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宏词（或作“宏辞”、“弘词”）科，据《辞海》“博学鸿词科”条解释说：“封建王朝临时设置的考试科目，为制科之一种。始于宋高宗绍兴三年（１１３３）。‘鸿’本作‘宏’，至清代乾隆中以音近清高宗名而改。”此条释文不够准确。其实，博学宏词科并非始于宋代，而是始于唐玄宗时；宋代此科仅偶尔实行且较冷落，清代也只于康熙十八年（１６７９）和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开科两次，而唐代尤其是唐后期的博学宏词科不仅经常举行，而且内容丰富多彩，选拔了不少著名的人才。 
　　与宋以后各代不同，唐代科举及第并不能立即入仕，而是仅获得一定的出身品第，即任职资格，还需经过吏部的铨选考试方可释褐当官，即真正受到任命。唐代进士及第以后，雁塔题名、曲江宴会、杏园探花，以至风流于平康里，确实是“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许多人也因此而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但因为尚未入仕，故也有人及第后发出“犹着褐衣何足羡”的慨叹。按一般情况，唐代进士及第后少则一年，多则几年，个别甚至十几年才能通过铨试获得官职。于是，不少进士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喜悦轻快一番之后，便面临着寂寞的守选日子，或是奔走于权贵间求取官职，或长期沉浮于人间，有的甚至生活困顿。为了解决科举出身后等待入仕所产生的问题，唐代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其中之一便是设置科目选，而博学宏词便是其中的重要科目。 
　　唐代科目选是由吏部主管、兼有科举和铨选考试性质的选举取士形式，它将科举考试与铨选考试折衷糅合，具有不拘选限，不次拔擢人才的用意。其科目有博学宏词、书判拔萃、三礼、三吏、三传、五经、九经、开元礼、明习律令等，凡考试优等者不论获得出身年数多少皆可立即入仕。这些科目中以博学宏词科为首要，登科者地位崇高，因而唐后期许多进士及第者都参加过此科考试。 
　　据徐松《登科记考》，唐玄宗开元五年（７１７）已有李蒙一人中博学宏词科，但此时的博学宏词犹为制科中的一种，而非后来每年举行的吏部科目选中的博学宏词科。《旧唐书·萧听传》载：萧昕“少补崇文，进士。开元十九年，首举博学宏辞，授阳武县主簿。天宝初，复举宏辞，授寿安尉。”《唐语林》也说开元十九年置宏词，《唐会要》、《册府元龟》也载开元十九年博学宏词科。大概科目选中的博学宏词科始于开元十九年。 
　　宏词科的考试内容是“试文三篇”，包括诗、赋、议论各一，因此宏词科有时称为“三篇”，如太和九年及第进士次年“捷三篇”（《唐摭言》卷４），朝鲜来华进士崔致远在《桂苑笔耕集》卷１８《谢职状启》中说自己“望应宏词”，卷１７《初投献大尉启》中却说“欲应三篇”。韩愈经过四次拼搏考中进士后，也去吏部“应博学宏辞选”，他认为宏词科所试文章“亦礼部之类”，跟进士科考试内容没有多大差别。应考两次皆失败后，韩愈心中非常郁闷不平，认为宏词科考试“乃类于俳优者之辞”（《昌黎先生集》卷６《答崔立之书》）。 
　　实际上，博学宏词科要求很高。顾名思义，“博学宏词”既要“博学”，又要有“宏词”，一是渊博精深的学识，二是优美恢宏的文词。关于博学方面，李商隐《与陶进士书》说： 
　　夫所谓博学宏辞者，岂容易哉？天地之灾变尽解矣，人事之兴废尽究矣，皇王之道尽识矣，圣贤之文尽知矣，而又下及虫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开会。此其可以当博学宏辞者邪？恐犹未也。设他日或朝廷或持权衡大臣宰相问一事、诘一物，小若毛甲，而时脱有尽不能知者，则号博学宏辞者，当其罪矣。（《樊南文集详注》卷８） 
如此则似乎有关社会、自然的百科知识都应精通才能称得上博学。李商隐在应考后等待发榜，心理处于“私自恐惧，忧若囚械”的焦虑状态，因而对博学宏词科的难度可能有所夸张，但从他的议论中也可看出博学宏词科在学识方面是要求广博贯通的。 
　　关于文词方面，博学宏词科的水准也不低。《文苑英华》和《全唐文》保存下来的唐代博学宏词赋、论试卷，大多辞藻宏丽。与祖咏省试《终南望余雪》诗二韵便止的著名典故类似，《唐摭言》卷１０也记载了一则应宏词不捷而声价益振的故事：乾符中，蒋凝应宏词，为赋止及四韵，遂曳白而去。试官不信，逼请蒋凝完成全赋，凝如实告知情况。既而评卷，其试卷更佳，试官长久叹息，因不合规格而未能录取。此事顷刻之间，传遍京城，以致有人称道说：“臼头花钿满面，不若徐妃半妆。”宏词科试诗也很严格，其对偶押韵必须合格，一般情况也不允许用字重复。大中十二年（８５８），中书舍人李藩知举。当时博学宏词科考定陈琬等三位前进士的名第，及将诗、赋、论试卷送给宣宗皇帝过目后，宣宗召李藩问道：“所赋诗中重用字，何如？”藩答道：“钱起《湘灵鼓瑟》诗，有重用字，乃是庶几？”宣宗说：“此诗似不及起。”于是三人都被落下（《唐会要》卷７６《制科举》）。可见若非特别优秀，宏词试诗也不允许用字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