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日历》今已失传，现存记录高宗朝宋金关系资料最丰富的是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和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朝北盟会编》中辑存了大量制诰、国书、奏议、记序、碑志等文献资料，即使彼此之间有矛盾之处，也都兼收并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主要以《高宗日历》为底本，旁采众多私家著述，考订较为精详。徐梦莘和李心传都是肯定岳飞的，但他们这两部著作中关于岳飞的记述，却是有不少错讹残缺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当时秦桧篡改官史，禁绝私史的影响。
     例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引《绍兴日历》：“八年六月十三日丁卯，飞又奏：‘臣始从陛下至北京，留妻刘氏侍臣老母’云云”，同书卷一二〇：“初，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之在京师也，其妻刘氏与飞母留居相州。及飞母渡河，而刘改适。至是在淮东宣抚处置使韩世忠军中，世忠谕飞复取之，飞遗刘钱三百千。丁卯，以其事闻，且奏：‘臣不自言，恐有弃妻之谤’。诏答之。”《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七：“飞执兵权之日，遣使臣王忠臣往楚州韩世忠处下书。得回书，欲归。临行，世忠嘱之曰：‘传语岳宣抚，宣抚有结发之妻，见在此中嫁作一拥押之妻，可差人来取之。’忠回，密报飞以世忠语。飞且曰：‘履冰渡河之日，留臣妻侍老母，今妻两经更嫁，臣切骨恨之，已差人送钱五百贯，以助其不足，恐天下不知其由也。’”这几条记录，记述了一位在其他任何史料中都不曾出现过的岳飞妻子刘氏夫人，王曾瑜与李安就刘氏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各有一番考证，但至今也无法得出定论。另外，岳飞的主要事迹，包括四次北伐，绍兴七年（1137）因并统淮西军而受打击，绍兴八年、绍兴九年两次反对求和，绍兴十一年援淮西以至被杀害等，这两部史书都有错讹或疏略。
     在这种情况下，岳霖开始了重新整理父亲历史的工作，虽然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但一番努力之后，收获不少。他曾上书孝宗，请求朝廷发还因冤狱案被没收的高宗赐岳飞御札手诏。
     《金佗续编》卷一三《给还御札手诏省札》记载：“（岳飞）前后被受御笔手诏，无虑数百章，中间不幸为权臣厚诬，悉被拘没，今闻见在左藏南库架阁。比蒙圣恩，昭雪冤抑，怜其幽苦，诏太常议谥，而本家别无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赐详酌，于南库取索上件真本御札手诏等文字，给付本家参考照使。……闰六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圣旨，令左藏南库搜检给还。”
      在得到这些手诏之后，岳霖继续搜辑遗载，并于宦游各地时访求询问，详加考订，将岳飞的传记初步编成，但还未来得及上呈就因病去世了。《金佗稡编》卷九《行实编年·跋》中记载：“在潭州时，今国子博士臣顾杞等尝为臣霖搜剔遗载，订考旧闻，葺为成书。会臣霖得疾，不克上。将死，执臣之手曰：‘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幼罹大祸，漂泊缧囚。及仕，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参合，必求其当。故姑竢搜摭，而未及上。苟能卒父志，死可以暝目矣！’”     岳珂遵从岳霖遗嘱，继续其父未尽之事，“自年十二三，甫终丧制，即理旧编。”年纪稍长之后又“束发游京师，出入故相京镗门，始得大访遗轶之文，博观建炎绍兴以来纪述之事，下及野老所传，故吏所录，一语涉其事，则笔之于册，积日累月，博取而精核之。”     岳珂大规模整理岳飞遗文，是在京口任监仓的前后几年。他在父辈留下的草稿基础上“因其已成，益其未备”，进行加工和修改，“盖五年而成一书”。他在《金佗稡编》卷二六《天定录》卷上《缴进奏状》中提到：“今来所刻被受高宗皇帝御札手诏七十六轴，厘为十卷。所修大父先臣飞《行实编年》六卷、《吁天辩诬》五卷、《通叙》一卷并家集十卷，已于嘉泰三年十一月刊修了毕。”其后还有《上宰执第一书》和《上侍从给舍台谏书》，所署时间都是四月。可知岳珂上以上诸书是在嘉泰四年（1204）四月，他不但将所著呈给了宋宁宗，还将副本分送给了宰执、台谏诸官。


     在《金佗稡编》卷六《行实编年》中，也有一段详细描写了襄阳城下一役：“先臣领军赴襄阳。李成闻先臣至，引军出城四十里迎战，左临襄江。……遂合战，马应枪而毙，后骑不能支，退拥入江，人马俱坠，激水高丈余，步卒之偾死者无数。成军夜遁，复襄阳府，驻军城中。”但《高宗皇帝宸翰》卷一高宗手诏中有“李成望风而退”，“此贼不战而归”的说法。则可以证明《行实编年》关于襄阳城下一战的记载有夸大不实之处。
     卷四至卷九为《鄂王行实编年》，是岳飞的行状。其中卷四至卷八为编年体叙事，卷九为《遗事》，介绍岳飞个人品行、治军之道等，还有《秦国夫人李氏遗事》和《诸子遗事》，简单记载了岳飞妻子李氏和五个儿子的情况。《昭雪庙谥》则记录了南宋朝廷为岳飞平丵反与追赠谥号的经过，结尾有跋一篇，叙述写作经过。这部分为岳飞所作的传记，较为详细，还原了部分史实真相，提供了一些相当有价值的记载。但是，书中对一些敏丵感问题，例如岳飞与高宗之间的矛盾，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或加以曲笔；在记录岳飞幼年、少年生活时也有不少美化先人的虚假不实之处。这一部分属于岳珂嘉泰四年（1204）最早进呈给宋廷的几部书稿之一，其中一些材料在岳霖生前已经纂集完毕，并由顾杞修成草稿，到岳珂接手之时，就一错到底以讹传讹了。而岳珂在对这部分文字进行加工之时，很可能岳霖及顾杞当时“搜剔遗载，订考旧闻”所得的一些记载与资料，并未全部被他收进《金佗稡编》或《金佗续编》，以后便彻底失传。因此，《行实编年》中有一些缺乏旁证的记述，例如现今争议颇多的朱仙镇之战，以及兀术的“必杀岳飞，而后和可成”之语，在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其确为虚构之前，不宜简单断定为岳珂为夸示岳飞功绩所伪造。
     卷一〇至卷一九为《鄂王家集》。所集都是岳飞奏议、公文、诗词、题记等，共一百六十七篇。其中《南京上皇帝书略》、《乞移都奏略》、《论虏情奏略》、《乞定储嗣奏略》、《乞止班师诏奏略》、《乞出京洛奏略》、《乞出蕲黄奏略》七篇原件已不存，仅仅剩下概略文字。据岳珂在《家集·序》中说，这部分是岳霖“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之所得。以岳飞生前之身份，署他名字的奏疏和公文，一般都是出自帐下幕僚的手笔，只有最重要最机密的文件，才会由他本人亲自起草誊写。因而《家集》中提供的这些原始文件，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卷二〇至卷二五为《吁天辨诬录》。第一部分为《通叙》一篇，主要概述了岳飞生前功绩，及如何遭权臣秦桧、张俊等罗织陷害，致死于冤狱，声明此“所以为吁天辨诬之意。” 其后就岳飞遭受的毁谤和诬陷的五大“罪名”，分别加以辨明，即《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和《承楚辨》。《吁天辨诬录》印证了不少其他史书不曾记载的史料，并为《行实编年》中的一些叙事提供了资料出处，特别是为岳飞冤狱的昭雪，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但是，《建储辨》中岳珂辨岳飞妄议建储之罪，他认为岳飞是在绍兴十年（1140）在鄂州军营中以秘奏形式提出建储之议的，而并非在绍兴七年赴建康行在面君之时，张戒的《默记》关于高宗训斥岳飞“卿言虽忠，然握重兵于外，此事非卿所当与”之语全为虚构，称其记载“荒谬不根，颠倒错乱”。但此事经邓广铭及王曾瑜引多方资料考证分析后，已基本确定张戒《默记》所述是事实。岳珂所辨，乃是为了掩盖高宗与岳飞之间存在矛盾的事实而作的曲笔。除《建储辨》之外，《吁天辨诬录》的其他几辨，总体上来说有理有据。     卷二六至卷二八为《天定录》，《金佗续编》卷一三至卷一六为《天定别录》，共七卷。这部分所收为南宋朝廷为给岳飞平丵反、定谥、追封等而下的公文。     《金佗续编》卷二至卷一二为《丝纶传信录》，共十一卷。内容为南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诰和省札。与高宗手诏类似，现在所保留的只是原文件总数的一小部分，其他多已佚失。这些文件真实反映了当时宋廷对岳飞战功的高度评价，也可以籍其中一些记载澄清《行实编年》中的一些曲笔和错误。


     卷一七至卷三〇为《百氏昭忠录》，共十四卷。主要刊载当时其他人为表彰、缅怀岳飞而作的文章。《章尚书经进鄂王传》，所记为章颖撰五卷《鄂王传》，内容与岳珂的《鄂王行实编年》基本相同，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其中对秦桧身世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可补其他史料之不足。刘光祖《襄阳石刻事迹》与章作情况相似，只是编排方法上以叙事为纲。《鼎澧逸民叙述杨幺事迹》反映了钟相、杨幺起义时的情况，可惜对岳飞的镇丵压过程三言两语带过。其他如黄元振、孙逌、吴拯等的记载、奏疏，也保存了不少重要的资料。
3、成就与不足
     《鄂国金佗稡编》与《续编》，在秦桧等人恣意篡改史书，大兴文网之后，保存和还原了许多原始文件和相关记载，恢复了部分的历史真相，推翻了许多对岳飞的诬蔑不实之词。岳珂的这部著作，已经成为现今研究岳飞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资料来源，且为研究宋朝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和金史研究，都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线索和记载。     但是，由于岳珂的身份，即当时的大环境限制，此书也存在着许多缺陷。一方面，对于宋高宗与岳飞之间的矛盾，岳珂不敢也不能直言；岳氏乃是南宋朝廷的臣子，则高宗永远只能是明主，他对岳飞自然从来都是恩宠有加，岳飞之冤狱完全都是秦桧、张俊一二权臣搬弄是非蒙蔽圣主所致。另一方面，在岳珂的心目中，从平凡小卒一步步成为一镇总帅，一生行伍未尝败绩，忧国忧民毫无私欲的祖父岳飞，就是一个几近完美的形象。所以，遇到一些对有损岳飞形象的记载，哪怕是真实可信的，岳珂也要加以改造，或取其合乎己意的部分择而录之，以维护心目中祖父的完美。
     邓广铭先生在其《岳飞传·后记》中对岳珂《金佗稡编》及《续编》的评价，虽稍嫌尖刻，但确实反映了岳珂在这方面的不足：“归根结底说来，属于家传系统各种著述中的记事，其错误虚妄之处，实未必较官史为少。其与官史的最大区别，只是在于：官史修撰者的用意在于溢恶，家传系诸书的修撰者的用意则在于溢美；其为违背事实，不可信据，则是并不两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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曦注：文中关于绍兴四年收复襄阳的考辨，认为岳珂于《行实编年》中的记载有夸大之嫌恐有待商榷。据王曾瑜考证，虽然一开始李成望风而逃遂使岳飞兵不血刃而下襄阳，但根据宋高宗后来的诏书，李成确曾二攻襄阳，并发生激战，因此岳珂所述未必为虚。

各家考证都是把自己认为最有力的证据和逻辑摆出来的，对于先通过阅读历史，以史为鉴的普通读者主旨还是兼听则明。 “飞声战不能句”、“面如死灰”，这两句，个人也觉得与岳飞在史料中呈现出来的整体形象不太一致。

啊，睿智不敢当。就是直觉而已，女性的直觉应该都还不错吧

飞声战不能句”、“面如死灰”，这两句，个人也觉得与岳飞在史料中呈现出来的整体形象不太一致。云中曦睿智！
岳飞身经百战；岳飞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岳飞复杂险恶的环境经历的很多，自身素质卓尔不群。镇静自若，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大将风度是随身具有的，加上岳家军中二百多名进士参谋智囊团，当时内外形势、赵构朝廷，岳飞看得清清楚楚，岳飞是忘我无我的英雄，考虑问题从长远大局出发，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无私无畏，在软弱无能的赵构面前，应该是“构声战不能句”、“面如死灰”。
岳飞被害原因之一，就是岳飞的正义阳刚威武之气，让身体等同太监、精神软弱无能的赵构自惭形秽，无地自容，产生妒忌变态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