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市场”
有用工需求无生存空间
对于这次“用工荒”，虎坊桥等人才市场相关负责人分析，往年春节后都会有短暂的“招工难”情况，但今年特殊一些。今年过年早，本来就天冷，又赶上这段时间降温，很多打工者还没出门，一定程度上加重“招工难”，“天暖和了，情况可能会好转一些”。
这些负责人也承认，北京生活成本提高，对低端打工者影响很大。年后用人单位普遍加薪，“多个二三百元，相比房租等快速上涨，对低端打工者吸引力并不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檀学文副研究员认为，相比其他城市，北京的“用工荒”情况特殊。作为一个超大城市，对从事低端产业的人员需求量本身很大。但随着城市发展，旧城改造，经济结构性调整等因素，都在压缩从事低端产业人员的生存空间，“主要体现在低端产业人员生活刚性成本不断增加，而收入福利涨幅较小上。”
檀学文称，这种矛盾还得政策和市场综合调节来优化，随着城市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经济的调节将逐渐起到主要作用。比如目前北京家政、保安等低端产业人员的工资、社保福利相对较低，求职者就可能选择不来。市场上招不到工人，有刚性需求的企业肯定会增加工资、福利来吸引从业人员，从而达到供求趋于平衡

目前，中国的城市建设高度依赖土地财政，各特大城市都热衷于依靠卖地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支撑城市开发建设。2013年，全国9个特大城市（未包括郑州、东莞）土地出让金总额高达9881亿元，相当于其财政收入的48.8%，其中南京最高为97.7%，武汉为65.4%，沈阳为59.8%，重庆为59.4%,上海为49.9%。
显然，特大城市的过度扩张是一种非理性的扩张，它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效应。首先，按照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中国现有的特大城市规模已经相当大。2012年，前述10个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平均城区人口规模为1036万人，平均城市建成区面积为791km2，平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为970km2。目前，这些城市大多已逼近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极限，有的已处于超载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特大城市的过度或超载扩张，将会带来人口、产业和要素的过度集聚，由此导致严重的集聚不经济，加剧资源紧缺、交通拥挤和房价上涨等“城市病”症状。目前，
已经成为各特大城市普遍面临的问题。据调查，北京、上海、天津、沈阳等特大城市上下班平均通勤（往返）时间已超过1小时，广州、武汉、重庆、郑州、南京、深圳等特大城市也在0.85小时以上，其中北京高达1.32小时，上海达1.17小时，天津达1.15小时（智联招聘和北京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2012）。虽然“城市病”并非是特大城市所特有的，但由于城市规模的过度扩张和膨胀，特大城市的“城市病”往往更为严重。正因为如此，“城市病”也常被称为“大城市膨胀病”。其次，特大城市“摊大饼式”的过度外延扩张，导致城市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生物多样性持续减少，周边农田、自然植被和湿地不断被钢筋水泥丛林吞噬，城市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增大。再次，特大城市的过度扩张以及人口、要素和产业的过度集聚，将导致城市尤其是城市中心区密度过高，而过高的密度不利于居民健康，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宜居性，以至于有学者认为这些“巨型城市”是不宜居的（余柏椿，2007）。此外，各种经济活动向特大城市过度集聚，在某种程度上也剥夺了大量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机会，由此将加剧地区和城镇之间的不平等
长期以来，为防止特大城市过度扩张，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各级政府主要采取“堵”的办法，即限落户、限购车、限购房等，这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并非长效之策，而且这种限制大多是针对外来人口制定的，具有明显的歧视性质。未来的政策导向应坚持“堵疏结合、以疏为主”，对特大城市过度扩张实行综合治理。所谓“堵”，不是限制外来人口落户，而是限制供地，实行更加严格的产业准入标准；所谓“疏”，就是去功能化，实行功能疏散，并依靠功能疏散引导产业、岗位和人口疏散。这样，通过“一堵一疏”，推动特大城市实现转型升级，逐步向高端化、服务化、国际化、融合化方向发展。
一是确定规模控制的方向。对于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依据，严格控制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设置城市规模的“天花板”。对于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要以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依据，防止城市人口和建设用地规模过度扩张。特别是，在GWY颁布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后，除4个直辖市外，只有广东、湖北、河南、辽宁、江苏5个省份具有特大城市，要防止各省区不顾客观条件人为打造特大城市的倾向。
同时，要尽快制定并颁布市辖区的设置标准，严格控制市辖区的增加，禁止整县改区和撤市改区，防止大城市过度扩张和无序蔓延
二是实行去功能化战略。现有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除东莞外，均为直辖市、副省级市和省会城市。这些城市行政等级高，所承担的功能多，大多为各种功能汇集的全能型中心城市。对这些特大城市来说，要防止其过度扩张，合理控制城市规模，就必须实行去功能化，区分核心功能和非核心功能，在确保和增强核心功能的基础上，推动部分非核心功能向周边地区和中小城市转移扩散，促进城际公平和区域协同发展。各特大城市要放弃大而全的传统思维，在舍与得之间做出抉择，有舍才有得。在当前承载能力和发展空间日益受限的前提下，去功能化是特大城市实现转型升级的前提条件和重要保障。因为只有非核心功能疏散了，才能确保相关产业、岗位和人口疏散，由此腾出更多精力抓好转型升级，从根本上医治特大城市膨胀之恶症。
三是明确城市增长边界。城市不单纯是各种生产活动的集聚地，更是人们居住、生活和休闲的美好空间。从生产、生活、生态相协调的角度看，城市的规模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必须明确划定城市的增长边界（Urban Growth Boundary），促进城市有序、有度发展。对特大城市而言，既要依据综合承载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确定城市建设用地的“终极规模”；又要根据自然条件、交通状况、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保护耕地和生态环境的需要，明确划定城市开发的具体边界，以此作为区分城市与乡村、城市化地区与周边生态开敞空间的分界线，防止特大城市过度扩张和无序蔓延。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超载或接近超载的特大城市，要实行城市建设用地“零增长”。在这种情况下，重点是通过低效产业用地再开发和用地结构调整，提高产业用地效率，增加居住用地和生态用地比重。
四是合理划定生态红线。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目前中国各特大城市均已呈现出“区域化”的态势。特大城市区域大都交通区位条件优越，地势平坦，分布有大量优质耕地、农田、湿地等，要立足长远，明确划定耕地红线、湿地红线和生态红线，切实保护好耕地、湿地和生态空间，推动形成特大城市区域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的发展格局。要率先在特大城市周边地区划定永久基本农田，率先开展耕地保护补偿试点，率先探索在城市区域建立横向生态补偿的新型体制机制。目前，一些特大城市的开发强度已经过高，如深圳高达40%。各特大城市一定要合理控制开发强度，设定开发强度的“高限”和生态空间的“底限”，不能随意变更和突破。
五是推进区域协同发展。人口、产业和要素向特大城市高度集聚，与特大城市和其他地区在发展机会、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巨大差距紧密相关。从国际经验看，英国、法国、日本、韩国等为控制伦敦、巴黎、东京、首尔等特大城市的过度扩张，大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疏散战略，以解决经济过密与过疏问题。显然，要解决特大城市的过度扩张问题，关键在以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之外, 国家层面的区域政策更为重要和根本（檀学文，2006）。如果单纯从城市群的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各个中心城市“摊大饼式”的外延扩张，很容易使各个“大饼”叠加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的“大饼”，由此出现整个城市群地区超载的状况。为此，特大城市的功能疏散需要从城市群和全国范围两个层面展开，既要推动特大城市中心区产业、人口和要素向周边地区和中小城市扩散，更要加快推进其他地区尤其是远离城市群的欠发达地区发展，逐步推动形成全国国土适度均衡开发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