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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安派到竟陵派 ——浅谈明代两大文学流派的发展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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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三袁是指,袁宗道(字伯修,1560—1600)、袁宏道(字中郎1568—1610)、袁中道(字小修,1570—1630)。人们称他们为“公安派”,其中袁宏道最为著名。



    公安派文学思想:公安派在文学上受到李贽的直接影响,提出的文学主张与复古派针锋相对,而且与唐宋派立论迥异,具有鲜明的反道学色彩。



    在文学发展观方面,认为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自己的特色,不能厚古薄今,以古非今。



    在创作论上,公安派竭力反对摹拟,认为,既然文学随时代发展而发展,那就不存在今不如古的问题,因此完全不必一味摹拟古人;最为重要一点是提出了“性灵说”,强调文学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充分表现作者个性,破除种种清规戒律;认为好文乃自“胸中流出”,应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写出,不必堆砌典故。



    公安派的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不仅摧跨了复古派的统治地位,同时博得了当时文人的普遍欢迎,扭转了文坛的风气。但也存在着不重视学习前人的经验、不注意遵守基本法则的片面性,题材内容也变得过于狭窄,只是表现士大夫的生活情调及兴趣,后学者更是把文风推向另一歧路:或纤巧,或莽阔,形成浮躁轻率的文风。



    袁宗道说:“夫时有古今,语言亦有古今。今人所诧谓奇字奥句,安知非古之街谈巷语耶?”“自司马不能同于左氏,而今日乃欲兼同左马,不亦谬乎”(《论文上》)!



    袁宏道说:“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夫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袭古人语言之迹,而冒以为古,是处严冬而袭夏之葛者也。骚之不袭雅也,雅之体穷于怨,不骚不足以寄也”(《雪涛阁集序》)。他们都看到时代决定文学的变化,时代变了,文学包括形式语言等等,一定要变,一切对古人的模拟抄袭都是违背文学发展的趋势的。袁中道以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其变也皆若有气行乎其间,创为变者与受变者皆不及知”。他更具体地说:“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穷。法律之持,无所不束,其势必互同而趋浮;趋于浮又将变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穷。夫昔之繁芜,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窃,又将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变之势也”(《花雪赋引》)。他指出文学变化是根据两种不同的创作思想来实现的,从“法律”到“性情”,又从“性情”到“法律”,而其所以变,则为作者所不知的“气”所决定。这种“气”显然指客观的不断变化的时代。



    袁中道所指出的文学变化的循环现象虽不一定可信,但他肯定文学始终是在变化,而且为客观的力量所决定,这对冲击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是有积极意义的。



    袁宗道还认为:“有一派学问,则酿出一种意见,有一种意见,则创出一般言语;无意见则虚浮,虚浮则雷同矣”(《论文下》)。又说:“故学者诚能从学生理,从理生文,虽驱之使模,不可得矣”。他说的“意见”或“理”就是作家的思想。作家首先要有思想修养,文章首先要有思想内容,而绝不是在形式语言上模秦仿汉。这也有力地打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袁宏道更从作家或文章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他赞美袁中道的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叙》)。袁宏道所谓“性灵”,就是上文袁中道所说“性情”。由于重视“性灵”或“性情”,袁宏道并不怎样强调“学问”、“意见”或“理”,而特别强调了自然天真或自然趣味。他认为“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传者,或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又说:“世人所难得者唯趣,……唯会心者知之。……夫趣之得之自然者深,得之学问者浅。当其为童子也,不知有趣,然无往而非也。……孟子所谓不失赤子,老子所谓能婴儿,盖指此也。趣之正等正觉最上乘也”(同上)。他重视妇人孺子的“真声”、“任性”,赤子婴儿的自然之“趣”,显系受李贽“童心说”的影响,对打破封建思想束缚,直抒感兴,比之袁宗道的“学问说”有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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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安派”的理论对打破复古主义的陈腐格局是有力量的。他们的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打破传统古文的陈规定局,自然地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流利洁净,是他们作品的特点。但他们以为“心灵无涯,搜之愈出”,而忽视社会实践对作家的决定意义,这就曲解了创作的源头。他们写来写去,只是几处风景名胜,题材狭窄,思想贫弱。他们的作品虽有革新意义,成就却不大。



    “公安派”对清代文学如郑燮的散文,袁枚的诗和诗论,均有一定的影响。近代文人周作人、林语堂等曾利用“公安派”的“有性灵文字”来宣扬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产生过比较广泛的影响。



    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向来很受重视,但对他们的诗歌创作,人们的评价并不很高,这里有值得分析的地方。中国古典诗歌到明代为止已经有相当悠久的历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同时也在格式、意境、意象、语汇诸方面形成一定的套路,很难再有大的突破,而且与明中后期社会中形成的活跃、显露、市俗化的生活情感难以相容。换言之,古典诗歌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生活的抒情需要的束缚。当李梦阳感叹“真诗在民间”时,实际上已经意识到这一点,而唐寅那种口语化的诗作,更意味着对古典传统的轻蔑。到了公安派,这一种打破古典传统的要求以强有力的理论形式提出,并广泛地在诗歌创作中进行尝试,形成一个颇有声势的诗歌改革运动。



    但是,在理论上提出“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比较容易被当时人认可和接受,运用于创作却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因为,公安派所使用的诗歌形式仍然是古典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可能因为大量运用俚俗和平易的语言就得到根本的改造,却会给人以不伦不类的感觉。



    公安派的诗,以袁中郎的才情和颖悟,尚能在旧有的形式表现出一定的新鲜感,但成就颇为有限;一般无甚才情的人贪其易为而仿效之,那比复古派的诗更容易流于粗滥。所以这种诗风虽一度影响很大,却不可能持久。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公安派的诗也同他们的理论一样,意味着对古典传统的破坏,表现了从旧的诗歌体格中解放出来的欲望。尽管他们没有获得成功,但这种要求是合理的,这种尝试也是很有价值的。



    袁宏道后期以“淡”为“文之真性灵”,已经表现出从激进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点上的退却。享年较久的袁中道看到公安派的诗在破坏了后七子的“格套”以后,在一群末流诗人的效仿下“而又渐见俗套”,大为不满,遂对公安派的理论提出修正,在坚持“独抒性灵”的前提下,主张“诗以三唐为的。舍唐人而别学诗,皆外道也”(《蔡不瑕诗序》)。公安派的流弊是显而易见的,既不能更向前进展,则必然要回顾历史,取法于以唐诗为代表的古典传统,这实际意味着公安派理论与前后七子理论的折衷。这一趋向后来为陈子龙、吴伟业等诗人所继承,成为明末清初之际的一个重要流派。


   与“公安派”反对同时复古主义的,还有以竟陵人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
  “竟陵派”的产生是在公安派锋芒消退的情况下趁势而起的。

   竟陵派文学主张:为矫正公安派末流信口信手、粗制滥造,流为俚易肤浅的弊病,钟惺、谭元春另立幽深孤峭之宗,即避世绝俗的“孤怀孤诣”和“幽情单绪”,认为只有处于空旷孤迥、荒寒独处的境地,通过孤行静寄的覃思冥搜,才能写出表现作者性灵的真诗。同时主张作诗为文,要以古人为归,读书学古,力求深厚,在精神上达到古人的境界。

    竟陵派的学古乃至复古,不得不玩索于一字一句之间,将诗文创作引入狭窄的天地。他们评诗,只着眼于一字一句的得失,流于烦琐纤仄。他们自己的作品,力求僻涩诡谲,专在怪字险韵上翻花样,与公安派通俗晓畅的诗文大异其趣。因而,竟陵派的文学理论,正反映了那些因处于王朝末日而走向消沉的封建文人的文学倾向。

    锺惺、谭元春他们的主要特点是独抒“性灵”,但更多的却是乞灵于古人。他们选《诗归》,目的就在于“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如是而已矣”。他们以为古人之精神不是“滞者、熟者、木者、陋者”,而是“幽情单绪”,“孤行”,“孤诣”。这样他们就把诗文创作引向一条更为狭窄的小路。他们脱离现实生活内容,追求一种“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形式主义倾向更为显明。



2025-08-25 18: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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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明产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是公安、竟陵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著名作家有王思任(字季重,山阴人)、祁彪佳(字虎子,山阴人,1602—1645)等。一般描写山水园林,语言明丽洁净,刻琢精工。王思任的《游唤》、《历游记》,祁彪佳的《寓山注》、《越中园亭记》,可见一斑。鲁迅说:“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在风格上,它们比之陈腐的“载道”的散文,颇多清新之感。

    钟惺(1574—1624)字伯敬,号退谷,又号止公居士、晚知居士。

    明代诗文家、诗选家、史学家。字伯敬;号退谷。祖籍永丰(今属江西)。著有诗文集《隐秀轩集》,又有《史怀》等。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官至福建提学佥事。又辞官归家,晚年入寺院。

    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湖广竟陵(今湖北省天门)人。天启七年(1627)乡试第一,后屡试不第。少慧而科场不利,崇祯十年死于赴进士考试的旅途中。有《谭友夏合集》。

    钟、潭曾编选《诗归》(单行称《古诗归》、《唐诗归》),在序文和评点中宣扬他们的文学观,风行一时,竟陵派因此而成为影响很大的诗派。

    竟陵派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同时从各方面加以修正。他们提出“势有穷而必变,物有孤而为奇”(钟惺《问山亭诗序》),即反对步趋人后,主张标异立新。那么,从公安派那里,竟陵派向何处“变”呢?他们看到公安派的流弊在于俚俗、浅露、轻率,便提出以一种“深幽孤峭”的风格来纠正。钟惺《诗归序》谈如何求“古人真诗”,有云:“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而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

    他们也主张向古人学习以成其“厚”(谭元春《诗归序》说他和钟惺曾“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但这又不像七子派那样追求古人固有的“格调”,而是以自己的精神为主体去求古人精神所在。所以他们解说古诗,常有屈古人以就己的。

    在重视自我精神的表现上,竟陵派与公安派是一致的,但二者的审美趣味迥然不同,而在这背后,又有着人生态度的不同。公安派诗人虽然也有退缩的一面,但他们敢于怀疑和否定传统价值标准,敏锐地感受到社会压迫的痛苦,毕竟还是具有抗争意义的;他们喜好用浅露而富于色彩和动感的语言来表述对各种生活享受、生活情趣的追求,呈现内心的喜怒哀乐,显示着开放的、个性张扬的心态;而竟陵派所追求的“深幽孤峭”的诗境,则表现着内敛的心态。钱谦益说他们的诗“以凄声寒魄为致”,“以噍音促节为能”(《列朝诗集小传》),是相当准确的。他们的诗偏重心理感觉,境界小,主观性强,喜欢写寂寞荒寒乃至阴森的景象,语言又生涩拗折,常破坏常规的语法、音节,使用奇怪的字面,每每教人感到气息不顺。如谭元春的《观裂帛湖》:

    荇藻蕴水天,湖以潭为质。龙雨眠一湫,畏人多自匿。百怪靡不为,喁喁如鱼湿。波眼各自吹,肯同众流急?注目不暂舍,神肤凝为一。森哉发元化,吾见真宰滴。

    此诗非常令人费解,不好懂。大致是写湖水寒冽,环境幽僻,四周发出奇异的声响,好像潜藏着各种怪物。久久注视之下,恍然失去自身的存在,于是在森然的氛围中感受到造物者无形的运作。
   钟、谭诗类似于此的很多,他们对活跃的世俗生活没有什么兴趣,所关注的是虚渺出世的“精神”。他们标榜“孤行”、“孤情”、“孤诣”(谭元春《诗归序》),却又局促不安,无法达到陶渊明式的宁静淡远。这是自我意识较强但个性无法向外自由舒展而转向内倾的结果,由此造成他们诗中的幽塞、寒酸、尖刻的感觉状态。

    竟陵派诗风在明末乃至清初十分流行,其影响远比公安派来得久远,这是晚明个性解放的思潮遭受打击以后,文人心理上的病态在美学趋向上的反映。钱谦益站在正统立场上对竟陵派大加抨击,斥为“诗妖”,甚至指为国家败亡的征兆(见《列朝诗集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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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是偏颇之论,不过他也指出了竟陵派诗与正统文学的距离,及其表现出的时代气氛。晚明产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是公安、竟陵文学革新的直接产物。著名作家有王思任(字季重,山阴人)、祁彪佳(字虎子,山阴人,1602—1645)等。一般描写山水园林,语言明丽洁净,刻琢精工。王思任的《游唤》、《历游记》,祁彪佳的《寓山注》、《越中园亭记》,可见一斑。鲁迅说:“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在风格上,它们比之陈腐的“载道”的散文,颇多清新之感。

    张岱(1597—?),字宗子,又字石公,山阴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少为纨裤子弟,极爱繁华”。明亡后,“无所归止,披发入山,戒戒为野人”。他的《陶庵梦忆》、《西湖寻梦》等就是他过去繁华生活的片断记录。这些片断“梦忆”,反映了他的国破家亡 的感慨,流露着追怀故国、热爱乡土的爱国思想。

    张岱小品散文的题材较广,凡风景名胜,世情风习,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无所不记。这记录了他的生活实际,也反映了明末现实社会的某些侧面,是比较有内容的。他非常熟悉那些生活,因而能写得细致深入,自然动人。如《西湖七月半》记游人情态,描摩尽致:

   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止可看看七月半之人。看七月半之人,以五类看之:其一楼船箫鼓,峨冠盛筵,灯火优奚,声光相乱,名为看月而实不见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楼,名娃闺秀,携及童娈,笑啼杂之,张坐露台,左右盼望,身在月下而实不看月者,看之;其一亦船亦声歌,名妓闲僧,浅船一齐凑岸,一无所见,止见篙击篙,舟触舟,肩摩肩,面看面而已。……

    这和作者熟悉杭人风习,观察深入细致,有密切的关系。又如《湖心亭看雪》记西湖雪景:斟低唱,弱管轻丝,竹肉相发,亦在月下,亦看月而欲人看其看月者,看之;其一不舟不车,不衫不帻,酒醉饭饱,呼群三五,跻入人丛,昭庆断桥,枭呼嘈杂,装假醉,唱无腔曲,月亦看,看月者亦看,不看月者亦看,而实无一看者,看之;其一小船轻幌,净几暖炉,茶铛旋煮,素瓷静递,好友佳人,邀月同坐,或匿影树下,或逃嚣里湖,看月而不见其看月之态,亦不作意看月者,看之。杭人游湖,巳出酉归,避月如仇。是夕好名,逐队争出,多犒门军酒钱,轿夫擎燎,列俟岸上。一入舟,速舟子急放断桥,赶入胜会。以故二鼓以前,人声鼓吹,如沸如撼,如魇如呓,如聋如哑……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沅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园中人两三粒而已。……

    则别具剪裁,惟取浑括,以诗为文,使散文诗化了。读这种诗化的散文,令人耳目一新,心旷神怡。

  张岱的小品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博观约取,简洁有力。在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

  终上,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公安派还是竟陵派,它们对晚明的文学发展,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两大流派是一种因果关系。后者对前者是批判中有继承,否定中有肯定。我们研究它们,应该以辩证的思想,科学的方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做到古为今用,不断丰富我们的文学宝库。

作者小介:
牧石,本名石霜舫,历史文化学者,自由作家。系国内多家媒体特约作者.现居湖北天门。    电邮:mushi195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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