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宁波民族英雄张煌言(苍水)，义帜纵横二十年，楼船浮沉三千里，成为威胁清政权的强悍武装力量。然终因独木难支，散军隐居，不幸被捕就义。全祖望《碑铭》记张于甲辰年七月十七日被捕于(象山)南田之悬岙，不少《志》、文因袭此说。本文据《康熙实录》及多种典籍、舆图，考证出张氏实于该年七月二十日被捕于定海之悬山岛。爰草此文，以正流传诸说之误。
公元1644(顺治元年)，清兵人关，击溃李白成义军，攻陷北京，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大清帝国，然后挥戈南指。在消灭南京福王的弘光政权之后，遇到了南明流亡君臣和各地广大人民的顽强抵抗：鲁王朱以海称监国于浙东、唐王朱聿键立隆武帝号于闽南，桂王朱由榔建永历帝号于西南，分别拥有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及李过、高一功等强悍的抗清义军，为之竭诚转战。终顺治一代，在江南半壁江山中，清军和义军一直进行着频繁的、激烈的流血战斗。直到公元1662年，八岁冲龄的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即位，唐王早巳就义，桂王与李定国已前后殉国，郑成功与鲁王也相继病死，在全国范围内，仍旧高举抗清大旗的，只剩下闽浙沿海和台湾了。
当时，据守台湾的为郑成功之子郑经 (或作郑锦)，此人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不足为清廷虑。清廷所虑者，就是纵横浙海的张煌言。张虽势孤力单，但因为人忠义，素得军心民心，构成清王朝在东南的心腹大患。所以，当时浙江总督赵廷臣曾通过多种渠道，一再以帛书向张招降，而张也两次以坚贞的气节、铿锵的言辞拒绝了赵的诱惑。这里有一点殊可注意，那就是张对满族入主中原的看法。他在后一封信的开头就提出“古今来何代无废兴”，认可改朝换代是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存在。不过“有志之士，尚谓人定可以胜天”，表现了自己“挽狂澜于既倒”的雄心壮志。接着，他又表示：“即使历运推移，朝市迁变，兴王每每宾礼胜国君臣，录用前朝宗室；”，这种做法，不失为使“忠臣义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国之悲思”的有效措施。如果再能“省刑薄敛，偃武修文，与天下吏始。，那就会出现“四海讴歌，群雄归命”①的太子景象。这些言简意明的表达，无疑足以澄清当前学术界中部分人士认为宣扬张煌畜一类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会有碍民族团结的偏见。
观乎此，可知张煌言之所以拒不；“归顺”，其源在“新朝”有使“人心之不服者”四条，其最后一条是清廷迫令滨海人民限期内迁，此举直使。百万生灵，—弃田园，毁庐舍，捐坟墓，而又不知所以安插之”。张煌言凭十余年出人海上的见闻，深知浙闽沿海人民因被逼为清廷献“刍茭糗粮之供，楼橹舟航之费”，已达到“百孔千疮，敲骨吸髓”的地步；而顺治十八年沿海内迁令，使人民又遭背乡离井、颠沛流徙的灾难，更为有心人所不忍。因此，他在信中一则提出：既然你们标榜“保境息民”，那就该让滨海人民复归家园，义师与清军可以划海而治，“藉我外兵，以备他盗”，未始非清廷之利。再则表示：只要你们切实保障归来之民，自己可以马上离去，“但使残黎朝还故里，则不佞即当夕挂高帆”，“十洲三岛，莫非生聚教训之区；·尝胆卧薪，别有扶危定倾之计”。①这封慷慨激昂的答书，充分表现了张煌言爱国忧民、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的崇高品德与博大襟怀；也透露了他的散军退隐只是策略的改变，另有深远的打算。在当时形势下，散军确不失为一种顺势应时的权宜之计。
这封复信发出之后，形势的发展继续对他不利。清廷在“康熙二年复设水师提督一人于宁波”①，以加强对付浙海义师；福建总督李率泰。与靖南王耿继茂率舟师直捣厦门，取浯屿、金门二岛，郑经宵遁。④；浙江总督赵廷臣“招明鲁王所署将军阮美、都督郑殷、侍郎蔡昌登等，皆率众来降”⑤。至此，张煌言独木难支，万不得已，挨到康熙三年六月，终于忍痛解散了和他一起出生人死的队伍，然后与几个；亲信隐蔽索居于一个孤岛之上。他于散军后不久，写下《人山》一诗：
公元1644(顺治元年)，清兵人关，击溃李白成义军，攻陷北京，建立起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大清帝国，然后挥戈南指。在消灭南京福王的弘光政权之后，遇到了南明流亡君臣和各地广大人民的顽强抵抗：鲁王朱以海称监国于浙东、唐王朱聿键立隆武帝号于闽南，桂王朱由榔建永历帝号于西南，分别拥有张煌言、郑成功、李定国及李过、高一功等强悍的抗清义军，为之竭诚转战。终顺治一代，在江南半壁江山中，清军和义军一直进行着频繁的、激烈的流血战斗。直到公元1662年，八岁冲龄的爱新觉罗·玄烨(康熙)即位，唐王早巳就义，桂王与李定国已前后殉国，郑成功与鲁王也相继病死，在全国范围内，仍旧高举抗清大旗的，只剩下闽浙沿海和台湾了。
当时，据守台湾的为郑成功之子郑经 (或作郑锦)，此人庸庸碌碌，无所作为，不足为清廷虑。清廷所虑者，就是纵横浙海的张煌言。张虽势孤力单，但因为人忠义，素得军心民心，构成清王朝在东南的心腹大患。所以，当时浙江总督赵廷臣曾通过多种渠道，一再以帛书向张招降，而张也两次以坚贞的气节、铿锵的言辞拒绝了赵的诱惑。这里有一点殊可注意，那就是张对满族入主中原的看法。他在后一封信的开头就提出“古今来何代无废兴”，认可改朝换代是古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种客观存在。不过“有志之士，尚谓人定可以胜天”，表现了自己“挽狂澜于既倒”的雄心壮志。接着，他又表示：“即使历运推移，朝市迁变，兴王每每宾礼胜国君臣，录用前朝宗室；”，这种做法，不失为使“忠臣义士，戴新朝之盛德，慰故国之悲思”的有效措施。如果再能“省刑薄敛，偃武修文，与天下吏始。，那就会出现“四海讴歌，群雄归命”①的太子景象。这些言简意明的表达，无疑足以澄清当前学术界中部分人士认为宣扬张煌畜一类民族英雄的浩然正气会有碍民族团结的偏见。
观乎此，可知张煌言之所以拒不；“归顺”，其源在“新朝”有使“人心之不服者”四条，其最后一条是清廷迫令滨海人民限期内迁，此举直使。百万生灵，—弃田园，毁庐舍，捐坟墓，而又不知所以安插之”。张煌言凭十余年出人海上的见闻，深知浙闽沿海人民因被逼为清廷献“刍茭糗粮之供，楼橹舟航之费”，已达到“百孔千疮，敲骨吸髓”的地步；而顺治十八年沿海内迁令，使人民又遭背乡离井、颠沛流徙的灾难，更为有心人所不忍。因此，他在信中一则提出：既然你们标榜“保境息民”，那就该让滨海人民复归家园，义师与清军可以划海而治，“藉我外兵，以备他盗”，未始非清廷之利。再则表示：只要你们切实保障归来之民，自己可以马上离去，“但使残黎朝还故里，则不佞即当夕挂高帆”，“十洲三岛，莫非生聚教训之区；·尝胆卧薪，别有扶危定倾之计”。①这封慷慨激昂的答书，充分表现了张煌言爱国忧民、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的崇高品德与博大襟怀；也透露了他的散军退隐只是策略的改变，另有深远的打算。在当时形势下，散军确不失为一种顺势应时的权宜之计。
这封复信发出之后，形势的发展继续对他不利。清廷在“康熙二年复设水师提督一人于宁波”①，以加强对付浙海义师；福建总督李率泰。与靖南王耿继茂率舟师直捣厦门，取浯屿、金门二岛，郑经宵遁。④；浙江总督赵廷臣“招明鲁王所署将军阮美、都督郑殷、侍郎蔡昌登等，皆率众来降”⑤。至此，张煌言独木难支，万不得已，挨到康熙三年六月，终于忍痛解散了和他一起出生人死的队伍，然后与几个；亲信隐蔽索居于一个孤岛之上。他于散军后不久，写下《人山》一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