夸尔托号变身水上飞机母舰欧罗巴号
在对现有的商船进行市场分析后，意大利皇家海军选择了马尼拉号（Manila）货轮。1895年8月，这艘货轮在位于格拉斯哥的Charles Connell & Co at Scotstoun造船厂下水。 马尼拉号最初由位于加的斯的皮尼略斯·伊斯基耶多（Pinillos Izquierdo）公司经营，每月沿着利物浦 - 加的斯-马尼拉航线航行一次。 1898年美西战争的爆发迫使皮尼略斯·伊斯基耶多公司停止了运营，马尼拉号也被出售给了英国的唐纳森（Donaldson）公司，这家公司将其的名称改为萨拉喀亚号（Salacia），并在克莱德-蒙特利尔航线运行了数年。 在1912年，萨拉喀亚号卖给德国船东米夏埃尔·耶布森（Michael Jebsen）。 不过，她在德国商船队中服役的时间是短暂的：在1913年，在热那亚的意大利船东提托·坎帕内拉（Tito Campanella）购买了这艘船，并将她更名为夸尔托号（Quarto）。
她长约120米，总登记吨位为4113吨，净登记吨位为2636吨。夸尔托号的初始状态看起来跟当时的大多数商船差不多，几乎垂直的舰首，较短的艏楼和后甲板，以及中部两层高的上层建筑，其容纳有舰桥并支撑着两根烟囱。 夸尔托号的动力由三台燃煤锅炉和一台3000马力的三胀式蒸汽机组成，采用单轴推进。前后各有两个货舱，由中央的上层建筑隔开。当夸尔托号还是原来的马尼拉号的时候，有四根桅杆，其上共配置了两对方帆和两对纵帆。但在不久之后，这些桅杆就被两根更简易的桅杆替换，它们位于前后两个货舱之间。 1914年12月，由亚历山德罗·圭多尼领导的一个委员会到塔兰托海军造船厂（Taranto Naval dockyard）检查了夸尔托号。1915年1月9日，委员会向海军参谋部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中建议海军征用并在之后购买这艘船，因为他们根据夸尔托号的特点，判断其适合改装为一艘可以兼任水上飞机母舰和潜艇供应舰的多用途军舰。在

夸尔托号轮船（前马尼拉号，萨拉喀亚号）的侧视图和俯视图，在意大利皇家海军购买前的状态。 插图显示了这艘船的初始状态，有4根配有风帆索具的桅杆。

福楼拜曾说自己是人们的笔，我把自己看作人们的耳朵。当我走在街上，记录下听到的各种词汇、短语和感叹时，我都会在想，有多少长篇小说都无声的消失了，消失在黑暗中。
生活中的语言人们不善捕捉，这是文学无法占领的地带。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它引不起我们的惊叹和赞美。而我被它深深吸引，成了它的俘虏。我爱听人们交谈的话语……我爱听孤独的人声。。这是我最大的爱好和激情。
通往领奖台的路很长，几乎有40年那么长——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人，一个又一个的声音。说实话，我并不是一直有走下去的力量——很多次，人们让我震惊，让我恐惧。我也体会过狂喜和厌恶，我曾想忘记听到的东西，回到无知的状态。然而，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人的美好，为此喜极而泣。
我生活在一个从小就教我们死亡的国家。我们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一切，为了自我牺牲。我们被教导用武器去爱别人。如果住在另一个国家，我不可能走这条路。邪恶即残忍，你必须对它免疫。我们在行刑者和受害者中长大。即使我们的父母活在恐惧中，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通常他们什么也不说。我们生活的空气已经中毒。邪恶时刻在注视我们。
我写了五本书，但是我觉得它们其实是一本书，一本关于乌托邦史的书。
　　萨拉莫夫曾经写到：“我是这场宏伟斗争的亲历者，我们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复兴而战，最终却输掉了。”我想重现人们为建立理想国和乌托邦而斗争的历史，包括它 的成败得失。重现了人们如何想建立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历史。天堂！太阳之城！最后，所剩的唯有血海，和数以百万计人残破的生命。然而，曾经有一段时 间，20世纪没有任何政治的想法能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或十月革命为标志），一时间没有什么东西比共产主义更能吸引西方知识分子和世界各地的人民。雷蒙· 阿隆称俄国革命为“知识分子的鸦片”。但是共产主义的想法是至少两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关于理想国的设想中找到它；在阿里斯托芬斯“万物共享” 的梦中找到它；在托马斯·莫尔和托马索·坎帕内拉的思想中，在圣西门，傅立叶和罗伯特·欧文的思想中找到他。俄罗斯人骨子里有一种精神，推动这他们去试图 把这些梦想变成现实。
　　二十年前，我们在咒骂声和泪水中告别了“红色帝国”。我们现在可以更加从容地看待过去了，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争论还没有平息。新一代已 经在全然不同的世界里成长起来，但很多年轻人又开始阅读马克思和列宁。在俄罗斯的城镇也有专门为斯大林新博物馆，新的纪念碑已经竖起来了。
　　“红色帝国”消失了，但“红人”——苏维埃人，仍然存在，他们挺过来了。
　　我的父亲最近去世了。他信仰共产主义，他一直带着他的党证。我不能让自己用这个词“苏维”（sovok）贬损苏联心态的绰号，因为那样我的父亲、我的朋友以 及我身边的许多人，都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苏联的社会主义。他们当中不少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今天，他们会被称为被绑架的浪 漫主义者，或者乌托邦的奴隶。
　　我相信，他们所有人本来多可以过上不一样的生活，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苏联生活。为什么？我很长一段时间搜索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跑遍了前苏联的各个国家，并录 了几千盒磁带。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一点点地回顾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回顾它对人的影响。我发现人类其实是很小的概念，尤其具体到我 们每一个人。但在现实中，人使得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战后，西奥多.阿多诺在震惊中写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都是野蛮的”。我的老师Ales Adamovich——我今天带着感激提起他的名字——认为用散文叙述20世纪的噩梦是一种亵渎。你必须如实写下来。需要一种“超文学”。我相信尼采的话——没有艺术家能完全达到真实。
令我感到困扰的是，真实不是存在于一颗心灵、一个头脑中，真实某种程度上被分裂了。有很多个真实，而且各不相同，分散在世界各地。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人类对自己的了解，远远多于文学中记录的。所以我在做的是什么？我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思考和话语。我收集我所处时代的生活。我对心灵史感兴趣——日常生活中的心灵，被历史宏图忽略或看不上的那些东西。我致力于缺失的历史。
经常有人告诉我，我所写的不是文学，是文献。今天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我们的节奏空前地快。内容打破和改变了形式。一切东西都在溢出边缘：音乐、绘画，即便是文献中的语言也在逃离原本的边界。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见证者不是中立的。讲故事时，人们会进行加工创造。他们与时间角力，如同雕刻家面对大理石。他们是演员，也是创作者。
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想关注渺小却伟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在我的书中，他们讲述自己的小历史，大历史也从中展现出来。我们还没有时间来理解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出来。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表述出来。（但）我们害怕这样做，我们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我们的过去。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沙托夫在和斯塔夫罗金的对话一开始就说：“在无限无穷的世界里，我们是最后一次相遇的两个生物……别用那种腔调，像人一样说话吧。至少，用人的声音说一次话。”
我和我的主角们差不多就是这样开始对话的。人们从他们自己的时代发声，当然，他们不可能处于真空。但是，人类的心灵是很难抵达的，这条路被电视、报纸以及这个世纪的迷信、偏见、谎言弄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