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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8.21.129.*
驳<<元初社会和戏剧 >>一文
   
  
  
   要了解元朝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看西洋使者对元朝的描述.可以看出,在欧洲人眼里,当时的元朝比欧洲繁荣,这就足够了.我们也可以把马可波罗的评价和马嘎尔尼对清朝的评价比较一下.马嘎尔尼出使记记录的是“康乾盛世“在欧洲人眼里又如何,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以下摘自<<草原帝国>> 格鲁塞
   
    元朝经济的繁荣
    
     马可书中最有趣的描述之一是他勾画的中国南北两地经济活动的图画:中国北方,他继续称为契丹(该名来自原契丹人);中国南方,原来的宋王朝,他称为蛮子。从他的书中,我们知道了在中国北方已经开采煤矿。“从山上矿层中开采的一种黑石头,像木头一样地燃烧,它们很好烧,以致整个契丹不烧其他燃料。”水路的运用同样使他吃惊,他尤其提到了中国经济的主动脉长江在商业上的重要性。
    “这条河上往来的船只和运载的货物比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一条河和任何一个海都要多。”他还说,“每年沿该河而上的船就有20万条,更不用说顺水而下的船只了。”他还提到了帝国运河的经济作用,这条运河是忽必烈时彻底凿通的,经这条运河,大米可以从长江下游运到北京。
     为管理繁荣的国内商业和开展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在中国中部港口和广州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商会。这些商会可以与佛兰德尔的行会和佛罗伦萨的技术协会相比,甚至还超过它们。关于杭州的商会,马可写道:“众多商人云集在这里,他们十分富裕,经营着大宗贸易,没有人能估量出他们的财富。只知道贸易主(他们是企业的头目)和他们的妻子们都不直接从事任何事情,但是,他们过着如此奢侈豪华的生活,以致人们会想象他们是国王。”纸钞的普遍使用便利了商业交流,马可打趣地称纸钞为点金石。“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中国,每个人都乐意接受这些纸币,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大汗领地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像使用金子似地毫不困难地用它们来做买卖。”中国人强烈的商业意识也令这位威尼斯人惊诧。他不断地回忆起那
    些丰富的场面:从印度回来的船只满载着香料——胡椒、生姜和肉桂;或载着稻米的帆船沿长江顺流而下,或沿大运河逆流而上;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内,贵重货物琳琅满目,有生丝、锦锻(很厚的丝织品)和锈花织锦(有金线或银线绣成花的丝织品),以及有特殊图案的缎子,或称“刺桐布”织品。
     马可以同样赞赏的语调描述了中国的主要市场:北方丝绸中心是汗八里(北京,每天都有上千辆满载生丝的大车驶入,用它们制成大量的金布和成丝);成都府(四川,成都)生产薄绢,并将这种丝织品出口到中亚;安庆或开封(?)和苏州(江苏省)生产金布;扬州(江苏,扬州)是长江下游的最大的稻米市场。最繁忙的地方是原南宋都城、京师(Quinsai,浙江杭州),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并没有丧失它以往的商业活动。事实上,因为它现在与蒙古大帝国的一切贸易联系起来,商业贸易还获得了发展。马可把它描述成中国的威尼斯。首先是作为最大的食糖市场而提到它。无数的船只把印度和东印度的香料带到杭州,又从杭州把丝织品带到印度和穆斯林世界。于是,杭州城内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们。最后,是福建省内的两个大港口:福州和刺桐(即泉州)。福州商人‘囤积了大量的生姜和良姜,城里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砂糖市场和一个大的珠宝交易市场,这些珠宝是用船从印度群岛捎来的”。
     元朝最大的货栈仍要算马可所记的刺桐,“从印度来的所有船只,满载着香料、宝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简直难以想象。蛮子〔指中国南部〕的所有商人们云集在此,它是全中国最大的进口中心。可以说,如果有一艘载着胡椒的船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这些记载得到了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塔的证实,他在1345年左右谈到了刺桐〔泉州〕。



1楼2005-03-30 14:41回复
    • 218.21.129.*
         鄂多立克在北京呆了两、三年之久,好像在1328年左右离开北京,经中亚之路返回欧洲。
       
      
      而<<元初社会和戏剧>>是怎么描述元朝的社会经济的呢?
      
      <<元初社会和戏剧>>这么写道:
        过去有人根据《马可波罗行纪》,认为元代商业经济相当发达,甚至比宋代还兴盛,这种看法太片面。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虽然反映了当时一些城市商业情况,但多是供元蒙统治者贵族、富豪之家和中外巨商们用的销费品,不是促进社会生产的经济,而促进社会生产的经济几乎全部处在不断地破坏和削弱之中,把广大人民无情地推向饥饿和死亡线上。元代的工商业者,特别是工匠的地位比宋代低很多,他们大多是奴隶或半奴隶状态的劳动者,就是不在此例的商人,在营运上亦无自由,他们除了受政府种种干涉和管制外,经常遭到官府吏胥和权豪势要的百般勒索和苛扰,并且还须向政府供应物品或缴纳钱钞。就是不在此例的商人,在营运上亦无自由,他们除了受政府种种干涉和管制外,经常遭到官府吏胥和权豪势要的百般勒索和苛扰,并且还须向政府供应物品或缴纳钱钞。
        
        
        这种说法太牵强,难以服人.谁都知道蒙古人重视工匠.元朝工匠地位是很高的,甚至比知识分子地位还高.
      
        很难说“就是不在此例的商人,在营运上亦无自由,他们除了受政府种种干涉和管制外,经常遭到官府吏胥和权豪势要的百般勒索和苛扰,并且还须向政府供应物品或缴纳钱钞。“的情况下,还能有下面描述的经济繁荣:
        
        
        “广州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人口密集,富有,货物云集,价格便宜,居民勤劳,并且是天生的商人和能工巧匠。他还对该地居民所敬之神的数目而感到惊讶。他对泉州(或刺桐)的兴趣也不小,在他的手稿中,泉州拼写成Caitan,该城有两个罗马城大。在泉州,他在上文提到的圣方济各会寺庙中受到接待,使他能对他的方济各会兄弟们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在鄂多立克的手稿中杭州被称为Cansay或Guin-zai。杭州更使他惊奇不已。他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像威尼斯一样,处于运河和环礁湖之间。”看到这些多种多样的民族——汉人、蒙古人、佛教徒、聂思托里安教徒——同居于这个大城市中,  使他对蒙古人的管理钦佩不已。“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
        
        
        
          马可以同样赞赏的语调描述了中国的主要市场:北方丝绸中心是汗八里(北京,每天都有上千辆满载生丝的大车驶入,用它们制成大量的金布和成丝);成都府(四川,成都)生产薄绢,并将这种丝织品出口到中亚;安庆或开封(?)和苏州(江苏省)生产金布;扬州(江苏,扬州)是长江下游的最大的稻米市场。最繁忙的地方是原南宋都城、京师(Quinsai,浙江杭州),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并没有丧失它以往的商业活动。事实上,因为它现在与蒙古大帝国的一切贸易联系起来,商业贸易还获得了发展。马可把它描述成中国的威尼斯。首先是作为最大的食糖市场而提到它。无数的船只把印度和东印度的香料带到杭州,又从杭州把丝织品带到印度和穆斯林世界。于是,杭州城内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们。最后,是福建省内的两个大港口:福州和刺桐(即泉州)。福州商人‘囤积了大量的生姜和良姜,城里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砂糖市场和一个大的珠宝交易市场,这些珠宝是用船从印度群岛捎来的”。
          元朝最大的货栈仍要算马可所记的刺桐,“从印度来的所有船只,满载着香料、宝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简直难以想象。蛮子〔指中国南部〕的所有商人们云集在此,它是全中国最大的进口中心。可以说,如果有一艘载着胡椒的船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这些记载得到了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塔的证实,他在1345年左右谈到了刺桐〔泉州〕。
    


    4楼2005-03-30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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