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知识形态的生成根源于礼乐文化。礼乐文化本源上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地差序格局的宇宙秩序的体现。用礼和乐的诗的经典化，影响了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和生产方式。生成于礼乐文化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天然具有对和谐秩序的诉求，美善和谐、天人和谐、理性与感性和谐，是形成中国文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重要依据。 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作为独立知识门类的文学理论，今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不论其命名“诗学”还是文论，

中国文论知识形态的生成根源于礼乐文化。礼乐文化本源上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地差序格局的宇宙秩序的体现。用礼和乐的诗的经典化，影响了中国文论的知识形态和生产方式。生成于礼乐文化中的中国文学理论天然具有对和谐秩序的诉求，美善和谐、天人和谐、理性与感性和谐，是形成中国文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重要依据。 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并没有作为独立知识门类的文学理论，今人对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不论其命名“诗学”还是文论，

　　　　

文学院+语言与语言教育研究中心：
1.胡亚敏：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万人名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论，比较文学和叙事理论
2.王泽龙：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中国现当代诗歌，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中国现代文学史
3.黎杨全：青年长江学者：新媒介文化与文论、当代大众文化批评
4.付林鹏：青年长江学者：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谶纬文献研究、中国古代礼乐文化
5.姚双云：青年长江学者：现代汉语语法，互动语言学，国际中文教育
6.刘云：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语言学，文字学
7.苏晖：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欧美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戏剧美学和比较文学
8.高华平：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先唐（先秦——隋唐）的思想和文学，先秦诸子学与文学，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玄学、佛学）与文学
9.范新干：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汉语语音史

五 聚书与文学
下面考察一下南朝聚书风气对文学的影响。
其一、聚书、研书的风气，对文学起到了推进作用。《梁书·刘之遴传》：“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常共讨论书籍，因为交好。”[64]《陈书·虞荔传》：“美风仪，博览坟籍，善属文。”[65]当时的文章，包括诗笔，都根植于学术。
其二、促进了文章总集的产生，推动了文章学的发展。《梁书·江革传》：“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66]江革将奏议，弹文汇为总集15卷，对这两类文体的成熟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特别是大量江左总集的形成，说明士族东迁以来，逐渐融入南方文化，南北融合的文学传统逐步走向自觉。
其三、发展了颜延之等人的诗风，在梁陈时期形成了在诗文创作中使用新奇典故的流派。《诗品序》：“故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词不贵奇，竞须新事，尔来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拘挛补衲，蠹文已甚。”[67]《梁书·王僧孺传》：“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世重其富。”[68]《陈书·姚察传》：“终日恬静，唯以书记为乐，于坟籍无所不睹。每有制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见，咸重富博。”[69]将新典引入诗文中，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诗文的表现力。
数代聚书，到梁武帝时达到高峰，《隋书·经籍志序》：“梁武敦悦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70]至梁元帝萧绎，终成书劫。《颜氏家训·颜之推传》：“北于（方）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鸠合，通重十余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71]《隋书·牛弘传》：“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度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72]《通典·食货典》：“元帝惨虐，骨肉相残，才及三年，便至覆灭，坟籍亦同灰烬。户口不能详究。”[73]任昉、王融所倡导的以学问为诗、引新事入典的革新之路，由于缺乏文献基础，不可能再在士大夫中间发展下去。姚察的诗风，只能看成是这个诗派微弱的余波。
(限于版权与篇幅，注释全部省略，请参看原文)
原载：徐中玉郭豫适主编《古代理论研究》第31辑《中国文论的方与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65-176页

在两汉，儒家是以其信守之五经中的“礼乐教化”之术有对治“执法吏”之“虐政”之功，而荣获“独尊”的地位的。〔7〕卷17《汉纪九》随着“儒术独尊”的实现，五经之“文章”在“世儒”那里，也荣获“鸿重优雅”之美号。但是，在以“文儒” 自期的人士，例如王充那里，五经“鸿重优雅”之“文”实与“难卒晓睹”无别。而五经之文的“难卒晓睹”性除了给“世儒”以“碎义逃难”的方式，盲目继续儒书“九虚三增”之旧习——这种习气只能使“旧学（经学）暗而不明”、提供借口之外，对文儒“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毫无补益。不仅毫无补益，对文儒“精思著文连篇结章”还是一种有形的束缚和无谓的干扰。[注: 区分“世儒”和“文儒”，始于东汉的王充，见王充《论衡》第28卷《书解第八十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32页。“九虚三增”，见《论衡》第4-8卷，《书虚第十六》至《语增第二十五》，第55-134页。“九虚”：《书虚》、《变虚》、《异虚》、《感座》、《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是王充对“儒书”（经、纬、传、注等）不完善之文包藏的九大方面观念错误的揭露。“三增”：《语增》、《儒增》、《艺增》，则是王充对“儒书”之文不完善生成原因的分析。王充对“古书”之文对文儒思想陈述之束缚与干扰的切身感受，见《书解》、《案书》、《自纪》，《论衡》第28、29、30卷，第432，440，450页。]汉末以来，世儒之“碎义逃难”的“盲瞽、陆沉”习气虽遭斥弃，五经乃“道义之渊薮”的信念却未动摇。例如，身处“异端蜂起”思想文化语境中的葛洪，从“道义渊薮”上仍坚持比五经为天上“景星”拱卫的“三辰”，地上“林薄”依附的“嵩岳”。但对于五经之“建言修辞”，以“通人”自期的葛洪，则想恭维都找不出话来。至谓“经书”之“词鄙喻陋”，不仅与“子书”之“深美富博”形成鲜明的对照，就连五经里最有“华采之辞”的《诗》，与“汪博富”汉赋相比也如乌雀遇到凤凰。〔8〕《尚博·钧世》细抠起来，葛洪之言是有“片面性”的。[注: 以晚明袁宏道《雪涛阁集序》里的水落石出之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然也。妍媸之质，不逐目而逐时”科之，葛洪非笑《经》之文“词鄙喻陋”，“古”而不能“今”，与明代七子领袖李梦阳横责“今”之诗“疏卤浅俗”，“今”而不“摹古”，一样片面，甚至有过而无不及。]《文选序》显示，身处“古典型”精神氛围里的人，对《经》文之“词鄙喻陋”多有宽容。他们会在充分尊重精神生产日益细致分工的基础之上，严谨区分和努力把握不同精神生产领域各自不同的精神旨趣及与之相适应的语言风度，以“立意为宗”而不以“沈思翰藻”看待《经》之文。〔9〕《卷首》葛洪“词鄙喻陋”之说昧于“诗道沿时”文学观念和“言各有畛”思考法则，盲目以“能文为本”要求《经》而产生的偏见。不过，葛洪的“偏见”恰恰为《经》在思想智慧上的间接启迪之外，对文家“建立修辞”并无多少真正直接有用的技术帮助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佐证。葛洪夙引王充为思想同调，王充“有病而捧心”，葛洪“无疾而效颦”，“贵今”而“信目”，言出有因。然在尊经而信古的时代，也不乏葛洪的嗣响。《尚书》是五经之一，子夏叹为“昭昭”、“离离”[注: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宗经》注21引“黄（叔淋）注：《尚书大传》‘子夏读《书》毕，见于夫子。夫子问焉，子何为于《书》？子夏对曰，《书》之论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离离若参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商所受于夫子，志之于心，不敢忘也’”。按：《尚书大传》旧题汉伏胜撰，实乃其徒张生、欧阳生所录伏胜之遗说。按《汉书·儒林传》，伏胜于汉惠帝废秦《禁挟书令》后，授《尚书》于齐鲁间。欧阳生与张生同师伏胜。后，两家依伏胜遗说，各有传授。欧阳氏世习《尚书》。汉武帝始立五经博士，即置欧阳生的曾孙欧阳高为《尚书》博士，授欧阳氏之学。此时，上距张生、欧阳生从学伏胜，录其遗说，已60年。此60年，正是儒学一步步上升、五经一天天精致化的60年。在此60年里，《尚书》不断地被理想化，应在意料之中。另，清人郝懿行发现，《尚书大传》子夏“昭昭、离离”之叹，在《韩诗外传》里，子夏用以说《诗》。因而，科之孟子《尚书》之文不可尽信之说，指子夏“昭昭、离离”之叹，为汉儒在“儒术独尊”氛围里对《尚书》之文的历史想象，应不为过。]的“周诰殷盘”，韩愈却感到“佶屈聱牙”。〔10〕卷12《进学解》《春秋》是五经之一，号称“书法”谨严，“一字见义”，王安石却讥为“断烂朝报”〔3〕27，29；王安石之讥，竟然还得到儒学宗师例如朱熹的曲折呼应，和经学专家例如皮锡瑞的同情理解。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特辟专论《论“断烂朝报”之说不得专罪王安石，朱子疑胡传并疑公、，故于〈春秋〉不能自信于心》，为王安石辩解。〔11〕
I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