于节度使时溥,二人惧祸”[9]。于是乎,这位出身淮北的下层军官张雄,便凭借武力一跃而控制了苏州的军政大权,成为唐末江南众多此类武人刺史之一。
然而,毕竟,苏州作为江南财赋重镇,身为浙西观察使的周宝不能眼看着苏州的易主而不管,虽然他也似乎没什么实力。因此,当光启三年三月,周宝因为自己内部的兵变而出逃治所润州,依附亲信常州刺史丁从实时,还要在危机时刻,派遣本可以作为自己夺回润州的重要援助的六合镇使徐约及其精兵,去攻打苏州[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