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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9月,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首都师范大学数字校园建设中心、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古典小说数字化研讨会暨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会议期间,中外学者对嘉靖元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刘世德将其与叶逢春本《三国志传》进行比较,以“人数变化一百例”、“人名变化二百例”为论据,坚持认为它是反映了《三国演义》原本面貌,或更接近原作面貌的版本。杜贵晨则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日本学者金文京介绍了嘉靖元年本中一个重要的、以往一直被忽略的现象———“圈发”问题。所谓“圈发”,是指用圈点的方式表示字的声调。嘉靖元年本中某些字有圈发,而《永乐大典》也多有圈发,明代宫廷出版的所谓内府本中,几乎都有圈发。据此,“似乎可以初步肯定嘉靖本是内府本。”沈伯俊在作会议小结时指出:在《三国演义》版本源流问题上,大家都承认嘉靖元年刊本是现存最早的版本,但它是否最接近罗贯中原作面貌的版本,则还有两种不同观点;大家都承认“通俗演义”与《三国志传》这两大版本系统的并存,而对这两大系统的先后关系,仍然有各种不同见解。因此,需要中外学者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广泛收集新的或过去被忽视的资料,深入钻研,平等争鸣,力求取得更大的突破。
    
     二、黄正甫本《三国志传》是否《三国演义》的最早刊本
    
     1994年,张志和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发表《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乃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考———兼说嘉靖本非最早刻本亦非罗贯中原作》一文(署名张志合),率先提出被孙楷第先生判定为“明天启间刊本”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最早刻本,成书的上限为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前,下限为弘治十七年(1504年)〔7〕。此后,他又陆续发表多篇论文,并汇集为《透视〈三国演义〉三大疑案》一书〔8〕。所谓“三大疑案”,是指《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版本源流和作者这三大令人关注并引起争论的问题,三者又是密切相关的。全书的基本观点是:“《三国演义》的成书时间不在元末明初,而是在明中叶。”“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不是该书的最早刊本,明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才是该书的祖本,其成书时间比嘉靖壬午本约早20年以上。”“罗贯中不是《三国演义》的作者,也不是小说家。《三国演义》是由自北宋至明中叶的说书艺人和戏曲艺人长期演说逐渐形成的。该书的最后写定者是一位不知名的下层文人。”其主要论据是:(1)黄正甫本卷首有博古生所作《三国志叙》,字为手写体;次为《全像三国全编目录》,字为仿宋体;再次为《三国志君臣姓名附录》;再次为正文。自《君臣姓名附录》以下字体同目录以及《叙》不一致,为较粗糙的简体字。“从上述字体的明显不同这一点看,这个本子显然不是明天启间刊本,而只能说它的封面、叙、目录、君臣姓氏附录是天启间补刻,正文则是旧版。”(2)黄正甫本卷十三有关庞德部将“伍伯”的两处叙述,在嘉靖壬午本中都变成了“五百人”,以致叙述错乱不通(“伍伯”本非人名,而是古代吏卒职名)。(3)嘉靖壬午本卷十二《张永年反难杨修》一节中有曹操“遂令扯碎其书烧之”一语,此句下有注云:“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而黄正甫本卷十《张松反难杨修》一节中,此句正作“操令破板焚之”,可见它正是嘉靖壬午本注中所说的“旧本”。(4)黄正甫本引用了60余首周静轩诗,时间“应当是在周隐居之后而未去世之前”,而“周静轩大体上是生活在15世纪的下半叶,最多活到16世纪初”。加之黄正甫本中没有尹直为诸葛亮作的赞词,而尹直《名相赞》一书有弘治甲子(1504年)春二月自序,该书当即刻于此年,“这也可确证黄正甫本的刊刻时间必在弘治甲子(1504年)以前,实比嘉靖壬午(1522年)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刊刻时间早二十年以上。”


    
     张志和的观点,因其反复阐说和多处转载而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但也在《三国》研究界引起了诸多质疑和辩驳。在中国学者中,认为黄正甫本并非《三国演义》的最早刊本的论文,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篇:
    
     一是张宗伟的《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非今见〈三国演义〉最早刻本———与张志合先生商榷》〔9〕。文章认为:“黄正甫刊本不仅不是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而且是《三国演义》今存明刊本中出现较晚的一种,孙楷第先生把它定为明天启间刊本是可靠的。”文章首先针对张志和的第一条论据,指出:“姑不论手写体、仿宋体、简体字的分法是否合理,就算叙、目录和正文的字体风格不尽统一,那也是完全正常的,现存许多明刊本《三国演义》都有这种情况。……因此字体的不同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文章又指出,张志和提出的三个例证(关于“伍伯”,《张永年反难杨修》回的一条小字注,“周静轩诗”),“几乎适用于所有现存的闽刻本,而显然不能说所有这些闽刻本都是今见《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文章进一步指出:“黄正甫刊本书前《叙》所署时间‘癸亥春’(1623年)就是该书的刊行时间”;而黄正甫本人的生活年代对于考察黄正甫刊本的成书时间更为重要。黄正甫之侄黄国聘,生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卒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则黄正甫的生活年代当在万历天启年间。就算黄正甫比他的侄子年长三四十岁,他的生年也绝不会早于嘉靖本的时间即嘉靖元年(1522年),更别说早于1500年了。而张文是把1500年前后作为黄正甫刊本的成书年代的,当时黄正甫还未出生呢!”
    
     二是章培恒的《关于〈三国演义〉的黄正甫本》〔10〕。文章不同意张志和提出的黄正甫刊本“是目前国内所能见到的《三国演义》的最早刻本”的观点,对其论据作了全面的辨证。(一)张志和从黄正甫本内容中找出两个例子,作为其早于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证据。其实,这两个例子都已见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叶逢春刻的《新刊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且文字较黄本为胜。尽管叶本保留了“旧本”的某些面貌,但这绝不意味着叶本是早于嘉靖壬午本的一种本子。对于黄本,当然也只能这样说。至于以黄本不收尹直《名相赞》中关于诸葛亮的赞而收有不少所谓周静轩的诗为理由,判定它刊刻的上限为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前,下限为弘治十七年(1504年),也站不住脚;因为叶本也有同样情况,但它却明明刻于嘉靖二十七年。(二)黄正甫本卷首有博古生写于癸亥春正月的《三国志叙》,一般认为此“癸亥”即天启三年癸亥(1623年)。张志和因此“叙”为手写体,其次的目录字体也与正文不一致,便认为“这个本子显然不是明天启间刻本,而只能说它的封面、《三国志叙》、目录是天启间刻,正文则是旧板”。文章认为张氏所指为明代后期坊刻小说、戏曲的常见现象,不能据此否定“叙”、目录与正文刻于同时。(三)指出黄正甫本实出于叶逢春本一系的本子之后,证据是:(1)叶本十卷,黄本二十卷,实系将十卷分拆而成,第七、八卷尚留有分拆之迹。(2)黄本已经是经过删削的简本,其前必有供其删削的繁本,而叶本正是此类繁本。(3)叶本尚无后加的关索故事,而黄本已有。(4)叶本有嘉靖二十七年序,黄本的叙为天启癸亥作,是黄本必出于叶本之后。文章的结论是:“张氏用来证明黄本早于嘉靖壬午本的证据无一条能够成立,而对于黄本的序写于天启间这一点他也并无异议,说黄本的版本乃是旧版又没有任何可以成立的证据。所以,我们仍只能承认黄本是天启间刊本。”“黄本是一个后出的、草率而不负责任的本子。”
    
     三是陈翔华的《〈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及有关问题》
     〔11〕。文章针对有学者认为黄正甫本《三国志传》是《三国》的最早刊本,未署作者名,于是便否定罗贯中是《三国志演义》原编撰者的观点,从三个方面予以辨析。(一)从刊行者的年里与刻书活动来看。通过考证,说明黄正甫乃是明代福建建宁府建阳县崇化里书林(今书坊乡)人,大约生于隆庆三至五年(1569-1571年)或稍后。由于隆庆只有六年,由此而知,黄正甫的主要活动年代大约在明万历、天启间。如果说黄正甫大约在弘治十三年(1500年)以前,即他出生前约七十年左右,便已刊行这部《三国志传》,就令人难以置信了。除了《三国志传》,黄正甫刻印的其他几部通俗畅销书,也都刊行于万历年间。(二)从黄正甫本《三国志传》自身的情况来看。此书乃孤本,仅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是1935年原北图从琉璃厂书肆购得的,二十卷八册,金镶玉重装本。(1)关于正文。此本各卷卷端所刻书名,都有“新刻”、“考订”等字样,表明黄正甫本决非“最早刻本”。而将黄正甫本与万历二十年(1592年)刊刻的余象斗双峰堂刻本《批评三国志传》比较,不难发现其多处文字是经过改易的,刊刻时间应在双峰堂本之后。(2)关于“叙”、“目录”等正文卷前文字与所谓“封面”问题。有人认为正文比“叙”、“目录”早,“刊刻时间大约应当在公元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以前”。

其实,单就字体而言,很难断定这些卷首资料与正文刊刻时间的先后。而正文中的一些错误与卷首的《君臣姓氏》颇为相似,令人难以相信正文与卷首刊刻时间距离竟达一百二十多年之久。至于所谓黄正甫本的“封面”,实指其书皮。其纸当产于民国时(最早不过于清末),是民国年间重装时加上去的,根本不是天启三年的原物;况且书皮上的字也不是刻印的,而是重装后用墨笔添写上去的。将此民国年间所加的书皮当作天启三年之物,并用作刊刻时间先后的例证,可以说是牛头不对马嘴。总之,黄正甫本刊行于天启年间,而绝不是什么“最早刻本”。(三)综观明代的著述记载、版刻记录等资料,可以肯定,长篇巨著《三国志演义》的原编撰者即罗贯中。
    
     在2003年9月举行的“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上,日本学者中川谕提交了《〈三国演义〉诸本三系统与黄正甫本〈三国志传〉的性质》一文。文章通过不同版本的文字比较,认为黄正甫本属于二十卷简本系统,其文字是由删略繁本而成;既然如此,黄正甫本就决不是最早的《三国》版本。他还发现了能够证明黄正甫活跃在万历末年前后的有力证据———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兴贤日记故事》。该书卷首题署为“洪都詹应用竹校正/书林黄正甫绣梓”,木记则写明“万历辛亥孟夏月/书林黄正甫绣梓”。“万历辛亥”即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可见黄正甫活跃于万历末年。而黄正甫本《三国志传》序文所署“癸亥”即天启三年(1623年),因此,它应该刊行于天启三年。
    
     然而,张志和提交给2003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第十六届《三国演义》研讨会的论文《略谈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以前出现的几种〈三国志传〉版本》,仍然坚持认为:“在《三国演义》的版本源流中,今所见最早刻本亦即该书的祖本是明代建阳书林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黄正甫刊本《三国志传》是《三国演义》版本中的最早刻本,该书中保留着草创初成的种种明显痕迹,这些痕迹的存在以及后来出现的版本对这些痕迹的因袭与修改,成为确定其他版本流传情况的明显标志。”为此,一些学者与张志和展开了比较热烈的争论。我认为,张志和这篇论文提出的“通过各种版本文字内容的详细对勘,寻找其具有特征性的痕迹,来确定各种版本的源流关系”的主张是合理的,他就黄正甫本、朱鼎臣本、乔山堂本概括的几个共同特征,对不同版本中周静轩诗的存、删情况的分析也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他的核心观点和基本论据却缺乏说服力;特别是面对张宗伟、章培恒、陈翔华诸先生所作的考证和中川谕先生发现的证据,他理应认真阅读,予以正面回应,才能证明自己的观点,否则便应考虑放弃。通过这场争论,更多的学者也可进一步深化对《三国》版本源流的认识。


先看看黄本中关羽刺颜良一节的描写：
【操引军三十万，分作三队，于土山扎住，颜良兵十万，排成阵势。操见骇然，谓吕布旧将宋宪曰：“吾闻汝乃猛将，何不出战。”宪上马，与颜良战三合，被良斩之。操曰：“真勇士也！”魏绩曰：“良杀我同伴，愿去报仇！”与良战一合，又被斩之。徐晃出马，与良战二十合，败归本阵。
     连折二将，心中纳闷。程昱曰：“某荐云长，可敌颜良。”操曰：“恐他立功便去。”昱曰：“丞相又爱又疑。使两强相并，如胜则重用，败则决疑。”操曰：“然！”即差人取公。公闻大喜，来辞二夫人。夫人曰：“此去打听皇叔消息。”公曰：“专为此事。”径至白马来见操。
     操将败军告知。公曰：“容某观其动静。”操置酒相待。忽报颜良搦战，操引公上土山望之。操与公曰：“河北人马，如此强盛。摩盖之下，乃颜良也。”公见良绣袍金甲，相貌威风。公与操曰：“某观颜良，插标卖首！”操曰：“不可轻视。”公起身曰：“某虽不才，愿于十万军中取首来献。”辽曰：“军中无戏言！”
     公曰：“牵马来。”跑下土山，河北军见如波开浪裂，公直杀人。颜良正坐摩下，见公到来，却欲问之。马（已）将颜良砍于马下，割其首级，众将心胆皆破，抛旗弃鼓而走。公飞马出阵，如入无□□□（人之境），河北兵将谁敢近前？关公回寨，众将称贺。操曰：“将军天威也！”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燕人）张翼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操大惊，回顾左右曰：“今后若遇翼德，势不可敌。”令书于衣襟记之。史官诗曰：
下面是大家熟知的嘉靖版描写：     十万雄军莫敢当，单刀匹马刺颜良。
     只因玄德临行语，致使英雄束手亡。
     又单道张翼德，诗曰：
     来往军中胆气高，平欺许褚胜张辽。
     又夸翼德真英雄，致使当阳喝断桥。】
【操引兵十五万，分三队而行。于是刘延连络不绝告急。操先提五万军马，亲临白马，靠土山扎住。遥望山前平川旷野之地，颜良前部精兵十万，排成阵势。操见骇然，未交战。绍首将出马。操回顾，与吕布旧将宋宪曰：“吾闻汝乃吕布之猛将，何不战颜良？”宋宪欣然领诺，绰枪上马，直出阵前。颜良横刀立马，貌若灵官，立于门旗下。宋宪径来取良。良大喝一声，纵马来迎。战不三合，手起刀落，斩宋宪于阵前。曹操大惊曰：“真勇将也！”魏续曰：“杀吾同伴，愿去报仇！”操许之。续上马持矛，径出阵前，大骂颜良：“吾今杀汝！”良更不答话，交马一合，照头一刀，劈魏续于马下。操曰：“谁敢当之？”徐晃愿出。操令急迎之。徐晃出马，与良战二十合，败回本阵。诸将栗然。操收军，良亦引军退去。
     操见连折二将，心中忧闷。程昱曰：“吾举一人，可敌颜良。”操问是谁，昱曰：“非关公不可。”操曰：“吾恐他立了功便去。”昱曰：“丞相又爱之，又疑之，何不取来，两强相并？如胜则重用，如败则决疑。”操曰：“善。”遂差人去请关公。公闻知来请，大喜，遂辞二夫人。夫人曰：“叔今此去，可打听皇叔消息。”公曰：“专为此耳！”急急要去。
     公上赤兔马，手提青龙刀，引从者数个，直至白马来见操。操请公坐定，叙说：“颜良勇诛二将，连日诸将败者及多，勇不可当，特请云长商议。”公曰：“容某观其动静。”操置酒相待。忽报颜良搦战，操引关公上土山观之。操与公坐，诸将环立。曹操指山下颜良排的阵势，四方八面，旗帜刀枪，森布有威，乃与关公曰：“河北人马，如此雄哉！”公答曰：“吾观之，若土鸡瓦犬耳！”不能鸣吠，皆无用之物也。操又指曰：“将帅布列，旌旗节钺，人如猛虎，马似毒龙，其势壮哉！”公答曰：“犹金弓玉矢耳！”不能弛张射发，亦无用之物也。操又指曰：“麾盖之下，持刀立马者，乃颜良也。”关公举目看之，见其人绣袍金甲，相貌威严。公谓操曰：“吾观颜良，如插标卖首耳！”如插草标卖其头也。操曰：“非可轻视。”关公起身曰：“某虽不才，愿去万军中取首级来献丞相。”张辽曰：“军中无戏言，云长不可忽也。快牵马来！”


     公奋然上马，倒提青龙刀，跑下土山，将盔取下放于鞍前，凤目圆睁，蚕眉直竖，来到阵前。河北军见了，如波开浪裂，分作两边，放开一条大路，公飞奔前来。颜良正在麾盖下，见关公到来，恰欲问之，马已至近。云长手起，一刀斩颜良于马下。中军众将，心胆皆碎，抛旗弃鼓而走。云长忽地下马，割了颜良头，拴于马项之下，飞身上马，提刀出阵，似入无人之境。河北兵将未尝见此神威，谁敢近前。良兵自乱。曹军一击，死者不可胜数，马匹器械抢到极多。关公纵马上山，众将尽皆称赞。公献首级于曹操面前。原来颜良辞袁绍时，刘玄德曾暗嘱曰：“吾有一弟，乃关云长也，身长九尺五寸，须长一尺八寸，面如重枣，丹凤眼，卧蚕眉，喜穿绿锦战袍，骑黄骠马，使青龙大刀，必在曹操处。如见他，可教急来。”因此颜良见关公来，只道是他来投奔，故不准备迎敌，被关公斩于马下。操曰：“将军神威也！”关公曰：“某何足道哉！吾弟燕人张益德，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头，如探囊取物。”操大惊，回顾左右曰：“今后如遇燕人张益德，不可轻敌。”令写于衣袍襟底以记之。史官故书“刺”字者，就里包含多少，有刺颜良诗为证。前三首，赞关公刺颜良；后一首，专道关公荐张飞英勇。诗曰：
     望盖挥鞭骑若风，将军飞入万军中。
     马奔赤兔翻红雾，刀偃青龙起白云。
     虎豹堕牙山鸟静，凤凰坠羽树林空。
     历观史记英雄将，谁似云长白马功！
     又诗曰：
     白马当年事困危，将军立效干功时。
     斩头出阵来无阻，策马提刀去莫追。
     壮志威风千古在，英雄气概万夫奇。
     堂堂庙貌人赡仰，忠勇惟君更有谁？
     又诗曰：
     千万雄兵莫敢当，单刀匹马刺颜良。
     只因玄德临行语，致使英雄束手亡。
     又诗曰：
     来往军中胆气高，平欺许褚胜张辽。
     又夸益德真勇猛，致使当阳喝断桥。】
比较两个版本，大家可以发现，仅嘉靖版这段话，黄本中文字删改甚多，诸将栗然，连日败者极多以及刘备临走前暗嘱颜良的话等等都完全不见，关羽刺颜良的描写也简陋了很多，结果无疑拔高了关羽的武力，贬低了颜良。
但是黄本本节结尾却有两首诗照搬了嘉靖版
     【十万雄军莫敢当，单刀匹马刺颜良。
     只因玄德临行语，致使英雄束手亡。】
    
     【来往军中胆气高，平欺许褚胜张辽。
     又夸翼德真英雄，致使当阳喝断桥。】
尤其是第一首，“只因玄德临行语，致使英雄束手亡”这句诗居然和嘉靖版中一模一样，却根本不见了前面刘备临走前暗嘱颜良的那段小字，这段小字本来是和“只因玄德临行语，致使英雄束手亡”这句诗并存的，“只因玄德临行语，致使英雄束手亡”这句诗不能独立存在，它必须以前文刘备按嘱颜良的话为依据，否则就是没有逻辑的一句话
这样，黄本中，“只因玄德临行语，致使英雄束手亡”这句诗完全没有了头绪和根据，成了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这就是黄本的一个漏洞，从这个漏洞可以看出，
黄本照搬了嘉靖版中的部分原话以及“只因玄德临行语，致使英雄束手亡”这句诗，却又删了刘备暗嘱颜良的小字，时这句诗完全变成了毫无根据的不明不白的话，让人疑惑。
以下是嘉靖版《三国志通俗演义嘉靖壬午本》的原文参考地址
http://www.57398.com/list.asp?id=186
以下是黄版《三国志传》的原文参考地址，供对比
http://www.57398.com/list.asp?id=185
笔者认为，黄本也许是某个尊刘贬曹的人参考嘉靖版或其他改写的版本，并非三国演义的最早版本，其特点是：照搬了嘉靖版中的部分原话及诗句，但选择性删除了部分对拔高蜀国武将不利的话语和段落，语言简陋了许多。在删改的过程中又存在着如上文所述的漏洞，这是否定其是“三国演义最早版本”的一个有力证据。
总之，望各位颜良的支持者今后在讨论三国演义版本时多支持嘉靖版。这不但是支持颜良的一个重要的做法，更是新一代三国爱好者还原三国演义最早版本，尊重历史，尊重原著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也有可能是源自更早的，因为嘉靖本里的吕通，黄正甫本是李通，明显李通才是正确的

太长了，不愿意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