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三袁是指,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30)。人们称他们为“公安派”,其中袁宏道最为著名。
公安派文学思想:公安派在文学上受到李贽的直接影响,提出的文学主张与复古派针锋相对,而且与唐宋派立论迥异,具有鲜明的反道学色彩。
在文学发展观方面,认为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自己的特色,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
在创作论上,公安派竭力反对摹拟,认为,既然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那就不存在今不如古的问题,因此完全不必一味摹拟古人;最为重要一点是提出了“性灵说”,强调文学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充分表现作者个性,破除种种清规戒律;认为好文乃自“胸中流出”,应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写出,不必堆砌典故。
公安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不仅摧跨了复古派的统治地位,同时博得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欢迎,扭转了文坛的风气。但也存在着不重视学习前人的经验、不注意遵守基本法则的片面性,题材内容也变得过于狭窄,只是表现士大夫的生活情调及兴趣,后学者更是把文风推向另一歧路:或纤巧,或莽阔,形成浮躁轻率的文风。
袁宗道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论文上》)!
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雪涛阁集序》)。他们都看到时代决定文学的变化,时代变了,文学包括形式语言等等,一定要变,一切对古人的模拟抄袭都是违背文学发展的趋势的。袁中道以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他更具体地说:“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互同而趋浮;趋于浮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变之势也”(《花雪赋引》)。他指出文学变化是根据两种不同的创作思想来实现的,从“法律”到“性情”,又从“性情”到“法律”,而其所以变,则为作者所不知的“气”所决定。这种“气”显然指客观的不断变化的时代。
袁中道所指出的文学变化的循环现象虽不一定可信,但他肯定文学始终是在变化,而且为客观的力量所决定,这对冲击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袁宗道还认为:“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论文下》)。又说:“故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他说的“意见”或“理”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首先要有思想修养,文章首先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语言上模秦仿汉。这也有力地打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袁宏道更从作家或文章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他赞美袁中道的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叙》)。袁宏道所谓“性灵”,就是上文袁中道所说“性情”。由于重视“性灵”或“性情”,袁宏道并不怎样强调“学问”、“意见”或“理”,而特别强调了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他认为“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又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唯会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同上)。他重视妇人孺子的“真声”、“任性”,赤子婴儿的自然之“趣”,显系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对打破封建思想束缚,直抒感兴,比之袁宗道的“学问说”有更大的作用。
公安派文学思想:公安派在文学上受到李贽的直接影响,提出的文学主张与复古派针锋相对,而且与唐宋派立论迥异,具有鲜明的反道学色彩。
在文学发展观方面,认为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自己的特色,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
在创作论上,公安派竭力反对摹拟,认为,既然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那就不存在今不如古的问题,因此完全不必一味摹拟古人;最为重要一点是提出了“性灵说”,强调文学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充分表现作者个性,破除种种清规戒律;认为好文乃自“胸中流出”,应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写出,不必堆砌典故。
公安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不仅摧跨了复古派的统治地位,同时博得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欢迎,扭转了文坛的风气。但也存在着不重视学习前人的经验、不注意遵守基本法则的片面性,题材内容也变得过于狭窄,只是表现士大夫的生活情调及兴趣,后学者更是把文风推向另一歧路:或纤巧,或莽阔,形成浮躁轻率的文风。
袁宗道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论文上》)!
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雪涛阁集序》)。他们都看到时代决定文学的变化,时代变了,文学包括形式语言等等,一定要变,一切对古人的模拟抄袭都是违背文学发展的趋势的。袁中道以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他更具体地说:“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互同而趋浮;趋于浮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变之势也”(《花雪赋引》)。他指出文学变化是根据两种不同的创作思想来实现的,从“法律”到“性情”,又从“性情”到“法律”,而其所以变,则为作者所不知的“气”所决定。这种“气”显然指客观的不断变化的时代。
袁中道所指出的文学变化的循环现象虽不一定可信,但他肯定文学始终是在变化,而且为客观的力量所决定,这对冲击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袁宗道还认为:“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论文下》)。又说:“故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他说的“意见”或“理”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首先要有思想修养,文章首先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语言上模秦仿汉。这也有力地打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袁宏道更从作家或文章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他赞美袁中道的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叙》)。袁宏道所谓“性灵”,就是上文袁中道所说“性情”。由于重视“性灵”或“性情”,袁宏道并不怎样强调“学问”、“意见”或“理”,而特别强调了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他认为“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又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唯会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同上)。他重视妇人孺子的“真声”、“任性”,赤子婴儿的自然之“趣”,显系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对打破封建思想束缚,直抒感兴,比之袁宗道的“学问说”有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