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与非洲有上千年的文化交流史。在非洲北部和东部沿海，曾出土过大量中国唐宋时期的瓷器和钱币。据《明史》记载，明朝郑和船队曾抵达现今索马里和肯尼亚一带的东非港口，并向当地居民赠送了绸缎、瓷器、漆器，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
　　文学翻译是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重要途径。中国读者对非洲和非洲文化的了解，一个重要途径便是通过非洲文学的译介。我国的非洲文学译介始于晚清。1890年（光绪十六年），著名回族学者马安礼翻译了埃及古代著名诗人补虽里的《衮衣颂》（今译《斗篷颂》。因该诗模仿《诗经》体，故又称《天方诗经》），以中阿文对照的形式在成都出版。20世纪上半期，我国对非洲文学译介比较少，主要翻译出版的有张近芬、周作人合译的南非著名小说家奥丽芙·旭莱纳的短篇小说集《梦》（1923）、作家李劼人翻译的法属加蓬作家赫勒·马郎的小说《霸都亚纳》（1928）和埃及著名作家塔哈·侯赛因的自传体小说《日子》节译本（1947）。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亚非拉文学成为我国外国文学译介的重点之一。中非有着相似的历史遭遇，新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非洲人民始终抱以真挚的同情，并给予了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为非洲国家的独立和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非洲国家也对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五六十年代中国对非洲文学的译介，既是帮助中国读者通过文学作品了解非洲，同时，也是对非洲国家友好的表示。在当时专门译介外国文学的期刊《译文》及其后改名的《世界文学》上，对非洲文学有不少译介。一些非洲文学作品也在这一时期得以翻译出版，如埃及的古代诗歌总集《亡灵书》、补虽里的《天方诗经》新译本、塔哈·侯赛因的自传体小说《日子》全译本、《埃及短篇小说集》、《埃及现代短篇小说集》，阿尔及利亚当代作家穆罕默德·狄普的长篇小说《大房子》、《火灾》和短篇小说集《在咖啡店里》，南非作家彼得·亚伯拉罕姆斯的长篇小说《怒吼》、《矿工》和哈利·勃洛姆的长篇小说《插曲》，塞内加尔小说家森贝内·奥斯曼的长篇小说《塞内加尔的儿子》、《神的女儿》和诗人大卫·狄奥普的诗集《锤击集》，几内亚诗人吉·塔·尼亚奈创作的非洲民族史诗《松迪亚塔》，摩洛哥诗人穆罕默德·阿齐兹·拉巴比的诗集《苦难与光明》，马里诗人马马杜·戈洛戈的诗集《非洲的风暴》，加纳诗人乔治·阿翁纳尔·威廉斯的诗集《黑色的鹰觉醒了》，喀麦隆作家斐迪南·奥约诺的中篇小说《老黑人和奖章》和本杰明·马迪的中篇小说《非洲，我们不了解你！》，埃塞俄比亚作家G. 特克勒—哈瓦里亚特的长篇小说《阿拉亚》，莫桑比克诗人马尔塞林诺·多斯·桑托斯的《桑托斯诗集》以及《安哥拉诗集》，等等。
　　改革开放后，中非不仅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人文交流也日益频繁。我国的非洲文学译介呈现出新的气象。过去，我国对非洲文学的译介，较多关注反映殖民压迫、剥削和非洲人民反抗题材的作品；80年代后，扩大了译介选择范围，非洲文学翻译的数量有了大幅度增加，拓展了我国读者的非洲文学、文化的视野。
　　译介数量最多的，是埃及、南非、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国文学作品。
　　埃及是非洲文学大国，非洲文学中，我国对埃及文学的翻译数量也最多，纳吉布·马哈福兹、陶菲格·哈基姆、尤素福·西巴伊、伊赫桑·阿卜杜·库杜斯等埃及著名作家的作品，翻译出版了多种。南非文学是八九十年代我国非洲文学译介方面的一个亮点。纳丁·戈迪默、约翰·库切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文学期刊迅速对他们进行译介，其作品很快有了中译本问世，此外，还翻译出版了南非作家理查德·里夫、丹尼斯·布鲁特斯等人的作品。尼日利亚文学方面，沃莱·索因卡和钦努阿·阿契贝是重点译介对象，他们的主要作品都翻译了过来。
　　除以上作家外，还陆续翻译出版了坦桑尼亚的夏班·罗伯特、艾迪·姆·斯·干泽尔、W. E. 姆库亚、M. S.穆罕默德，塞内加尔的森贝内·奥斯曼、阿·索·法尔、A. 萨季，肯尼亚的J. 恩古吉，喀麦隆的斐迪南·奥约诺，阿尔及利亚的M. 玛梅利、阿·哈·海杜卡，塞内加尔的利奥波德·桑戈尔，尼日利亚的奇玛曼达·恩戈齐·阿迪奇埃，利比亚的艾·易·法格海，几内亚的吉·塔·尼亚奈、卡马拉·莱亚，扎伊尔的思广博·穆巴拉，苏丹的塔伊布·萨利赫等非洲现当代著名作家的代表作或主要作品。另外，还翻译出版了非洲当代短篇小说选《相逢在黑夜》（1985)、《非洲诗选》（1986）、《非洲现代诗选》（2003）等。外国文学出版社还在80年代出版了一套“非洲文学丛书”。

马德新，字复初，云南太和（今大理）人。幼年随父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典籍。马德新于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前往麦加朝觐，之后在阿拉伯、土耳其、新加坡等地游学和居住，直到1849年才回到中国。马德新回国后在云南建水、玉溪等地设帐讲学，当时“四方从学之徒，星列云集”，开创了云南经堂教育之先河，他也成为继王岱舆、马注、刘智之后的一代回族宗师。马德新可用汉文、阿拉伯文和波斯文写作，他著述丰富，有30多部译作和专著成果，代表作为《四典会要》《大化总归》等。1856年，马德新参加和领导了云南回民反清大起义。1862年，他随马如龙降清，但在1874年仍被清廷杀害，时年81岁。
马德新的《朝觐途记》一书用阿拉伯文写成，由其弟子马安礼在1862年译为中文。该书真实、详细记录了从云南到阿拉伯半岛的交通情况，南亚、西亚各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以及风土人情，史料价值甚高，是后人了解当时中国—中东交通以及中东各国情况的重要文献。
《朝觐途记》记载，马德新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启程，跟随马帮从云南大理经景东、普洱、思茅，从西双版纳的打洛出境至缅甸，经过景栋、腊戌到达缅甸古都曼德勒（阿瓦城），这段陆路用了大约三个月时间。休息18天后，又从曼德勒乘运铜船沿伊洛瓦底江南下，17天后到达仰光（漾贡城）出海口，在此等候开往印度半岛的海船。由于当时印度洋上风浪大，船都不敢出海，所以一直在仰光等了近五个月，才乘上了前往印度的海船。横渡孟加拉湾时，因风不顺，本来只需半个多月的航程，走了40天才抵达印度孟加拉邦的加尔各答（克来克特）。为了等候前往阿拉伯半岛的船，马德新在加尔各答又停留了四个多月。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马德新搭乘一艘阿拉伯人的大船从加尔各答前往阿拉伯半岛的吉达港（淳德）。大船沿印度海岸南下，先后经过了斯里兰卡（赛依喇，即锡兰）、马累（买来波，即马尔代夫的马累岛）；穿越阿拉伯海，经停阿拉伯半岛的亚丁（尔当城）、摩哈（母呵）、荷台达（哈代德）等地，然后再沿红海北上到达吉达港，航行了三个多月。从吉达登岸后，再乘骆驼或马匹数日，最终到达伊斯兰圣地麦加（满克）。马德新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从大理启程，旱路水路，水路旱路，走走停停，直到道光二十三年（1843）五月才抵达麦加，整整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 虔诚的穆斯林前往麦加大清真寺朝觐
在完成了朝觐功课之后，马德新又到了麦地那、开罗、亚历山大、耶路撒冷、塞浦路斯、伊斯坦布尔、雅法等多地游历参观，与中东各地的伊斯兰学者、社会人士广泛接触。《朝觐途记》中写到了当时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进行社会改革、国家欣欣向荣的状况；还写到他作为中国穆斯林，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受到友好接待；在耶路撒冷拜谒著名的萨赫莱清真寺；还描述了当时阿拉伯半岛流行的疫病等。当然，书中也记录了一路上的种种艰险。
他在《朝觐途记》最后写道：
至是，始知朝觐有二途，一路由阿瓦，一路由北塞。由阿瓦以船行于海，顺水至漾贡，若水行得力，半月可至；或水弱，须一月。船价十枚银钱，资用在坐船人。然后由漾贡以大船行于咸海，风顺十二日，无风或有烈风，一月或数月方至邦戛拉（孟加拉）。至于资用在坐船人，船价每人十板鲁屏叶（卢比，印度货币）。由邦戛拉至淳德，乘巨船行于大海中，西向而行。风顺，四十日至，速者也；或两月或七十日，中等也；若风不顺，或无风，四月五月不等。船价每人十五枚第亚勒（里亚尔，阿拉伯货币）。
马德新此次中东壮游历时八年，“经数万里之风霜雨雪，矢八九载之琢磨切磋，目睹中华未见之经，耳闻吾国未传之道”，直到1849年春才取道马六甲、新加坡回到家乡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