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章灿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ISBN: 9787549505029 出版时间： 2011年5月1日开本： 16开定价: 29.00元 内容简介中国人喜欢说鬼，也喜欢听

庾信集六朝文学之大成，在南北文化交流、魏晋南北朝文学向隋唐文学演进中起了重要作用。庾信及其诗赋对后世影响深远，研究其人其文具有重要的文学史、

著作：  《文心雕龙注》，刘勰著、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褚斌杰，北京大学出版社  《古代汉语》，

【作者筒介】程章灿,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魏晋南北朝赋史》等。
{责任编辑孙少华)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献文化史”(10&ZD130)研究成果之一。
——完——

另回应孙拯《嘉遁赋》的那篇《应嘉赋》。。。我在程章灿先森《魏晋南北朝赋史》附录唐前赋辑佚中看到了如下内容。。

悲来日之苦短，恨颓年之方促。。。翻检了一下此两句似乎不为《陆士衡文集校注》应嘉赋所收。文意是如何与应嘉赋前文佚句相属的><完全弄不明白。。假设《应嘉赋》和顾戴劝陆还吴那种模式一样，虽然能说通，但这意脉转得貌似也太急…感觉一瞬间从华亭放鹤穿越到蟋蟀在堂了…且从用韵上看，就是前后相接……章先森似乎也有这个意思。放这儿在思考思考
应嘉赋曰：友人有作嘉遁赋与余者，作赋应之，号曰应嘉云，傲世公子，体逸怀遐，意邈澄宵，神夷静波，仰群轨以遥企，顿骏翮以婆娑，寄冲气於大象，解心累於世罗，袭三闾之奇服，咏南荣之清歌，濯下泉於浚涧，溯凯风於卷阿，指千秋以厉响，俟寂寞之来和，怀前修之彷佛，觌幽人乎所过，抱玄景以独寐，含芳风而寤语，发兰音以清唱，掺玉怀而喻予，於是葺宇中陵，筑室河曲，轨绝千途，而门瞻百族，假妙道以达观，考贲龟而贞卜，苟形骸之可忘，岂投簪其必谷，方介丘於尺阜，讬云林乎一木，伫鸣条以招风，聆哀音其如玉，穷览物以尽齿，将弭迹於馀足。


注释
①次章《才调集》选录，题作《水天闲话旧事》。胡震亨《唐音戊签》从之，而李商隐诗集其他各种版本均作《楚宫二首》（其二）。实际上《才调集》的诗题与内容毫不相干。此首已点出“暮雨”，与上首呼应，在高唐神女的背景下，侧重写美人形象。
②参看刘学锴《李商隐传论》下编第七章，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管世铭云:“诗中谐隐，始于古《藁砧》诗，唐贤绝句，间师此意。……李商隐‘只应同楚水，长短入淮流’，亦是一家风味。”（《读雪山房诗钞序例·七绝凡例》）按:谐隐的范围很广，管氏举例，仅是隐语中以声音关联的“双关”。《藁砧》中“何当大刀头”，以刀环喻“还”，《汉书·李陵传》中已见，并非诗中首创。
④参看冯沅君《古优解》、《汉赋与古优》（载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冯沅君古典文学论文集》）;任二北辑《优语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一章;曹明纲《赋学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二章。
⑤歆、固，指刘歆、班固。“录之歌末”，李详校当作“录之赋末”。《汉书·艺文志》载杂赋十二家，其第十二家为《隐书》十八篇。
⑥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曲彦斌校注《杂纂七种》，收入《义山杂纂》。底本为明钮氏世学楼钞本《说郛》本。
⑦杜甫亦有《戏作俳谐体遣兴二首》，但主要是“遣兴”，俳谐的意味不浓。任半塘《唐戏弄》下册《补说·李商隐俳谐诗指实》，谓其“俳偕仅表现在‘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等记述民俗之句”，与义山诗“彼此又迥殊”，甚是。此处不具论。
⑧《唐诗林》卷三《方正》:“封侍郎知举，首访能赋人。卢骈诣罗劭舆云:主司爱赋十九官。”
⑨罗让年辈早于李商隐，罗赋据其内容可能作于早年未居高位时;商隐《井泥》注家一致认为作于晚年，商隐作诗受罗赋影响，在时间先后上不成问题。
（收稿日期:2003年9月29日）
原载：《文学遗产》2004年第5期

近年来，这些作品引起辞赋研究者关注，章沧授等学者先后撰文论述汉代的咏物赋[5]，基本观点归纳出如下: 1、西汉赋中有不少咏物之作,赋史上第一次的咏物赋创作高潮出现在西汉时期。枚乘可以被视为汉初咏物赋的代表作家。2、由于西汉初年赋的游戏娱悦作用的影响,以及藩国君臣赋中咏物之作的存在,汉初这种以四言为主、杂以六言等句式、表达自由灵活的咏物赋，它的产生可能与骚体赋同时,但要早于散体大赋。3、这批作品透露出这样一条信息，文学已开始在铺陈渲染、藻丽夸饰、锤辞炼句方面探索一条发展的新路，刻意求美、求全、求新、求奇成为有汉一代辞卿创作的主导倾向。4、咏物赋的创作表明汉初赋作者们注重身边的日常用物，托物言志在这些赋作中已露端倪，这为魏晋南北朝室内小物赋的发展开了先河。《西京杂记》中记载保存下的这八篇赋作，其价值、意义确实巨大。

三
赋虽有四种体式，但以文赋为主体，所以论赋之发展，主要是探讨文赋在结构方式、语言风格上的变化，兼及其同骚赋、诗体赋之间的相互吸收与消长。骚赋、诗体赋本身不是没有变化，但大部分时间中被边缘化，不占主流，所以影响也较小。从整个的语言风格变化方面说，骚赋、诗体赋同文体的发展变化大体一致。另外，文赋由“散”到“骈”、到“律”、又到“散”，经过这样的过程，不是说新的一种式样产生后，旧的便消失了，这也只能是就发展风格的潮流而言；而先前已有的各种形式也仍然存在，并仍然是以后发展的凭借与参考。比如文赋在先秦时为散体，然而除《风赋》、《钓赋》之类篇幅不大的赋作之外，已产生《高唐赋》、《神女赋》这样的骋辞大赋。到汉代骋辞大赋占了主流，但一般散体赋仍流行；经魏晋至南北朝骈体赋盛行，而散体包括抒情小赋、骋辞大赋也仍有作品产生；唐代一变而为律赋，而作散体者也大有人在；至宋代又风行散体，但骈体、律赋之作也并未绝迹。我们应立体地看文体的发展，而不能受“简单进化论”的观点，以为一个时代风行什么，别的便不再有。因为那样看待文学的发展，很多问题便无法解释。实际上科学的进化论也是讲，由于环境的变化，一些物种进化了，而另一些则由于环境未变，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生理特征与生存状态。
上面简要回顾了赋的发展历史，主要着眼于各个历史阶段的特色，未能论述其不足。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由于有一个同其他方面的关系问题，即使是特色，如果过了头，也就会显出弊端。以上我们在赋史的回顾中，每一个历史时期都主要介绍其成就和特色，但每一阶段至于末流，也就到了必经要变革的地步。《易传·系辞下》云：“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将此用于赋的发展史的观察与对发展中一些问题的解释，同样适用。可以说每一个时代都有其特色，而后一个历史阶段的赋坛高手或卓越理论家也总是抓住其不利的一面，尤其抓住其末流之严重弊端而攻击之，以开辟新路。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
从内容上说，大体在每一朝代的初期，多慷慨激昂之作。前朝之遗民尚有不平，后朝的功臣自诩伟业，作家的作风则因经历乱世，一般视野开阔，也较切近现实。其鼎盛之时，则多歌功颂德之作，而题材也较广泛。至其末世，则揭露黑暗、反映民瘼、愤世嫉俗之作多，统治集团中一些有远见而受排挤的人以赋为歌哭，或写衰世、乱世的变故，读之令人扼腕切齿，或感发兴起。这些都是一般规律，故在此对各个时期赋的题材、内容、思想方面种种未多提及。
总的来说，赋的产生同汉语的特征，同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个性和文化精神有关，而赋体的发展演变除了同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相关外，也体现了希望超越前代的艺术追求。无论它的新变，还是“复古”都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赋之发展的历史给中国文学将来的发展以深刻的启示。

二、艰辛的拓展
　　《文学遗产》复刊于拨乱反正的八十年代伊始。当时的学术界，百废待兴，一切似乎都要重新开始。在八十年代初期，《文学遗产》中坚力量，多是学术界的前辈。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批中青年业务骨干逐渐挑起学术大梁。他们不满足于过去的研究方法，开始探讨自己的学术道路。后来的文学史观大谈论，正是这种时代思潮的必然要求。它反映了学术界的后来者渴望超越自己、超越前代的强烈呼声。当然，这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大谈论，其利弊得失，还有待于后来实践的检验，现在作是评说也许还为时过早。但是，它在客观上促使人们对于以往的学术研究观念、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等作进一步的反思，确有其积极的意义。就上古、中古文学研究而言，从那以后，学术界对于过去那套庸俗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基本上摈弃不用了。同时，对于过去似乎已成定论的一些问题，重新作了认真细致的辨析工作。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对于南北朝文学的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南北朝文学似乎就是形式主义的代名词，而忽略了它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研究观念的变化，这一传统的看法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然，也有学者刻意标新立异，脱离文学史实，为南朝文学，特别是为宫体诗大唱赞歌，似乎有矫枉过正之弊。学术研究需要积累，一个一个问题的积累。如果仅仅停留在道德的评判上，学术研究永远走不出怪圈，今天可以把它捧上天，明天又可以抑之入地。这样的研究没有任何意义。汲取经验教训，九十年成熟起来的更年轻的一批新生力量，在老一代学者严格而卓有成效的指导下，潜心问学，作出了自己应有的成绩。就上古、中古文学研究而言，近年已经出版的博士论文如傅道彬《〈诗〉外诗论笺》、赵敏俐《两汉诗歌研究》、蒋述卓《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钱志熙《魏晋诗歌原论》、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卢盛江《魏晋玄学与文学思想》、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阎采平《齐梁文学研究》、刘跃进《永明文学研究》、吴先宁《北朝文学研究》、程章灿《魏晋南北朝赋史》、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等，已经远远不限于一般的评价，或者仅仅是作翻案文章，而是对各个专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尽管所得结论不一定全对，但是，后来者如果继续从事这些专题的研究，这些学术成果就绕不过去。这也许就是学术积累的意义所在吧。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上面提到的绝大多数博士论文，其精华多首先刊载在《文学遗产》上，有些还在全国青年社会科学论文评选中获了奖。此外，还有许多没有出版的博士论文，他们的论文精华也多由《文学遗产》刊载出来，或者通过博士新人谱加以介绍，智略辐凑，以表风华，为上古、中古文学研究展示了广阔的前景。十余年间的风云际会，《文学遗产》在推动文学研究观念的转变方面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这样说也许并不过分。
　　随着研究观念的转变，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