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网4月1日讯 当水流慢慢泄去，大家惊讶地发现，漳州云洞岩西侧的长山水库底部出现庞大的古墓群。

近日，福建漳州一水库放水捕鱼，而且是第一次放得那么浅。当水慢慢泄去，大家惊讶地发现，库底竟藏着庞大的古墓群。短短300多米范围内，分布30多座墓穴，从明清至民国，跨度近300年。 承包水库的林先生称。据悉，水库大概三四年放一次水捕鱼，但从来没有把水放得这么少，之前只是露出部分墓碑，大家都没注意到库底还有那么多墓葬。 从墓碑铭刻的信息看，这些墓的主人主要是周边区域人士。令人惊奇的是，一处清康熙年间的墓穴，竟为两

注释：
　　（1）曾楚楠：《韩愈在潮州》，文物出版社，1993年，第26－28页；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中州书画出版社，1983年，第131页。
　　（2）黄超云：《“文公兜”来历考辨》，载《福建文史》1999年第1期。
　　（3）郭联志：《漳州回族穆斯林的来源及后裔》，载《福建民族》1996年第2期，转引自陈支平《福建六大民系》，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202页。
　　（4）不著撰人：（新造）《刘明珠穿珠衫》（潮州歌册）卷二，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刻本。
　　（5）不著撰人：《龙井渡头残瓦记全歌》（潮州歌册）卷一，潮州义安路李万利刻本。
　　（6）林培庐编辑：《汕头民俗周刊》第一期至第二十期汇刊第84页，绍兴汤浦民间出版部，1931年11月。“挈”、“跐”为潮州方言俗字。“挈”：拿来；“跐”：伸展。
　　（7）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335页。
　　（8）清·周恒重修：光绪《潮阳县志》卷十三《纪事·杂录》摘录唐文藻修嘉庆《潮阳县志·风俗》，潮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整理本（内部），2001年，第198页。
　　

一、各家观点及辨析
综合温丹铭、徐晓望、欧潭生、肖林、汤漳平、周建昌、柯兆利、朱天顺、周贤成、王大良、贝文喜、张耀堂、河池、杨际平、谢重光、庄义青、郭联志、李乔、陈支平、任崇岳、陈昌远、陈隆文、毛阳光、汪毅夫、张新兵、尹全海、赵智海、杨峰等闽粤豫陈元光文化研究专家的观点， 归纳起来，陈元光籍贯大体有以下几说：
（一）河东说
以温丹铭、周贤成、张海坤、王大良、黄超云、钱文忠等为代表，以徐晓望《福建通史（隋唐五代卷）》之第一章第二节《陈元光的家世》，周贤成《陈元光家世考》，王大良《陈元光及相关问题研究三题》，黄超云《陈元光族姓新考》，张海坤《陈元光问题考证研究》，郭联志《陈元光籍贯有定论》、《由唐代的府兵制度谈虚构的“光州府兵”》等文为例，认为陈元光籍贯在河东，主要依据有：
1、唐代林宝《元和姓纂》的有关记载。该书卷三《上平声·十七真》陈氏条下曰：“诸郡陈氏，司农卿陈思门（注：“门”当为“问”），左豹韬将军陈集原，右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中少尹兼御史中丞陈雄，河东人”。（唐林宝：《元和姓纂》卷三，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48页。）
2、宋朝朱翌《威惠庙记》记载：“陈元光，河东人。家于漳之溪口。唐仪风中，广之崖山盗起，潮泉响应。王以布衣乞兵，遂平潮州。以泉之云霄为漳州，命王为左郎将守之。后以战殁，漳人哭之恸，立祠于径山。有纪功碑、灵应录见于庙云。”（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一《循州·古迹》，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第一版，2012年第三次印刷，第三册，第2929页）
3、明正德《大明漳州府志》卷之十四《纪传志》：“陈元光，河东人，旧志谓其通儒术，所著兵法射诀与《黄石公素书》及《太公韬略》相表里，……。”
4、明嘉靖《龙溪县志》卷三《祠祀》：“威惠庙，城北门外，祀唐将军陈元光。公河东人，父政。以诸卫将军戍闽，出为岭南行军总管，平广寇，创漳州，以左郎将领州事，后战殁于阵，漳人至今思之。”（嘉靖《龙溪县志》，明嘉靖天一阁本。）
6、《福建通志》、《漳浦县志》、《粤闽巡视纪略》等记载：陈政将军至漳，谓父老曰：“此水如上党之清漳”，故以漳名；说漳江得名与上党的清漳有关，“漳浦、漳州名郡，皆本次”。以证明陈元光为河东人。
上述论据资料和观点貌似有理有据，其实并无真凭实据，大多自相矛盾，或为虚假和臆断之说，不足为信。分析如下：
1、河东（今山西）古往今来地方史志从来没有文献记载陈政、陈元光为河东（今山西）人及其人其其事。
身为唐朝入闽平叛的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陈政，开创漳州的玉钤卫翊府中郞将、右鹰扬卫率府怀化大将军兼漳州剌史、开漳圣王陈元光，其身份地位如此之高，影响应该不小，如果是河东人，国史暂且不说，被称为一方之全史的山西各府县地方志应该为陈政、陈元光父子立传，哪怕是些许记录。但研究、翻遍山西所有地方史志，无论是省志还是县志，无论是河东郡还是上党郡，都没有任何关于陈政、陈元光河东人的记载，哪怕只言片语。这就像别人说某人生有某子，而作为生养的父母全然不知此事一样，这不是奇怪事吗？而反观河南地方志记载，从省通志到府志到州志，从唐宋元明清，历代皆有陈元光为光州人的明确的大量详实的记述。正反对比，这只能证明陈元光根本不是河东人而是唐淮南道光州人，河东说乃纯粹臆测和误传。
2、《元和姓纂》受唐人好称郡望的影响，记载并不完全正确，流传现今的《元和姓纂》不一定是原作，其中内容或有伪托之作和参杂使假之处。
宋朝端明殿学士、翰林学士、宰执洪迈的《容斋随笔·四笔》卷九《姓源韵谱》（洪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7月版，第719—720页）一文，是这样评价《元和姓纂》的：“姓氏之书大抵多谬误。如唐《贞观氏族志》，今已亡其本。《元和姓纂》诞妄最多。国朝所修《姓源韵谱》尤为可笑。姑以洪氏一项考之，云：‘五代时有洪昌、洪杲皆为参知政事。'予按二人乃五代南汉僭主刘之子，及晟嗣位，用为知事，其兄弟本连‘弘'字，以本朝国讳，故五代史追改之，原非姓洪氏也。此与洪庆善序《丹阳洪氏》云‘有弘宪者，元和四年尝跋《辋川图》。'不知弘宪乃李吉甫之字耳。其误正同，《三笔》已载其说。”
是什么原因出现这么多错误不实之处呢？洪迈在《容斋随笔》之《随笔》卷一《浅妄书》（洪迈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7月版，第6页）中指出：“俗闻所传浅妄之书，如所谓《云仙散录》、《老杜事实》、《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以至以《老杜事实》为东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传《续六贴》，采摭唐事殊有功，而悉载《云仙散录》中事，自秽其书。《开元天宝遗事》讬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时人，虽文章之气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数端以为笑。其一云，‘姚元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丰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其四云：‘张九龄览苏颋文卷，……。'近岁，兴华军学刊《遗事》，南剑州学刊《散录》，皆可毁。”
清代学者也发现唐朝妄称望族这一现象。顺治年间进士、刑部尚书、文史学家王世禛著《池北偶谈》（注：卷二十二《族望》篇）云：“唐人好称望族，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何郡县人。”
关于唐人好称郡望，不求实际住址和出生，唐史学家刘知几（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举进士，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开始担任史官，撰起居注，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秘书少监、太子左庶子、左散骑常侍等职，兼修国史。唐代著名史学家）在修国史写《李义琰传》时为此还与国史馆监修官（当朝宰相）发生了冲突。这件事被刘知几自己写进了中国史学经典《史通》之《内篇·邑里（因习）第十九（注释）》。刘知几原注云："时修国史，予被配纂《李义琰传》。琰家于魏州昌乐，已经三代。因云：'义琰，魏州昌乐人也。'监修者大笑，以为深乖史体，遂依李氏旧望，改为陇西成纪人。既言不见从，故有此说。"原因是李义琰家住魏州昌乐（今河北大名），已有三代之久，所以刘知几撰曰：“李义琰，魏州昌乐人”。国史监修、当朝宰相发现后大笑刘无知，因为按照当时风习和修史规定，写人物籍贯需写其姓氏郡望。而刘知几主张，写史应根据已变化的情况从实而书。但这种正确的意见不被采纳。刘知几被迫因习旧制取李氏起源之陇西（今甘肃陇西）而改为“李义琰，陇西成纪人”。
事后，刘知几叹曰：“三王各异礼，五帝不同乐，故传称因俗，易贵随时。况史书者，记事之言耳。夫事有贸迁，而言无变革，此所谓胶柱而调瑟，刻船以求剑也。”“积习相传，寝以成俗，迷而不返”“千载遵行，持为故事。而一朝纠正，必惊愚俗。”“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如此，致使版籍混乱，邑里难详。”随后，有感于此，系统阐述了史书如何对待著史因习之规，详细条陈前人陋习，今之变革，和史家当持之原则。是为《史通》之《因习》两篇写作的原因。
另据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李乔在《“闽祖光州”现象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9月第一版，第328—330页）一书考证：唐称韩愈为韩昌黎也是最好的例子。《旧唐书》上说，“韩愈，字退之，昌黎人（治今辽宁义县）。”韩愈本人又往往自称“昌黎韩愈”。他的诗文集也命名《韩昌黎集》。然而，韩愈实际上是河阳（河南孟州市）人，与昌黎（治今辽宁义县）没有任何关系。他还指出，《元和姓纂》上面所列四名河东陈氏人物，司农卿陈思门、河中少尹兼御史中丞陈雄的籍贯限于资料无法断定，左豹韬将军陈集原，新、旧《唐书》都明明白白写着“陈集原，泷州开阳人也”。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际平（从《颍川陈氏开漳族谱》看陈元光的籍贯家世》——兼谈如何利用族谱研究地方史）也认为：“河东说源于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卷三所说‘右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东人'。但从《元和姓纂》的体例看，这里说的也只是郡望而已，与籍贯不是一回事。”
由此可证，《元和姓纂》记载并不完全正确，流传现今的《元和姓纂》并非原作，可能系伪托唐人所作，或者一些内容可能有伪托之作、参杂使假据之处。河东或为陈氏郡望，并不一定是陈元光的籍贯。
3、朱翌《威惠庙记》，内容自相矛盾，查考朱翌文集并无此文。
记载“陈元光，河东人”的朱翌《威惠庙记》，乃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一《循州·古迹》篇引用的循州威惠庙流传的据说是宋朝朱翌所作的文章。后为广东等地地方志采信摘录。但是其问题有四点：其一，王象之《舆地纪胜》为什么不直书威惠庙祭祀者陈元光为河东人，而特意引述：“宋朝朱翌《威惠庙记》记载：‘陈元光，河东人。……。’”这里面或许有其深层用意。可能他对此文是否为朱翌所作有疑虑，也可能他对记载陈元光为河东人有疑问，或者有其他不愿意言明的原因。他这样特殊处理的用意或许是，陈元光是否为河东人，此文是否为朱翌作，请后人继续考证，他这里目前只有这一资料，权且写上，如果后人即便发现有误，那也是朱翌弄错的。其二，现在查朱翌《猗觉寮杂记》、《潜山集》、《潜山诗馀》及《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等所有收录朱翌的诗文集中并无朱翌撰写此文的记载。因此，《舆地纪胜》卷九一《循州·古迹》篇引用的朱翌《威惠庙记》仅仅为孤证，或如洪迈所论伪托之作。其三，《舆地纪胜》卷九一引用的朱翌《威惠庙记》记载内容前后矛盾，逻辑混乱。开篇先说“陈元光，河东人”，第二句又说“家之于漳之溪口。”结下来则说“唐仪风中，广之崖山盗起，潮泉响应。王以布衣乞兵，遂平潮州。以泉之云霄为漳州，命王为左郎将守之”。既然是河东人，怎么又家之于漳州的溪口？而且其安家时唐朝对漳州尚未批准成立，如何知道有漳州一说？怎么一下子就把一个山西人变成了漳州之溪口人了？而接下来又说陈元光“以布衣起兵平潮州”。连朝廷都镇压不了的泉潮剧贼，一个起兵布衣竟然能平之，岂不怪哉！其四，既然家之于漳州的溪口，平潮后“为左郎将守之”，为何庙宇建在循州之揭阳，以至于后来谢、杨等专家由此得出结论说陈元光为揭阳人。一个福建溪口人竟然又被证明成为了被废置几百年的已经不存在的广东揭阳县的土著首领了？！
4、漳州之漳江与河东之清漳并无必然关联。
河南社科院李乔指出，持此观点者，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殊不知，河东郡与上党郡一个在山西省西南部，一个在山西省东南部，两地相距近300公里，中间还有绛郡、长平郡、临汾郡相隔，据此怎么能够认定陈政就是河东人呢？实际上，光州人陈政率领府兵来到闽地之前，曾跟随父亲陈克耕在今山西上党清漳一带征战，从中原来闽地，看到清浊合流的河水自然联想到清漳，遂以漳江名之，完全有可能。所以，从“此水如清漳之水”一句话并不能推论陈元光为河东人。
李乔还指出，闽地史志自身也说明，漳江得名与河东无关。如康熙《福建通志》卷三，《山川》载：“漳江，在八郡，水出自西林，由铜山海门而下，清浊合流成章，故名。”；康熙《漳浦县志·方舆》：“漳江，溪水自西林出，海水自铜山海门而入，清浊合流成章，故名。”；《粤闽巡视纪略》：“漳江，自西林出，海水自铜山来迎之，清浊合流成章，故名。”。
其实，其他以“漳”命名的河流也都与两江汇流有关。宋代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三，《辩证》，岳麓书社，1998版，第17页）中说：“水以漳名、洛名者最多，……，余考其义，乃清浊相蹂者为漳。章者文也，别也。漳谓两物相合，有文章，且可别也。”即说明所谓漳江即是清浊合流之江水。

摘自《六朝隋唐文献的闽南话研究》
......
上述研究再次证明闽语白读音并非源于正统的古中原汉语。我国现代方言大都与《切韵》音系（也就是长安、洛阳话）存在着传承关系，但闽语白读音是所有方言中， 唯一不与《切韵》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与中原古汉语之间缺乏传承关系。用闽语白读音读唐诗宋词基本不顺口。朱熹的《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八云：“闽浙声 音尤不正”。因此从隋之前，“江东取韵，与江北复殊”的实际情况推断，闽南话的产生历史可远远追溯到南朝之前。
参考文献：
[1]新编华安县志[M]，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4，卷30。
[2]郭锦飚，漳州话概说[M]，海风出版社2005.10。
[3]陈后生，清代台湾地名中的闽南方言文化要素分析[J]，闽台文化交流，2009.2。
[4]施肩吾，岛夷行，全唐诗[M]，卷494_46。
[5]郭联志，唐代漳州买地券考[J]，闽台文化交流。
[6]刘长卿，送崔载华、张起之闽中，全唐诗[M]，卷147_58。
[7]骆宾王，晚憩田家，全唐诗[M]，卷77_3。
[8]张藉，赠海东僧，全唐诗[M]，卷384_86。
[9]韩偓，过汀州，永乐大典[M]，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五，临汀志。
[10]据伦敦博物馆藏本切韵，参以王仁煦《切韵刊谬补缺》。
[11]（唐）姚思廉，梁书[M]，卷三十五·萧子显传。
[12] 杨振淇，关于京剧音韵的几个理论问题——与《京剧字韵》的编著者商榷，戏曲艺术[J]，19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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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女人传统服饰，受波斯影响？畲族影响？还是闽越遗风？
下面是闽南泉州渔女惠安女传统服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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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服饰习俗的真相——粤东闽南“文公帕（兜）”之历史考察
　　清代，在粤东的潮州地区与闽南的泉州、漳州两府，妇女出门普遍流行盖头巾———一种被文人称为“文公兜（斗）”或“文公帕”奇特的服饰。
　　今人对文公帕或文公斗起源的解释，笔者见到的有三种不同的看法：曾楚楠受朱瑞熙说法的启发，考证韩公帕实为文公帕，提倡者非韩愈（韩文公）而是朱熹（朱文公）（1）。黄超云的意见与曾文刚好相反，又辨文公帕（兜）的文公是指韩愈而非朱熹（2）。郭联志又别开生面地提出“这种汉人妇女带面纱的习俗，极可能是伊斯兰文化对于民间风尚的渗透。”（3）以上见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仍有不尽周详之处，也还留下可供讨论的余地。笔者从目今可见到有限的文献材料出发，试图从民俗学、人类学等角度来解释这一有趣的文化事象，如有强作解人之处，希博雅君子有以教之。
　　一、清代人眼中的文公帕（兜）———理学正统的解释
　　过去广泛流行于民间的潮州歌册及歌谣，真切地留下本地妇女曾流行乌巾盖头的事实。
　　潮州歌册中有半老徐娘的牙婆形象：
　　遇着老人半中寅，乌乌衫子穿在身。
　　尺二弓鞋大步走，头上乌巾遮面形。（4）
　　潮州歌册描述逼夫离婚的少妇上路：
　　勿得怕羞误青春，主意以定有思存。
　　头遮乌巾门带锁，一直离了林家门。（5）
　　林植标搜集的潮州歌谣：
　　（其一）乌巾挈来头上幔，顶哩绣龙下绣蛇。
　　中央绣起孟姜女，四墘绣起人读书。
　　（其二）乌巾挈来头上跐，顶哩绣龙下绣鱼。
　　中央绣起孟姜女，四墘绣起人读书。（6）
　　这种用黑色头巾蒙头的妇女服饰，在文人笔记及官修方志中，被正名为“文公帕”。
　　清嘉庆、道光年间，江浙人梁绍壬的笔记记下：“广东潮州妇女出行，则以皂布丈余蒙头，自首以下，双垂至膝。时或两手翕张其布以视人，状甚可怖，名曰文公帕，昌黎（韩愈）遗制也。”（7）形制稍异。同一时期的地方志“风俗”载：“《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我潮风俗之厚，妇人步行必盖丝巾，俗谓之‘文公帕’。”（8）民国《潮州志·丛谈志》称此习俗“清末潮阳尚盛行，今五十以上老妇装束，间且或见之。”（9）
　　同时让笔者注意到的是，与潮州为邻的福建泉州、漳州两地，旧时妇女出门也用头巾兜面，与潮州稍不同者，则是朱熹礼教下的“文公兜”之说。
　　在泉州地区，方志载“宋朱子主簿同安及守漳时，见妇女街中露面往来，示令出门须用花巾兜面，民遵公训，名曰公兜……一兜一屐，防杜之意深矣。”（10）道光《厦门志》载：“昔朱子守漳时，教妇人用公兜，出门蒙花帕盖首，俗曰‘网巾兜’，外服宽袖蓝袄。岛中尚仍其俗。”（11）
　　在漳州地区，嘉庆道光年间任福建巡抚的徐宗干在《斯未信斋杂录·垩庐杂记》称：“漳州女人以帛如风帽蔽其额，曰文公兜”（12）。光绪间龙溪县令撰《龙溪志序》称：“龙溪为漳（州）附郭邑，自承紫阳（朱熹）过化，理学名臣前后接踵。且就其小者言之，如妇女出门，有文公斗（兜）、文公衣、文公履、文公杖，诚海滨邹鲁也。”（13）民国《龙溪新志》也云：“吾邑旧俗，凡妇女出行，须穿浅蓝色阔袖衫，头蒙一杂色布帕，使人不得见其面，盖朱文公治漳时之遗制也。民国初乡间尚多见。”（14）对此，姚莹作了稍为具体的描写：“朱子守漳州，乃制妇人出门，以蓝夏布一幅围罩其首及项，亦宽其前，使得视地，穿大布宽衣，拄杖而行，皆良家妇也。……至今漳州妇人称蔽首之布曰文公兜，衣曰文公衣，杖曰文公杖。”（15）
　　又有同时提到泉、漳州妇女喜用“文公帕”的记载：“毋论老少，出必以幅布蒙头面。”（16）
　　以上材料表明，罗巾遮面在下层妇女中普遍流行，决不限于腼腆少妇，中老年妇女出门同样也用巾帕盖头。在潮州，通常用来盖头的是黑色头巾，其中也有绣上精美图案的，而在闽南的泉、漳州，用来包首的大多是花巾（杂色帕）或蓝布。
　　在外地文人及官员的眼中或耳闻之下，潮、泉、漳州三地的妇女同时流行头巾遮盖头面的习俗，或称帕，或称兜（斗）；或以长长黑布蒙面，或以丝巾盖头，或以蓝布罩项，或用花巾（杂色帕）包首，俱以“文公”名冠之，其实同也，其理一也。于是就有了儒学正统“海滨邹鲁”的解释，有竹枝词为证：
　　道光年间，潮州潮阳县举人高风清作《潮阳竹枝词》其一：
　　归宁少妇上康庄，楚楚青衫别样妆。
　　半幅罗巾遮半面，果然邹鲁是潮阳。（17）
　　无独有偶，在漳州，黄子寅《清漳竹枝词》如是描绘：
　　花卉千般错绣文，盖头纱帕白罗裙。
　　海滨邹鲁今犹在，不见巫山一段云。（18）
　　这两首文人的竹枝词，实在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持赞赏的眼光，一样解释为“海滨邹鲁”风气的流衍。在泉州也有类似的说法：“妇女出门，向多以帕幂首，阔袖，执红漆杖。左宗棠曾称为‘邹鲁’遗风。”（19）
　　为何粤东闽南地区的女子要以巾帕遮面呢？这样的行为被解释为妇女避免抛头露面的一种做法，官修方志推断是理学教化在闽南粤东深入民间的结果，由是才有以上“邹鲁遗风”的说法。方志又深一层加以解释：“漳俗尤慎男女之别，妇女非有大故不相见。其有家者，微但嫂叔，虽翁舅不见也。有事者，富者以肩舆，贫者以布覆头壅蔽其面，男子导以往，不自行也。故闺门常谨，其地无妓女之属。”（20）民国《潮州志·丛谈志》在“韩公帕”条后加按语曰：“按礼曰，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是也，于此足见潮俗之淳厚有古风焉。”（21）
粤东闽南地区妇女巾帕遮面究竟起始于何时，据目今所见，康乾年间的漳州地区已见记载。康熙《漳浦县志》载：“（漳州府漳）浦人婚娶丧葬遵家礼，大抵皆文公遗教也，谓之‘海滨邹鲁’然哉。又城市中罕见妇女，间或有之，必以巾帕蒙面类北方，得古中原风俗之遗。”（22）龙溪县“妇人非有故，虽君舅小郎弗见也。家贫者出必以巾，男女之别尤兢兢焉。”（23）在漳州府长泰县，“邑男女之防最谨，非有大故不相见。女子出，富者以肩舆，贫者以巾裹头，未尝露面，男子导以行，有闺门不谨者则耻而绝之。”（24）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康熙乾隆年间，就已把头巾与礼教风化联系起来，但此时尚未统称头巾为“文公帕”，而且民间习惯称为“乌巾”，或称“网巾兜”，也未确指为朱熹治漳躬亲教诲之一端。从上面引用材料来看，大约到了清中后期，尤其是嘉庆道光以后才多以“文公帕（兜）”命名，对其解释才众口一词。
　　尽管清代士大夫或文人一再强调泉、漳、潮州三府妇女盖头巾是中原旧制、邹鲁遗风，是理学家教化的结果。然而，清代头巾遮脸更多的是贫家妇女的专利，其背后的事实是，这本是与中原有异的“弊俗”，其渊源向上可能要追溯至宋元时期潮州妇女“敞衣青盖”的异俗，向下可把今天之福建泉州惠安女的特殊服饰视作其遗存。
　　二、宋元文献记载与现今服饰遗存之印证
　　《永乐大典》引《三阳志》、《三阳图志》残文，于宋元时期的潮州风俗，留下一段简要而珍贵的记载：
　　其弊俗未淳，与中州稍异者，妇女敞衣青盖，多游街陌。子父多或另居，男女多混宴集，婚姻或不待媒妁。是教化未洽也，为政者可不思所以救之哉？”（25）
　　笔者惊奇地发现，其时潮州妇女“敞衣青盖”的装饰，竟然与今天泉州惠安女的形象存在惊人的相似！惠安女的独**饰，据陈国强等的研究，今天只分布于崇武城外、山霞乡和小岞乡、净峰乡三个半乡镇，可分为崇武、山霞类型和小岞、净峰类型两种。近二十年来大众传媒所表现的头顶缀花黄斗笠，头围缀花头巾，上身着短衣，露出银裤链、彩色裤带及肚脐的惠安女形象，主要是指崇武城外的。实际上，崇武城外现在的服饰是近百年甚至近几十年才改装的，大概是糅合了清末崇武城内妇女短上衣的特点，以花头巾和篾斗笠代替了旧时的黑帛“头篷”或布罩。（26）
　　宋元方志“敞衣青盖”之记载简略，以泉州惠安女的装束为参照，遂觉豁然开朗，再也明白不过的。“敞衣”即是敞开着的上衣或上衣短小而露出肌肤；至于“青盖”，就是蓝色或蓝黑色的盖头。此外，现今惠安女之头部服饰，与上述姚莹对清代漳州妇女“以蓝夏布一幅围罩其首及项”之“文公兜”形象的记载尤为吻合。

而中国最早的韵书——顾野王的《玉篇》是诞生于南朝的建康。其反映的是东晋南渡后，建康的官方语言，这种方言应当是洛阳官话的南方版，而这种官方语言在南方经历二百多年，不可能不受到南方方言——主要是吴语的影响。据说编纂之初就不合梁武帝的意，“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书详略未当，以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11]而《切韵》则诞生于隋朝的长安，也与北朝的洛阳方言也存在地域差别。因此这是两种有一定差异的官方语言。所以笔者认为汉语实际上存在着二元化——即南北汉语。
由于语音的变化、方音的影响，人们只依靠字典是的反切来掌握中古时期读音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笔者认为，北方方言以《切韵》，南方方言以《玉篇》为代表更确切。《洪武正韵》与《玉篇》有直接传承关系，而《平水韵》与《切韵》有直接传承关系。分别是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的代表。如源于《洪武正韵》的京剧韵白，将脸读为“jian”，战读为“zhian”，龙读为“liong”。[11]除了脸之外，其余两个字的读音，仍保留在闽南话中。
上述研究再次证明闽语白读音并非源于正统的古中原汉语。我国现代方言大都与《切韵》音系（也就是长安、洛阳话）存在着传承关系，但闽语白读音是所有方言中，唯一不与《切韵》存在直接对应的方言，与中原古汉语之间缺乏传承关系。用闽语白读音读唐诗宋词基本不顺口。朱熹的《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十八云：“闽浙声音尤不正”。因此从隋之前，“江东取韵，与江北复殊”的实际情况推断，闽南话的产生历史可远远追溯到南朝之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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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韩偓，过汀州，永乐大典[M]，卷之七千八百九十五，临汀志。
[10]据伦敦博物馆藏本切韵，参以王仁煦《切韵刊谬补缺》。
[11]（唐）姚思廉，梁书[M]，卷三十五·萧子显传。
[12] 杨振淇，关于京剧音韵的几个理论问题——与《京剧字韵》的编著者商榷，戏曲艺术[J]，19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