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吧 关注:6,526贴子:39,423
  • 9回复贴,共1

戴瑞坤:朱子学对中、日、韩的影响

收藏回复

  • 60.214.129.*
朱子学对中、日、韩的影响

戴瑞坤

摘  要

中、日、韩三国壤地相邻,命运与共,关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和共同的出路。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及化解之道,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预测:廿一世纪将是以日本为中心,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太平洋世纪。日、韩等国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具有儒家淑世的精神。在中国社会,以孔孟学说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华文化的主流和道统,其间经汉唐、历宋明等诸儒的阐扬,尤其以朱子、阳明的重修己,倡仁义,尊理性,践力行的人文观念,最符合东亚各国的圆满答案。
朱子是南宋一代大哲学家,因其学说是为了匡时济世,解决个人精神上的困惑,因确实需求而创建,并确立其人生观、社会观、世界观。因此,朱子的学说是以对於时弊的切实忧虑和对自己人生困惑的超越而被时代所肯定。元明以降,朱子学弘扬到日、韩等国,形成了具有东方特色的日本朱子学、韩国朱子学。所以将朱子学作为活学 ,在南宋时代,它是为匡救时弊开出药方;在元明清时代,它是为巩固传统社会的理论指南。在今日,它是包摄合理的思维,促进社会现代化的一股动力。
又如阳明为明代儒宗,他的思想精神,不但影响中国近代的学术文化,且远及日、韩两国,下开近代一脉相承的道统和力行哲学的宏规,更为今日文化复兴的一主要力量。我们在探讨朱子学说,广被东邦,深植其民心,谛造其历史之馀,更觉两位先贤之学说,不仅适用於昔日,而且历古常新,实有弘杨之必要。
所以,笔者另有专著将中、日、韩三国学者有关朱子学、阳明学的专书、学报、期刊等亦稍作整理涉猎,可提供同道切磋研究的方便,以免有失窥全貌的遗憾。因受限於篇幅,本文仅就朱子学之影响,作一简要之探讨。

关键词:朱熹、中国、日本、韩国、宋朝、王阳明

前言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二千年的时空历练,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随著社会的进步、分工、拓展、创新等,各自展现领域的思想与文化的特色。我们将这些民族的精神、哲学的智慧、科学的理念贯穿成线,就是一部丰富多彩的文化史。
对於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见仁见智,有以儒家文化为代表;有以道家文化为代表;有以儒、释、道三家文化为代表等。这种种界说,都与界说者的价值取向有关。虽众说纷纭,但都不否认儒家文化在中国文化思想中产生巨大、普遍的作用,特别是在政治文化和伦理文化中具有主导地位。正由於这种原因,儒家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人们所关注的焦点。
因此,传统文化的转换和延续,是在於传统文化精神的承传,而且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文化精神的现代转生问题,而不是某种文化形态或静态的传统文化在现代是否有存在价值的问题。而儒家文化精神正是中国文化生命之所在。所以,文化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文化精神的转生。
儒家文化精神延续、传承、转生,由先秦的孔子、孟子和荀子是儒家文化的开创者。孔子以仁为宗旨,注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孟子继承孔子思想中的心性之学,确立道德心性主体的内圣成德之学;荀子则发展孔子思想中的天人之学和外王事功之学,使儒家「仁」、「性」、「天」的理论体系得以建立。
两汉至隋唐,为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产生了经学儒学,使原典儒学实现了转生。从汉至唐,外来佛教文化和本土道教文化逐渐兴盛。唐代在形式上采取儒、释、道三家兼容并蓄的政策,以其文化的多元性适应社会各阶层的不同需要。三家相互诘难,亦相互吸收,促使学术的发展。然韩愈激烈排佛批道,以恢复儒家仁义内涵,与佛道抗衡。他所提倡的古文运动,即儒学复兴运动,开宋明理学之端绪。
宋明时开创了理学儒学。唐末五代十国的长期动乱,对儒、释、道三家都是严重的破坏,寺院衰落,社会失序,道德沦丧,都需要在新的文化环境下进行重建,宋明理学家把三家思想和合起来,实现了儒家文化精神的转生。理学的奠基者二程,标举「天理」二字,开理学一代之学风。朱熹和合周敦颐、邵雍、张载,与二程的理气、道器、无极太极、动静之学,集理学中道学之大成,称为程朱道学或程朱学派。陆九渊与朱熹相抗衡,主张「心即理」而创立心学一派;王阳明解释孟子和陆九渊的心性之学,提出「致良知」主张,集心学之大成,称陆王心学,或陆王学派。王夫之承张载气的哲学,提出「理即气之理」,「理在气中」等思想,集张载以来气学之大成。



1楼2006-08-31 17:07回复
    • 60.214.129.*
    据说朱子学的最初传入者是日本禅僧俊。俊法师於西元一一九九年由两位弟子陪同,来到中国,先在四明(今浙江省鄞县)学禅学,後到华亭(今上海松江县)跟北禅师学习朱子学。他於西元一二一一年回到日本。他回国时携带大量书籍,其中儒家书就有二三六卷。「宋书之入本邦,盖首乎俊等,多购儒书回自宋 」,另一说法,认为在日本,朱子学的首倡者是入宋僧巴尔。他於西元一二四一年回国时带回大量儒佛书籍,其中有朱熹著作多卷,如《晦庵大学或问》、《晦庵中庸或问》、《论语精义》、《孟子精义》 等。自巴尔後,禅僧天佑、净云等陆续入宋归日,在日本传播禅宗和朱子学。
    与此同时,中国僧侣也前往日本,在传授朱子学中产生很大作用。其中著名的圆尔辨圆、兰溪道隆、子元祖元、一山一宁等僧侣。这些人都是通晓朱子学的禅僧。他们在日本一面传授禅学,一面传授朱子学,使朱子学在日本得到很快传播。到後醍醐天皇时代,禅僧玄惠法师开始为後醍醐天皇进讲朱熹的、《四书集注》,使朱子学登上了宫廷讲台。室町时代(西元一三六二年~一六O二年)京都成了日本文化中心。号称京都的五山禅僧(天龙寺、相国寺、建仁寺、东福寺、万寿寺等寺院的禅僧)经常在一起学习、研讨朱子学。室町後期的禅僧桂庵开始用「和点」(日文训点)标点朱熹的《四书集注》,并於西元一四八一年出版了朱熹的《大学章句》。由此,中国朱子学在日本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传播。
    中国朱子学在日本的传播整整用了四百年时间。然而,朱子学在其传播的四百年中,始终从属於佛教,没有摆脱佛教的束缚。一直到了德川时代(西元一六0三年~一八六七年),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禅学的羁绊,走上自主之路。
    德川时代日本朱子学可分为五个学派,即:京师朱子学派、海西朱子学派、海南朱子学派、大阪朱子学派和水户学派。它们各自从不同的侧面继承、发展了朱子思想 。

    一、京师朱子学派
    京师朱子学派的重要代表者是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
    藤原惺窝(西元一五六三~一六一九年)是名门贵族藤原氏冷泉家的後裔,名肃,字歛夫,号惺窝,播磨国(含兵库县)三木郡细川村人。七、八岁时入景云寺为禅僧,三十岁左右放弃佛教信仰,归依朱子学。惺窝弃佛归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受到朝鲜李朝朱子学的影响。西元一五九O年朝鲜通信使许箴之来到日本京都访问,惺窝前去拜访。但因许箴之是李朝朱子学权威代表李退溪门下三杰之一——柳希春的高徒,由於「儒佛不同道」的缘故,许箴之作书送与惺窝。书中说道:

    「你是佛释之流,我乃圣人之徒。儒佛不同道,故我不能触犯圣人戒律,陷入异端 。」

    书中强调的「儒佛不同道」的思想,对於习惯於禅儒一致风气的惺窝来说,是一次很大的冲击。此後,西元一五九八年他又与作为丰臣秀吉侵朝俘虏的姜沅相会。姜沅也是一位造诣较深的李退溪学派的朱子学者。惺窝仰慕他的学识,向他请教朱子学。西元一五九九年,惺窝在姜沅协助下,完成了《四书五经倭训》。这是日本的第一部用朱熹观点解释四书五经的著作。《四书五经倭训》的编纂表明惺窝从佛教转入朱子学。
    弃佛归儒的藤原惺窝在日本朱子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这是因为他使朱子学最终摆脱了禅学的束缚,走上完全独立发展的道路,开一代朱子学新风貌,被誉为日本朱子学的开创者。
    惺窝是从两个方面使朱子学摆脱佛学的束缚,而成为独立学派这一历史使命的。一方面,他对佛教采取批判态度。他以「释氏既绝仁种,又灭义理,故为异端」来批评佛教的出世观。认为净土不在往生来世,而是在秽土现世,即在各自心的深处。这是以朱子学的现世观批评佛教的出世观。另一方面,他对朱子学采取宏扬态度。他遵照朱熹观点解释「理」观念:理是形而上的根本,人和万物均以「理」为本。理是天道。理在天还未赋予物以前叫天道,赋予物以後为理;理在还未明性以前叫性,明性以後为理。他还倡导朱熹的「理一分殊」说,认为理是一般,但当它分散於个别事物之中,万物又均以理为本,这是分殊。总之,惺窝对朱子学只是宣传、继承,并无发展、创造,虽然仅此而已,但却使朱子学在日本成为自主的学派,标示著日本朱子学的形成。为此,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说:「自藤原肃始为程朱学,师其说者,凡百五十人 。」
    


    3楼2006-08-31 17:07
    回复
      • 60.214.129.*
      日本朱子学的另一位提倡者是藤原惺窝的高足弟子-林罗山。林罗山(西元一五八三年~一六五七年)名忠,字子信,号罗山。祖籍加贺(今石川县),後徙纪伊(今和歌山县)。他是德川时代一位重要之政治家、哲学家和思想家,是德川文化的开创者。如果说藤原惺窝在日本朱子学发展史上的贡献是使朱子学摆脱了禅学的桎梏,走上自主发展道路的话,那麼林罗山的功绩则是使朱子学成了德川时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思想。
      林罗山也是一位脱佛入儒的学者。十八岁时读《朱子集注》,心服之,於是聚徒讲解朱注。二十岁时闻惺窝高名,拜其为师。从此,学业精进,成为惺窝门下第一名儒。二十三岁时,经惺窝推荐,谒见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席间,罗山应家康询问,辨析中国古事、规谏日本朝纲,颇中家康之意。以此为契机,罗山进入幕府领导阶层,历仕家康、秀忠、家光、家纲四代将军。自此,罗山协助家康用幕藩制和朱子学,整顿日本的政治机构和意识理念,使之制约和影响著德川前期日本人的生活领域。罗山在幕府将军的庇护下,通过锁国性、警察式的思想取缔,禁绝朱子学以外的「异学」,使其成为德川文化的骨干,并终生致力於维护朱子学为官学的独尊地位。
      林罗山之所以能使朱子学成为德川前期的官方哲学思想,除了借助幕府的政治力量之外,还由於他对朱子学的宏扬和发展。在学术思想上,他从合理观方面发展了朱熹「理」的思想,提倡「理气合一」说。首先,他从「理」与「气」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谈理、气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他非常赞赏王阳明「理是气的条理,气是理的运用」这一思想,认为「理」与「气」就是这样一种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关系。其次,他从宇宙自然构成的角度,来谈理与气不可分离的关系。他视太极为「理」,阴阳为「气」。阴阳之气渗透於太极之理中,而太极之理中又固有阴阳之气。太极之理反应於人类社会有仁、义、礼、智、信―五常之理;阴阳之气表现於自然社会有水、火、木、金、土-五行之气。而五常之理与五行之气,又呈现出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状态。这样,太极、五常(理)与阴阳、五行(气)相互融洽,构成了宇宙自然。
      除藤原惺窝和林罗山而外,京师朱子学派的另一位重要代表者是新井白石(西元一六五七年~一七二五年),名君美,字在中,号白石,江户(今东京)人。新井白石著重发挥了朱熹的「穷理」思想,认为「穷理」就是对绝对真理的追求,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追求。而新井白石则将「穷理」作为追求一切真理、认识客观事务的手段和途径。通过「穷理」,在历史学中他力图揭示日本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成为日本科学历史学的先驱;通过「穷理」,在自然科学中他了解了西方自然科学的价值,对经验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成为日本西学的开祖;通过「穷理」,在经济学中他成为德川时期经济论的三大创始人之一和著名的经世家。
      白石的主张发挥朱子学的「穷理」精神,将「穷理」思想贯彻於一切领域之中,他在《西洋纪闻》这部著作中,大力提倡和宣传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和技术。他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同基督教有关造物主、天堂,地狱、不灭的灵魂等观念区别开来,承认前者的优越性和後者的非科学性,明确了西方「形而下」文化是有价值的,是和基督教有所不同的。这种有远见的观点,打破了当时日本禁教时,一说起西方文化,便认为与基督教分不开的偏见,同时也启发了日本政府後来的文化政策,即移植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同时,白石还以身实践朱子学的「穷理」精神,在实际考证基础上,他在本草学、地理学、军事学等学科方面都有较深的造诣,并写出许多论著,促进了经验科学的勃兴。
      在朱子学「穷理」精神指导下,为探究实际有用的学问,使得新井白石对经世济民怀有浓厚兴趣,成为一位经世家。在德川政府财政困难之际,他提出了治国理民的五条纲领,使他同熊泽蕃山、荻生徂徕一起被後来的学者视为德川时期经济论的三大创始人。
      


      4楼2006-08-31 17:07
      回复
        • 60.214.129.*
        朱熹的「穷理」思想在新井白石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他的「穷理」,是对历史发展根源、科学发展规律、社会发展方向的追寻。这是他对朱子学的改造和发展。

        二、海西朱子学派
        海西朱子学派的主要代表者是贝原益轩和安东省庵。
        贝原益轩(西元一六三0年~一七一四年)名笃信,号益轩,筑前(今福冈县)人。他是德川朱子学经验理派的创始人。在他的倡导下,日本朱子学在经验合理观方面的展开,使朱熹「理」范畴成为日本现代化准备过程中,合理思维的发展基础和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传入的媒体。
        益轩改造朱熹「理」范畴的途径是:首先吸取了中国北宋和明代学者张载、罗钦顺关於「气」的思想,在继承林罗山「理气合一」思想基础上,用「理气合一」论批评朱熹的「理一元」论,并继承了朱熹的「格物穷理」说;然後以此为根基,当他的「穷理」思想与「实学」志向结合时,就为日本朱子学找到了一条与中国朱子学不同的道路―向著经验合理观方向发展。
        在「理」和「气」的关系上,益轩的基本观点是「理与气一而二,二而一,可谓同而异也。」他认为理和气本来是不可分的,为了表示理对气的优势关系,先儒才暂且将理与气做为两种事物分开。这一思想在其晚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益轩在去世前一年写的《大疑录》中,明确提出了「理即是气之理」的思想。他说:

        「理是气之理,理气不可分为二物,且无先後,无离合,故愚以为理气绝是一物。朱子以理气为物,是所以吾昏愚迷而未能依服也。」 

        这是他对朱熹理本论思想的批评。
        与此同时,益轩还继承了朱熹「格物穷理」、「格物致知」中的合理因素,认为「格物致知之功,乃博学广闻之事」。从这种格物穷理思想出发,他重对经验科学的研究,以《大和本草》,成为自然研究家;他又以《筑前土产制》,通过实地调查,从化石研究地壳的变迁的著作。益轩站在经验科学立场上,把朱熹的「穷理」思想与经验科学结合在一起。
        安东省庵(西元一六二二年~一七0一年)名守约,字鲁墨,筑後(今福冈)人。他和贝原益轩一样,接受了罗钦顺的思想。在理气观上,他说:

        天地之间,唯理与气,以为二不是,以为一亦不是。先儒之论未能归一,岂管窥之所及哉?罗整庵曰:理须就气上认取,然认气为理便不是,此处不容间发,最为难言。要之人善观而默识之,只就气认理,与认气为理,两言明白分别,若於此看透,则多说亦无用。又曰:理只是气之理,当於气转折之处观之。往而来,来而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若有一物主宰其间而使之然,此即所以有理之名。《易》有太极,即谓此。若於转折之处,看得分明,自然头头皆合。此说极明,要须省悟。

        日本哲学家井上哲次郎指出,省庵这种理气合一论,是理随气而有,与气一元论的见解甚为接近。
        以理气合一或气一元论改造朱熹理一元论,这是海西朱子学派的特点。

        三、海南朱子学派
        海南朱子学派的主要代表者是以山崎闇斋为代表的崎门学派。此学派之主要代表人物有:山崎闇斋(西元一六一八年~一六八二年)和其三位高徒:浅见絅斋(西元一六五二年~一七一一年)、三宅尚斋(西元一六六二年~一七四一年)、佐藤直方(西元一六五0年~一七一九年)。海南朱子学派的特点是要恢复和弘扬朱子学中的伦理道德思想。山崎闇斋认为这才是朱子学的精髓和核心。因为朱子学中的伦理道德是儒家道德纲常―三纲五常的代表。为此,他提出「回归於朱子」的口号。他一生尊奉朱熹若神明,认为朱熹是「孔子以後第一人」,甚至说:「学朱子而谬,与朱子共谬也。有什麼遗憾呢?」
        为了重新回归於朱子学的根本精神―人伦道德思想,闇斋主要从以下三方面著手:
        第一:是倡明伦、重正名、论正统。因为道德本性发端於五伦之中,所以他视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明伦之要。闇斋非常重视正名分。他重正名的用意,在於强调臣事君的忠贞不二、纯粹无染的忠诚。正名的结果,必然是对「正统」的阐述。所谓「正统」,就是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纲常名教。闇斋主张倡明伦、重正名、论正统的结果,使得朱子学的伦理道德思想深入人心,它不仅成为日本中世以来武士献身的道德,而且还对於日本民族忠君爱国性格的形成,具有深刻的作用。
        


        5楼2006-08-31 17:07
        回复
          • 60.214.129.*
          李滉一生著作颇丰,其哲学方面的代表作有《朱子书节要》、《论四端七情书》、《省录》、《圣学十图》等,均收录在《退溪集》(共六十八卷)中。
          李滉是朝鲜朱子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对朱熹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一)理气观
          李滉的哲学思想以「理」为最高范畴。显然,这是对朱熹理本论思想的继承。他认为,理是本体,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据或本源。李滉的「理」既生万物,又主宰万物。所以,这样的「理」作为哲学最高范畴,只能是一种绝对观念。
          在理气关系上,李滉也毫无保留地采取了朱熹的理一元论观点,即「理」为本、为一,「气」为末、为二。他说:「此理极尊无对,命物而不命於物故也。」 又说:「理贵气贱」、「理为气之帅,气为理之卒」、「未有这事,先有这理」 等。
          李滉同朱熹一样,认为产生天地万物的所以然在於理。「天下之物,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之,则所谓理也。」 其意是说,天下各事各物,必有其产生的根源。这个根源就是「理」。
          在此基础上,李滉进而发挥周敦颐的「太极动而生阳」和朱熹的「只是理有动静」之说,提出了「理动则气随而生」的独到见解。他说:

          「按朱子尝曰,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盖理动则气随而生,气动则理随而显,濂溪云太极动而生阳,是言理动而气生也,易言复其天地之心,是言气动而理显故可见也」。 

          这是说,从「理上看」即从万物的本源来说,只有理才是最高的,永恒的,唯一的绝对存在;但从「气(即物)上看」,即从具体事物的形成来说,理气同时存在,并密切结合、不可分割。这就是上文中所谓「理动则气随而生,气动则理随而显」的意思。由此,「理」与「气」紧密结合在一起,「理外无气,气外无理,固不可须臾离也」。李滉这一思想,是在承认以理为主的大前提下,对张载「气一元论」和徐敬德「气化」思想的吸取。
          (二)动静观
          李滉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动静理论。朱熹关於动静关系的论述,内容深刻丰富。但是,他(朱熹)没有直接讲过,太极或理自身的动静,反而说:「理不可以动静言」。 既然说理是绝对静止的,那它为什麼会成为气动静流行的终极原因呢?是以明代学者曹端批评说:观《语录》,却谓太极不自会动静,乘阴阳之动静而动静耳。遂谓理之乘气,犹人之乘马。……以喻气之一动一静,而理亦与之一动一静。若然,则人为死人,而不足以为万物之灵;理为死理,而不足以为万物之原。理何足尚,而人何足贵哉? 这是说,若以理不会自动,那麼理之乘气,就如同死人骑活马,死理搭活气一样的矛盾。
          李滉为了解这种死人骑活马,死理搭活气的矛盾,明确以「理有动静」。他说:理有动静,故气有动静,若理无动静,气何自而有动静乎? 
          若以气有动静,理无动静,则气之动静自何来?李滉明确了作为本然之体的「理」具有能发能生至妙至神的功能。这就承认了「太极」(理)自会动静。太极(理)的动静,是其自身固有的属性,因为没有一个主使者使太极(理)动静。这种「太极(理)自会动静」的理论价值在於,李滉认为「理」既是使气动静的「所以然」,又是自身具有动静功能的「所当然」。因为它是「所当然」,所以理自身具有能动性;又因为它是「所以然」,所以理能使气发生运动。这样,理成了「所以然」与「所当然」的统一体。基於这种统一,就解决了朱熹哲学中的死人骑活马,死理搭活气的矛盾,避免了曹端理为死理,太极为死太极的诘难。理自能动静——这是李滉在动静观上对朱熹思想的发展。
          (三)知行观
          李滉反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主张知行并进。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主要是针对朱熹的「知先行後」说提出来的。他认为,行统一於知,知与行都是心所生的,知的时候就是行了。他把行也看作是知的一种表现形式。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含有混淆知与行的思想。对此,李滉认为,这种「知行合一」说,在人心发於形气的阶段,即认识的感性阶段上是适用的,但在从道心出发的义理阶段则并不适用。他说:
          


          9楼2006-08-31 17:07
          回复
            • 221.229.125.*
            看到这种场面,外国人骂中国人没有教养,你有话说吗?

            http://hi.baidu.com/yibuxiu/blog/item/53348354e713c51f3b2935dd.html


            12楼2006-10-13 14:46
            回复
              • 60.20.229.*
              更要重建儒学 


              13楼2006-10-26 23:32
              回复
                • 222.69.172.*
                每个人都须管好自


                14楼2006-10-30 00:18
                回复
                  y


                  禁言 |15楼2006-11-11 17:14
                  回复
                    a


                    禁言 |16楼2006-11-13 19:13
                    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