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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有罗盘比率尺的《明东西洋航海图》
古籍记载，诏安人吴朴所著《渡海方程》，曾记录从月港前往东西洋的航线。这本书首印于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比据说欧洲第一本水路簿《意大利口岸簿》早47年。从北往南，南太武延寿塔、云霄石矾塔、东山文峰塔、诏安祥麟塔等四大古航标，勾勒出了海商们出航的路线。
同时代的作家董谷将《渡海方程》记录在杂文集《碧里杂存》中。董谷提到，《渡海方程》有重要篇章讲述从月港出发前往东西洋的航线。
福建省海丝研究会原理事陈自强通过董谷这些文字，发现两本关于明代海外交通的著作《顺风相送》和《指南正法》，与《渡海方程》有着某些共性，并大胆推测两者都是《渡海方程》的传抄传世本。2008年，《明东西洋航海图》发现后，与上述历史文献记述的各种航线相符。由此，月港海商航线图基本可以确定。
2008年，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在清理馆藏时，意外发现一幅绢本彩绘的中国航海图。中国学者研究确认，它的成图时间应为明万历年间，即月港的鼎盛期，将其命名为《明东西洋航海图》。
据悉，这张富于传奇色彩的古地图，一直收藏在英国牛津大学博德立安图书馆。据博德立安图书馆中国馆馆长大卫先生介绍，此图的英文名为《雪尔登中国地图》。是由英国人约翰·雪尔登先生捐赠的。约翰·雪尔登曾是牛津大学的东方学家，后来成为著名律师，并在英国议会中负责海外贸易事务，对东方古代文献的兴趣与机会交集在他身上。大约在1654年左右，雪尔登从英国东印度公司购得此图。
这幅中国古地图在博德立安图书馆一直尘封。最早介入这幅中国古地图研究的中国学者——香港中文大学的钱江教授在论坛中表示，这幅中国古地图沉睡了350年。虽然它一直珍藏在博德立安图书馆里，但由于文化差异，英国人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关于这幅古地图的名字，很多专家学者也进行了深入讨论。北京海洋出版社社长、郑和研究专家刘义杰先生认为，这幅古地图原本没有名字，按传统应以藏者雪尔登作为图名，但这样的图名无法准确表达它的内容。
所以，中国学者首先要确认其成图时间和内容，而后再给它一个恰当的名字。刘义杰认为，它的成图时间应在明万历年间，将之与明代航海图进行比较后，可为这幅古地图命名为《明东西洋航海图》。
图 英国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明东西洋航海图》

这幅中国明代绢本彩绘地图绘制地域北起西伯利亚，南至印尼爪哇岛和马鲁古群岛，东达北部的日本群岛和南部的菲律宾群岛，西抵缅甸和南印度。图中标识22条航线，最远处到达忽鲁谟斯，即今天波斯湾霍尔木兹岛；阿丹，即今天红海口亚丁；法儿国，即今天阿拉伯半岛东南岸阿曼的佐法儿。
而所有航线的始发地，都指向了漳州河口的月港。
月港因其“外通海潮，内接山河，其形似月，故名月港。”明初，受倭寇侵扰，朝廷厉行“海禁”政策，泉州后渚港走向衰落，而月港因地处偏僻、管理松弛、交通便利，逐步代替泉州港成为民间贸易商港。后来逐渐得到发展，一时间“海舶鳞集，商贾咸聚”，月港成为唯一合法的民间海外贸易港口。
前后持续将近200多年，月港成为世界有名的重要商埠，盛期通商47个国家和地区，开辟了18条通向东南亚与西亚、拉美、欧洲国家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是明中后期东南沿海的海外贸易交通枢纽。它与汉唐时期的福州甘棠港、宋元时期的泉州后渚港和清代的厦门港，并称为福建古代“四大商港”。
图 明代月港东西洋航线、主要港口示意图

这幅被命名为《明东西洋航海图》的图上，标记的远至阿拉伯、南美、印度等航线的始发地，正是漳州月港。这些由月港出航的海外贸易商船出洋的航线大抵分为四种：东洋航道、西洋航道、台湾航道、内陆航道，而月港的海外交通航线主要有两条主线：东洋航线和西洋航线。“东洋”是指文莱以东的诸岛屿，“西洋”是文莱以西的南洋各地和南印度洋沿岸一带，即今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群岛地区。
不同于《明郑和航海图》，这幅地图在绘制技法上用虚线标绘制航线，并上下注于密集针位和更程里数。
同时，在图上方画上罗盘与比例尺，这在中国地图史上为首次。它一改在中国古代世界图上，中国永远处于中央，外国如弹丸小国，散落在周边。可以说，这幅图打破皇家的“天下观”，表达了民间的“海洋观”。而这种“海洋观”，是漳州月港海商所特有的。
虽然早在宋宣和元年（1119年），朱彧所撰《萍洲可谈》就记录了航海时应用指南针一事。但直到清代，中国航海图中仍没见到绘有指南针的航海图，这幅图填补了这一空白。
同时，从航行距离看，它还是中国第一幅实测式的远洋实用航海图。虽然明代的《郑和航海图》也是远洋航海图，但《郑和航海图》是山水画式的一字“对景图”，所反映的不是精确的地理方位。
而此图几乎具备了现代航海图的所有特征——绘有罗盘比率尺、海岸线描述准确、航线标示清楚、沿海口岸城市注记详实，甚至岛屿、礁沙都标示清楚。
专家还指出，此图还是中国第一幅明确绘出澎台与南海四岛准确位置的海图。
明代1556年刊刻的《筹海图编·舆地全图》和1605年刊刻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都曾不同程度地绘出了台湾岛。但仅以一个小圆圈标记，不仅形状不够准确，也没表现出它与福建的对应位置关系，更没描绘出台湾与澎湖的对应位置关系。
但在这幅航海图的泉州东南部，则明确绘出了澎湖列岛的圆形。并标注为“彭”。在澎湖之东又准确地绘出了台湾本岛，并以明代初期台湾古名“北港”和“加里林”标注出来。这种澎台的关系的描绘与标注是此前从没见过的，当属第一幅准确描述澎台的海图。
此外，这幅地图还明确完整地描绘标注出了南海四岛。在以往的学术论著中，通常是以《郑和航海图》上记录的“石塘”、“万生石塘屿”和“石星石塘”，做为南海诸岛最早的地图描述。
可是《郑和航海图》中的南海诸岛一是不完整，二是几个群岛扯成一线，缺少准确性。这幅地图的开创性意义在于，它明确标注出了南海四岛。即：东沙（“南澳气”）、西沙（“七州”）、中沙（“万里长滩”）、南沙（“万里石塘”），这是明代海图中所没有的。虽然这幅航海图没有官方背景，但它更证明了对于四岛的位置已为人所熟知。
但是这幅《明郑和航海图》却当成是“西方地图绘制技术影响”。也不想一想，月港的出现时间、航海路线在中国都很久了，据说“引进”西方地图绘制技术的时候，却偏偏没有度量衡换算，只有在满清的时候才出现度量衡换算问题。
这幅地图上的比率尺怎么处理换算问题呢？
徐光启、李之藻等中国信徒真是害人不浅，弄得已经有固定思维了，好像这些东西是西方“专属”的，至于能不能出现丝毫不考虑，完全相信。
之前看到过英国有《顺风相送》、《指南正法》，这又有《明东西洋航海图》的出现，此前说过西方一直在18世纪以前不会测量经度，不可能绘制的了航海图的，而这些国家却又各自有不同的“航海手册”，这就是中国的海道针经。
只是很多航海图国内已经失传，且从未见过，加上满清“文字狱”就更不可能见到了，唯独满清重用传教士，还能参与修改明史，这就能解释为什么西方图书馆里经常有很多中国未曾见到的各类史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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