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月第一个吼出西北风
姜薇/文 怡薇/图
我的父母都是抗美援朝中的文工团战士，从小受他们的熏陶，我就喜欢唱歌。十几年前，苏越写了首歌，叫《黄土高坡》，当时也没推出来，只是他爱人唱。1988年初有一台大型晚会，决定推出这首歌，由我来唱，并录了专辑带，一切都顺其自然。在这之前，我已经开始唱《走西口》了。1988年3月，我带着《黄土高坡》和《热恋的故乡》这两首歌参加全国环境歌曲邀请赛，得了第一名。同年5月，我参加了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大奖赛（业余组）。当时很多人不解，为什么这首歌用的乐器都是民族的，但却用流行歌曲唱。我记得参赛的时候，那些歌手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当时已经出版了十几盘磁带。一个当时组委会的人见到我说：“胡月，你是名演员，不要以为和别人不一样，在这儿都是一般人。”我当时挺委屈的，再加上赛前失声，压力大，负担重，都想弃权了。结果我得了第三名，和第二名只差0.001分。两年后，我调进了煤矿文工团，一直到现在。当时，正值“走西口”“黄土高坡”等歌曲使我“西北风得意”的时候，我被一个日本音乐专家小组选中，用他们的话说是发现了一位最具实力且最有潜力的歌手，经过他们的再包装设计后，一定能成为“中国出生，日本成长的世界级的亚洲歌后”。1988年，对于国内的流行歌手来说，被国外明星制包装宣传、打入国际歌坛似乎是一个神话，许多的朋友都为我有这样的机遇高兴。当时在国内已获成功的我，更是怀着一颗要为中国歌手争光出头的雄心，跃跃欲试，飞赴东京。第一次尝到了被包装的甜头，在异国行家的赞扬声和经纪人的前呼后拥中，在一位日本数一数二的摄影大师镜头前，留下了许许多多荡漾着幸福、充满自信，也闪着几丝陶醉的笑脸。照片照够了，资料早已备齐，录音棚也进过了，该来真格的了，当一份厚厚的协议书摆在案前，错了行的泪水冲走了刚刚拍照时的每一丝笑意，吓坏一向板眼有秩的日本人，女翻译甚至莫名其妙地陪着我哭了起来：是不是条件太苛刻了？是不是我们对您不够好？是不是待遇不够高？不是，不是，全不是！我受不了被巨资堆起却没有了自我。我受不了离家十五年之久，我更受不了成为一名总唱日本歌的中国人。于是，谢绝了日本友人的一番好意，收拾起这段新奇的经历，一个陶醉忘情的梦。我回家了。“太傻了！”“不求上进！”听着朋友们善意的责骂，我像是听着别人的故事，偶尔还帮人家推敲一下用词。总之，我回来了。一切照旧，只是少了些天真，多了份成熟，淡泊了些名利之心，实实在在地走起了自己的路。于是我没能成为所谓“亚洲歌后”，但我却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也找回了自己。那几年，国内歌坛也开始盛行签约之风。当时骂我太傻的朋友们又说话了：看，这是潮流，本来你可以走在潮流前面的。我笑笑说：每个人想法不同，也许别人比我更适合被包装，而且，现在的确不是前些年仅凭个人奋斗就能参与竞争的时代了，但是我毕竟走出了自己的路，而不必唯唯诺诺，反复唱着与自己无关的异国曲调；我毕竟用心血结晶出一张全部自己创作词曲的CD碟，同时成为国内第一位能独立为长篇电视连续剧（30集的《小城故事》）作词作曲并演唱主题歌三位一体的音乐人。每当回首这段往事，我都会为自己血液中那种爱国的感情和把握自己命运的执著深深感动。我现在很少在电视中露面，是因为我经常要和团里下到矿上演出。每年为矿工们演几百场，我一直自己写歌，已经出了21盘个人专辑了。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