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门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
　　“冷遇”之一是知名度偏低、读者偏少、读者面偏窄。这是相较四大名著里的其他三部而言的。日本的普通读者大多知晓《水浒传》、《三国演义》（日本称为《三国志》）、《西游记》，但对《红楼梦》却知者寥寥，知道的多为有过中国语言文学学习或研究经历的知识分子阶层。其他三部名著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很容易吸引一般读者，《红楼梦》却并非以情节取胜。此外，《红楼梦》将中国语言文字的美用到了极致，大量诸如谐音、双关、拆字等对汉字音、形、义的出神入化的运用，乃至各类文体、风格不一的韵文等，即便是最好的译本，也很难还原其中效果，读者的审美享受从而会大打折扣。
　　“冷遇”之二是改编、翻案相对较少。在日本文学中,有很多作品是通过模仿中国文学的作品而创作出来的，被称为“翻案文学”。改编和翻案是衡量一部文学作品融入他国文学、文化之广、之深的重要标志。《水浒传》从江户时代开始就有不少翻案文学产生，最具代表性的古有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今有北方谦三的《水浒传》；吉川英治改编的《三国志》在日本耳熟能详；《西游记》被日本多家电视台翻拍成电视剧。而且，还产生了大量以这三部名著为题材的动漫、游戏等。如前所述，《红楼梦》对日本文学虽有一定影响，但极其有限；虽有改编，但改编作品从历史、数量、知名度而言都不能与其他三部相提并论。不仅是因其在日本的知名度较低，还因其人情小说的特质导致难以改编。
　　“冷遇”之三是专门研究者的缺乏。其实日本的红学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孙玉明的《日本红学史稿》作了详细的梳理与论述。其中，伊藤漱平是日本红学界的泰斗。五卷本的《伊藤漱平著作集》里有三卷是他的红学研究成果。此外，日本诸多知名的汉学家都有关于《红楼梦》的论述，但皆是蜻蜓点水、点到即止，像伊藤漱平这样专注、持续研究《红楼梦》的学者凤毛麟角。《红楼梦》在日本的中国白话文学研究领域里属于冷门研究，热门是《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日本的汉学研究注重版本考证，《水浒传》《三国演义》早期是以刻本流传的，版本考证集中在各类刻本上，而《红楼梦》早期是以抄本流传的，再加上后四十回的续书说，导致版本考证工作主要围绕各类脂抄本展开，而日本学者想要看到和辨读这些抄本都非易事。

相关红学索引还有如下一些：
《书海寻〈梦〉录（一）——非“红学”专书中的曹雪芹与〈红楼梦〉研究目录》及续篇，余力，《红楼梦学刊》2004年第1、2辑。该目收录1973至2003年9月间公开或自印的不以“红学”、“红楼梦”或“曹雪芹”为书名的图书中所载的红学文章，共收录相关红学文章208篇。
《台湾〈红楼梦〉研究书目》，胡文彬编，载其《红楼梦与台湾：跨越海峡的记忆》，白山出版社2009年版。该目“据历年所购与友朋所赠台湾红学书籍登记卡片整理而成，其中有少量图书则是据有关书目著录”，分版本和论著两部分，收录1949年至2002年间台湾地区出版的各类《红楼梦》书目，其中论著包括学位论文。在编排上，“依出版年月先后为序”。[29]
《〈红楼梦〉英文译本及论著书目索引》(1830 -2005)，杨畅、江帆编，《红楼梦学刊》2009年第1辑。该索引根据相关书目及文章辑录“1830 至2005 年间对《红楼梦》进行译介或讨论的英文作品、专著、文章以及专著析出章节的书目近两百种。其中20 世纪80 年代以后的近百种相关论著是国内相关研究较少提及的, 能有效地补充国内《红楼梦》英文译介史研究的空白”。对所收译本和论著，按出版年份先后排列。
同类索引还有张玉萍的《〈红楼梦〉语言学论著索引》(1987—2005，《红楼梦学刊》2005年第4辑)、船越达志的《日本红学论文目录》（ 1990—2006 年，《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6辑）、孙玉明的《日本〈红楼梦〉研究论著目录》、《〈红楼梦〉日文译本一览表》（载其《日本红学史稿》，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版）、耿晓辉、张甜甜的《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研究资料索引》（载曹立波、周文业主编《一百二十回〈红楼梦〉版本研究和数字化论文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惠的《美国红楼梦研究论文论著：1960—2006》（载其《红楼梦研究在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孟丽的《〈民国时期云南报刊中的红楼梦研究论文索引〉辑补》（《红楼梦学刊》2015年第6辑）等。特别是国外红学研究著述索引的编制，为国内学人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信息。
吴克岐的《忏玉楼丛书提要》亦在这一时期影印出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该书是最早的一部《红楼梦》书目提要，收录相关著述六十二部。
随着红学研究的日渐深入，研究者关注的问题也更为专精，尽管已有一些红学目录、索引著述的出版、发表，但还难以满足研究者的实际需要。时下虽有中国知网、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等大型数据库和网站可以利用，但它们收录还不够全，检索方式也有局限，仍难以代替编排科学、符合专业需要的专题索引，在此方面尚有很多工作可做。

回复：178楼
日本红学史稿是他写的吧
呵呵

礼、 梅玫、顾鸣塘、王伯英、王政、王悦、万萍、罗宪敏、俞晓红、刘宏 彬等人都在八十年代发表过有影响的论文或参加组织红学活动， 其中有的 作者其论文后来结集出版。 海外的红学研究最有影响的红学家是组织了第 一次国际红学讨论会的美国的周策纵， 他的红学研究兴趣主要在考证方面 。 美国的唐德刚、澳大利亚的柳存仁、日本的伊藤漱平、松枝茂夫、前苏 联的孟列夫（缅希科夫）、 李福清（里弗京）和庞英等都是有影响的红学 家， 前四人的研究成就主要在考证方面，孟列夫是俄译本《红楼梦》的翻 译者，并和李福清首先报导了列藏本《石头记》的消息。 庞英发表过研究 列藏本《石头记》的系列论文。 对《红楼梦》文本之思想艺术研究表现出 不凡水平的红学家要数香港的宋淇， 他对《红楼梦》文本解读的许多见解 具有长远的启发意义。 香港的梅挺秀、马力、潘铭燊等都是活跃的研究者 ，潘铭燊曾主编《红学文摘》，沟通两岸三地的红学研究。 台湾的康来新 组织过两次来大陆的“《红楼梦》之旅”活动，有一定影响。 此外还有一 些散居世界各地的海外汉学家， 或运用西方的某种理论解读《红楼梦》， 或把《红楼梦》译成各种文字出版， 或介绍宣传红学知识，都起到了促使 世界人民加深了解曹雪芹和《红楼梦》的作用。 截止２０世纪末，《红楼 梦》已经被全译成２３种文字， 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并通过阅读这部作品而了解伟大的中华文化奠定了文本基础。 从１９８ ７年到２０００年底， 《红楼梦》研究呈现出更强的社会性、广泛性和多 元性态势。 传统的红学界争论着墓石真伪、脂批本真伪、曹雪芹祖籍、《 红楼梦》“二稿合成”等“考证”层面的问题， 显得很热闹，同时各种资 料的发掘发现工作更为深入。 但更多的红学论文和著作已经不把注意力局 限在这些方面了， 一些比较年轻的研究者开始热衷于引进西方的各种文学 、文化和哲学思潮来解读《红楼梦》， 对《红楼梦》感兴趣的各种不同领 域的读者都写出他们对《红楼梦》的理解和感受， 问鼎红学一阵后就退出 红学，你进我出他来，红学的大门更敞开了，出入也更随意了， 越来越显 示出市场化和大众化的倾向。 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双飞翼》和 评点本《红楼梦》表现了一个睿智的作家对《红楼梦》的解读， 发生了较 大的社会影响，但毕竟不是专家的研究，也有其局限性。 比较有一定学术 含量或智能闪光的， 论文如罗纲和陈庄合撰的《伟大心灵的艺术投影》（ 《〈红楼梦〉学刊》１９８７年第２期）和作家陈村的《意淫的哀伤》（ 《文学报》第４３０期）等， 著作如林方直《〈红楼梦〉符号解读》、李 劼《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 周书文《〈红楼梦〉的艺 术世界》、李一之《〈红楼梦〉艺术与珍奇》、 郭若愚《〈红楼梦〉风物 考》、 刘上生《走进曹雪芹——〈红楼梦〉心理新诠》、孙爱玲《〈红楼 梦〉对话研究》、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王彬《〈红楼梦〉叙事》、冯 子礼《从美的角度审视大观园文化》、 陈益源《从〈娇红记〉到〈红楼梦 〉》、 梅新林《〈红楼梦〉哲学精神》、吴竞存《〈红楼梦〉的语言》、 赵建忠《〈红楼梦〉续书考》、 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周五 纯《〈红楼梦〉人物新论》、 王人恩《〈红楼梦〉新探》、陈曦钟《〈红 楼〉疑思录》、 李广柏《曹雪芹传》、陈维昭《红学与二十世纪学术思想 》、 周思源《〈红楼梦〉创作方法论》、饶道庆《〈红楼梦〉的超前意识 与现代阐释》、 王关仕《微观〈红楼梦〉》（台湾）、皮述民《苏州李家 与〈红楼梦〉》（台湾）、梁归智《箫剑集》等。 此外一些老红学研究者 

第九次论战：《废艺斋集稿》的真伪 《废艺斋集稿》是曹雪芹的一部佚著，1973年，吴恩裕在《文物》杂志第二期上以《曹雪芹佚著及其传记材料的发现》为题，发表长篇介绍文章，曾在红学界引起轰动。据吴先生说，这部佚著共分八册：第一册是关于金石的；第二册题目是。《南鹞北鸢考工志》，专讲扎、糊、绘、放风筝；第三册讲编织工艺；第四册讲脱胎工艺；第五册讲织补；第六册讲印染；第七册讲雕刻竹制器皿和扇股；第八册讲烹调。原稿系抗战时期一个日本商人金田氏从一清皇族手中所买，借给在北京北华美术学院任教的日籍教师高见嘉十。向吴先生提供材料的抄存者孔祥泽，是高氏的学生。现存留下来的部分，有《集稿》中《南鹞北鸢考工志》的彩绘风筝图谱摹本、扎绘风筝的歌诀、“考工志”的自序、董邦达为“考工志”写的序言，和曹雪芹的一首《自题画石》诗，还有敦敏写的一篇《瓶湖懋斋记盛》。雪芹在“自序”中称，他编写《南鹞北鸢考工志》，是“为今之有废疾而无告者”；董序亦说：“曹子雪芹悯废疾无告之穷民”，如是，则《红楼梦》作者的思想可见一斑。敦敏的《瓶湖懋斋记盛》，更记录了雪芹晚年与下层劳动人民接触的一些情形。如果这些材料真实可靠，对研究曹雪芹思想，进一步理解《红楼梦》的创作，无疑有重大意义。 红学界很多人看了吴恩裕的介绍，都认为可信，希望《废艺斋集稿》未发现的部分能够重新找到。日本新闻媒介为此作了报道，以便在日本发现有关线索。但也有不少研究者持怀疑态度。1973年5月，陈毓罴和刘世德写出了质疑文章，对吴恩裕的发现提出种种疑点。他们说从遣词造句和文章风格上看，“曹序”、“董序”、“敦记”三篇文字如出一人之手，因而不可能是曹雪芹、董邦达、敦敏的手笔。至’于《自题画石》诗，他们从富竹泉的《考架室诗草》中找到了该诗，而向吴恩裕提供《废艺斋集稿》线索的孔祥泽，就是富竹泉的外孙。因此《集稿》的真实性便值得怀疑了。 当陈、刘质疑文章的油印稿在红学界传阅的时候，胡文彬和周雷即写了一篇《曹雪芹佚著废艺斋集稿析疑》，就陈、刘提出的守制问题、文字问题、物价问题、诗风问题、天气问题等疑点，详加剖解说明，倾向于新材料是可靠的，不赞成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予以否定。后来陈、刘以《曹雪芹佚著辨伪》为题，将质疑文章发表在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不久，吴恩裕的回答文章在第四辑《中华文史论丛》上刊出，题目是《论废艺斋集稿的真伪——兼答陈毓罴、刘世德两同志》。吴文除就陈、刘文中的疑点加以辨析和解释外，还在文末写了一节“最后不能不说的话”： 老实说，我得很努力压抑自己的感情才能读完陈、刘的文章。文中超乎辩论范围的用语是那样多，意气那样重，自信那样强!我本想心平气和地回答他们，但是做起来很困难。 今后，希望我自己和陈、刘两位，以及所有进行学术讨论的同志们，都应该以所讨论的问题为共同“攻克”的目标，把讨论的两方看成从左右两翼向难题进攻的力量。攻下了目标，解决了问题，才是胜利。 吴恩裕的文章写于1979年6月，还未及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刊出，他就在同年12月2日遽然逝去。后来虽然又有几篇探讨《废艺斋集稿》真伪的文章见诸报刊，包括日本学者伊藤漱平写的长篇札记，但吴先生已不可能再做出回答了。提出的守制问题、文字问题、物价问题、诗风问题、天气问题等疑点，详加剖解说明，倾向于新材料是可靠的，不赞成在证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予以否定。后来陈、刘以《曹雪芹佚著辨伪》为题，将质疑文章发表在1979年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第一辑上。不久，吴恩裕的回答文章在第四辑《中华文史论丛》上刊出，题目是《论废艺斋集稿的真伪——兼答陈毓罴、刘世德两同志》。吴文除就陈、刘文中的疑点加以辨析和解释外，还在文末写了一节“最后不能不说的话”： 平心而论，无论证明《废艺斋集稿》是假。还是相信是真，都感到论据不甚充分。不过现在人们已不再提起这桩讼案了，也许是材料不足之故罢。

黄安年文
红楼梦著作权的争论由来已久,自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考得有关曹学芹家世及同时代许多友人及知情者的相关证据,特别是与石头记同时流传的“脂砚斋评语”所提供的材料,确认曹雪芹为《红楼梦》作者，这一结论已为学界和民众广泛接受。质疑声虽一直存在，但不足以动摇这一实证结论。今年是纪念红楼梦著者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如果《红楼梦》的作者不是曹雪芹，那么纪念之说也就没有意思了。然著作权问题又被热炒，其中以洪昇明末清初大文人《长生殿》作者）说影响最大，港报所载冒辟疆说(《石破天驚紅樓夢作者不是曹雪芹？！》，
学术交流网发表了梅节先生的《谢了，土默热红学！》一文。
前言
受了内地朋友的怂恿，花了四十八大圆买了本新出的《土默热红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下所注引文页数即该书页数）。作者据说是位学者，研究明清史半个世纪，“信奉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教书之信条，靠历史混饭，靠学生捧场；淡泊名利而名利无缺，活得还算体面滋润。”（自序）业馀写点红学研究，岂料“厚积薄发”，文章一出而天下惊，“不仅中国大陆媒体愈炒愈热，美国、日本、新加坡以及中国港、澳、台之媒体也纷纷转载，各路高人评论热烈，强烈要求出书”。（自序）土默热先生俯纳舆情，在所撰文章中选出五十篇编成《土默热红学》出版。以自己的名字作标签，像“王麻子剪刀”一样，当然是出於对自己品牌的信心，当然也想藉产品使自己名垂不朽。他的高足秦轩先生预言，土默热红学是“一枚已经出膛的重磅炮弹”，将使“传统红学的几乎全部领域，来了个一锅端，一勺烩，统统横扫，全部推翻”；“土默热红学大厦”，“终于正式在中国红坛耸立起来了”。
洪升的《红楼梦》著作权被曹雪芹盗用
土默热自称是索隐派。他认为《红楼梦》是抒发“明清改朝换代兴亡感叹的作品”。这是新老索隐派蔡元培、潘重规先生等的陈词旧套，不值得花时间去讨论。他的最大突破，是考证出《红楼梦》作者是清初洪升 。至於洪升的《红楼梦》怎麽会落到北京曹雪芹之手，被他一囘囘抄出来拿去换“烧鸭南酒”吃，（P499）则颇为曲折离奇。土默热的故事是这样的：
洪升和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私交甚笃。在六十嵗那年，应曹寅约请，带著《红楼梦》手稿“行卷”来到南京织造府，在这里畅演了三天《长生殿》。曹寅看了洪升的“行卷”後，大受感动，答应为老朋友的作品出版“问世”，有曹寅《赠洪昉思》诗为证。洪升归途中酒醉落水而死，手稿从此落在曹家。曹寅没有完成老朋友的心愿也病死了，後来曹家被抄，举家返回北京。一个甲子後，曹雪芹翻出了洪升的手稿，阅读之下感到与自己家事迹类似，产生共鸣，於是开始五次“披阅增删”，传抄问世。
《土默热红学》曾六、七次全文引用曹寅《赠洪昉思》，作为洪升创作《红楼梦》、手稿流落曹家的铁证：
惆怅江関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著书恐惧成。
礼法谁曾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
纵横捭阖人问世，只此能消万古情。
怪不得土默热这麼“热”，原来他发现《红楼梦》的真正作者！
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发表，红学界和文史界逐渐接受“《红楼梦》前八十囘为曹雪芹所作”的结论。这有早期脂评及永忠、明义等人的题红诗为证，秦轩先生说是“约定俗成”，是无知妄说。但胡适的另一个结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则随著众多曹家史料的发现而受到怀疑。曹雪芹出生时，曹家荣景已逝，不久又被抄家，他没有享受过贾宝玉那样的生活，不具备创作《红楼梦》的条件。有些“自叙传”说的信奉者要发掘《红楼梦》的“原创作者”，黄且、戴不凡、吴世昌诸先生文革中就开始找寻“石兄”，企图为漏洞百出的“自叙传”说补锅。有人还找上苏州李家、丰润曹家。但三十年来并无所获。戴不凡曾找了个没面目、有姓无名、“生平待详”的“曹□”，好像复制人，为红学界所拒。现在土默热居然在杭州找到了，有鼻子有眼，原来就是鼎鼎大名的洪升，《长生殿》的作者！“曹雪芹的在《红楼梦》身上欺世盗名的恶劣手法，使洪升的著作权被盗用了二百多年，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悲剧。”（P531）土默热先生终於把这个案翻过来了，“彻底颠覆”了“曹家店”。（前言）
我一边看一边冒冷汗。《楝亭集》我也看过，怎麽就一点看不出《红楼梦》著作权的窃夺呢？我之不学固不足论，怎麽蔡元培、胡适之、潘重规、王利器等老先生对曹家史料字字爬梳，句句钩稽，竟也瞧不出来，这是怎麽说？我赶快从书堆中把上海古籍影印本《楝亭集》找出来。《楝亭诗钞卷四》有这首诗：
读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赠一首兼寄赵秋谷赞善
惆怅江関白发生，断云零雁各凄清。
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恐惧成。
礼法谁尝轻阮籍，穷愁天亦厚虞卿。
纵横捭阖人间世，只此能消万古情。[1]
土默热做手脚删改曹寅原诗
开始我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土默热的引诗和曹寅原诗有这麼多异文，而且关系重大：
第一， 土默热删改了曹寅原诗的诗题“读洪昉思稗畦行卷感赠一首兼寄赵秋谷赞善”。土默热不断声诉，洪升赴江宁带去一“行卷”，这个“行卷”就是《红楼梦》原稿。但曹寅的诗题，讲的明明白白，洪升带去的是“稗畦行卷”，他读的也是“稗畦行卷”。“稗畦”是洪升诗集名字，亦兼以为号，怎麽变成《红楼梦》“行卷”呢？土默热删改诗题，看来是要掩盖某些内容不想让读者知道。
第二， 这首诗虽是“感赠”洪昉思，亦“兼寄”同案的另一位朋友赵执信。这很重要。俗语说，“六耳不同谋”， 说明曹诗并非谣言秘语，更无私下承诺；说明洪升带去的是“稗畦行卷”，不是“百万字”的黑书。赵秋谷是二人朋友，等於是见证人。现在土默热将原题砍去，改《赠洪昉思》，三人变俩，两人官司，土默热 “砌生猪肉”， 咬定曹寅收了洪升的《红楼梦》行卷，曹寅很难辩白清楚。
第三， 颔联“称心岁月荒唐过，垂老文章恐惧成”，洪升年轻见逐於父母，中年见逐於君上，在国子监蹲了二十多年，不得一第，却去写院本打戏，曹寅指为“荒唐”，是原则性批评。[2] 但晚年戒慎戒惧，一归於正，文章有成，不负此生，替他讲了好话。“文章”此处指诗文。韩愈《调张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3] 与诗题“读稗畦行卷”扣紧，与上联之“称心岁月”对仗。土默热把“文章”改为“著书”。“著书”自不能解释为做诗，联系“恐惧成”，就可引申为晚年秘密写书——创作眷怀胜国的《红楼梦》。土默热心思缜密，似不经意就完成了移花接木、掉包插赃的准备功夫。
第四， 土默热把“纵横捭阖人间世”改为“纵横捭阖人问世”，当众对曹寅施暴。曹寅末两句诗表达的意思是，文人无权无勇，在现实生活中做不了什麼大事，但在文化艺术领域，才人笔底，傀儡场头，却可施展自己的抱负。挥斥古今，激扬清浊，写儿女之情，述家国之恫，此亦足抒发我辈之胸襟怀抱，而洪升做到了。但土默热不管原诗的意思、不管平仄和词语结构，改“人间世”为“人问世”。指“纵横捭阖人”为曹寅，“问世”为曹寅答应资助《红楼梦》出版，“用来表达我们之间的万古深情”。（P527）在土默热导演下，《红楼梦》“行卷”也就留在江宁曹寅处。曹寅交友不慎，祸延子孙，曹雪芹“十年辛苦”创作的成果，眼看就被转账到洪升名下。
严格说，土默热自称索隐，其实是做案。我所以把他的手法和步骤详细介绍出来，是让读者明白他的“红学大厦”是用什麽料和怎麽样砌起来的。红学是当代显学，趋者若鹜。有些人急於上位，哄擡造势，不择手段。他们视红海为名利渊薮，却不知风高浪急，随时可以没顶。马克吐温说过，因为大家意见不一致，才有赌马。我们也可以说，因为大家对《红楼梦》意见不一致，才有红学。红学千门万户，共识甚少，是非多多。有考证派，有阐释派，各有地盘又互相瞧不上。但不论什麼派，有一条行规必须遵守，就是不得作伪。红坛自可吹牛拍马，考证尽可“风马牛”，阐释“指鹿为马”（这仍属学术范围），但不能“造马”。如果你把鹿角锯掉，装上一条大尾巴，拍成照片，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你发现马的新品种，这就是“造马”，构成欺诈罪。红学如允许“造马”，红学就变成“哄学”。土默热也真够大胆，可能还是个法盲。他篡改人家祖父的原诗，又据改诗进行“合理推论”，要定人家孙子“盗用”（红楼梦）著作权之罪，青天白日，这不成了和尚打伞！幸亏曹寅已死，否则反控他盗改文书、栽赃诬陷，土默热先生不仅做不成什麽红学家，恐怕要洗乾净屁股准备坐牢。

《《《《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红楼梦》》》》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中国近百年来的学术界，很少有一门学问像《红楼梦》研究这样，既吸引大批学有专攻的专家学者，又为一般的读者和爱好者所倾倒；而且历久不衰，学术发展过程，大故迭起，雨雨风风，《红楼梦》里仿佛装有整个的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因林黛玉焚稿断情而疯癫，埋怨母亲“奈何烧杀我宝玉”，固是辗转流传下来的文坛佚话，未必尽真；现在深研红学而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或者突然宣布自己于红学有重大发现的“红迷”，却代不乏人。甲骨学和敦煌学，在世界上有东方显学之目，如果说红学已成为当代显学，自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1980年春天，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召开国际《红楼梦》研讨，中国、美国、日本、加拿大、英国、新加坡及我国台湾省和香港地区的红学家，共八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五十多篇。 1986年6月，第二次国际《红楼梦》研讨会在哈尔滨举行，由哈尔滨师范大学和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共同发起，到会的各国学者超过百人，宣读论文九十多篇；同时举办《红楼梦》艺术节和中国文学讲习班，内容丰富多彩，盛况超过前次。国内全国规模的《红楼梦》学术讨论会，第一次于1980年在哈尔滨召开，一百三十多人与会，提交论文七十多篇，并成立了红学的大型学术团体——中国红楼梦学会。自那以后，1981年在山东济南、 1982年在上海、1983年在南京、1985年在贵阳，接连举行四届年会。每次代表人数均在一百五十人以上，论文一次比一次增多，贵阳会议提交论文数达九十多篇。中国艺术研究院设有专门的红学研究机构《红楼梦》研究所，聚集了一批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红楼梦》研究论文的专刊也有两个：一个是《红楼梦学刊》，邀集三十二位知名红学家组成编委会，每年出版四期，自1979年创刊以来，已出版三十四期；另一个是《红楼梦研究集刊》，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已出版十三辑。这两种刊物每年发表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在二百万字以上，吸引了大批《红楼梦》研究者，拥有各自的读者群。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以后，辽宁、江苏、上海、贵州、黑龙江等不少省市相继成立分会，有的分会印行交流刊物，也常常有好文章和有价值的资料披露出来。 说到这里，我们还须提到，早在上述红学专刊问世之前，由潘重规先生指导的香港中文大学《红楼梦》研究小组，已编辑出版了《红楼梦研究专刊》，1967年创办，至1973年，共出版十辑，赵冈、周策纵、柳存仁、方豪、陈庆洁、李治华等许多红学专家为之撰稿，与内地的红学热成互相辉映之势。台湾虽没有研究《红楼梦》的专门刊物，散见于报刊杂志的各类论文和出版的专书，数量相当可观。红学早已超越了海峡的波澜，因为《红楼梦》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人为的域区阻止不住文化的传递。清嘉庆年间京都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今天则有“红水泛滥”之谑。后者虽略含讥讽，却也反映了红学的圈子逐渐扩大并进而普及于社会的实情。 1987年夏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长达三十二集的《红楼梦》电视连续剧，影响所及，红学一时文热了起来，街头巷尾聚谈不已，红学书籍处处罄销。即使曹雪芹在世，他也会对二十世纪中国的红学热感到惊异罢。何况《红楼梦》作者并不认为自己会有好的命运，书里面随时流露出一种前途无望而又无可如何的消极情绪。第一回写英莲出场，癞头和尚和跛足道人对甄士隐说：“你把这有命无运；累及爹娘之物抱在怀里作甚?”脂砚斋在这句话上面加了一条眉批：“八个字屈死多少英雄?屈死多少忠臣孝子?屈死多少仁人志士?屈死多少词客骚人?今又被作者将此一把眼泪洒与闺阁之中，见得裙衩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脂砚斋对曹雪芹的心境是洞察入微的，他知道《红楼梦》的写作有所寄托。这里直接写的是英莲，实际上包括作者的经历在内。所以曹雪芹地下有知，断不会想到他的作品在二百年后的今天会享此殊荣，以至于还有什么红学“造劫历世”，闹闹嚷嚷，不可终日。 曹雪芹原希望他写的《红楼梦》的故事，不必为世人称奇道妙，也不一定要世人喜阅检读，“只愿他们当那醉淫饱卧之时，或避世去愁之际，把此一玩”，省些寿命筋力就是了”。

只为中华一雪芹（朱晓剑）
　　5月30日，病榻上的周汝昌向儿子周建临口述了七言绝句：“九五光阴九五春，荣光焕彩玉灵魂。寻真考证红楼梦，只为中华一雪芹。”
　　“红学痴儒”周汝昌5月31日凌晨去世，终年95岁。他是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书法家，享誉海内外红学研究集大成者。他有60多部学术著作问世，其中代表作《红楼梦新证》是红学研究历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但少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中华文化学家”。
　　中华文化学家周汝昌
　　周汝昌给人更深刻的印象是红学家，只因他写红学的书太多，掩盖了他着力传统文化的光芒。在他的骨子里却有着传统文人的风骨，其生活、言行都有传统的影子，对传统文化的钻研或许才是他的一生志业，而红学研究只是余韵罢了。
　　虽然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学者保留了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周汝昌虽然就读于燕京大学西语系，却得出汉字语言高于英语等西方语言的结论，这看似滑稽的结论，恰好说明周汝昌是一个对中华传统文化衷心崇拜并在日常生活践行的人。
　　这位从天津走出来的文化人从小就醉心文学艺术。进入小学后，他的语言天赋就显现了出来，接受外语出奇之快，就读天津南开中学时，他的英文水平可与老师相当。1939年，周汝昌以英语免试资格投考燕京大学西语系。1941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了燕大，他离开校园。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周汝昌才又经过复试回燕大西语系完成学业。毕业时，他的论文英译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文赋》令中外教授举座皆惊。为此，老师还破例请学生周汝昌吃饭，告知论文一字未改全票通过。
　　这一年，正值燕大开办中文系研究院，周汝昌在教授们的举荐下应考，成为被研究院录取的第一名研究生。此后，他把《二十四诗品》译成英文介绍到欧洲，并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的《西风颂》以《离骚》的文体翻译成中文，这在国内尚属首次。
　　在周汝昌的一生中，长期浸淫沉溺于传统的诗词、书法、琴箫、戏曲、禅宗、园林、古董、梅花大鼓、民间工艺……之中，痴迷不改，终生不衰，立志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大真大善大美……而《红楼梦》研究就像他的一个思维出口，从那里，抵达传统文化的深处。
　　有意思的是，周汝昌曾认真考证过曹雪芹诞卒，每年阴历4月26日都要给曹雪芹过生，“连自己儿女的生日都不记得！”
　　周汝昌曾为《红楼夺目红》写下七言律诗，则可以看作是他研究红学的一生总结：
　　百读红楼百动心，那知春夜尚寒侵/每从细笔惊新语，重上高山悦旧琴/只有英雄能大勇，恨无才子效徽忱/寻常言语终何济，不把有书换万金。
　　从周汝昌对中华文化的理解上看，也许正如他的“私淑弟子”梁归智所说，与其评价周汝昌是一个红学家，毋宁称他为“中华文化学家”。
　　与胡适论辩红学
　　在大众的眼里，所谓新红学乃胡适、俞平伯开山，周汝昌集大成。不过，胡适跟周汝昌的渊源极深，在不同的论述中，关于两人关系和学术上的纷争却有着很大的差异。在当事人周汝昌的口述回忆中，他说起两个人就红学的论辩，有赞同有分歧，这本是学术之间的正常之争。后来，在“红学界”，有的人仍然在批判周汝昌“中了胡适的毒”且“不知悔改”，又有人责备周汝昌对胡适“人为地抹上许多污点”，似有“忘恩负义”之嫌。
　　周汝昌回忆说，念大学时，我发现了关于曹雪芹的珍贵资料的文章和一篇谈书法的文章，就寄给了顾随先生。他就把稿子介绍给一个报纸，编辑当然不会选择谈书法的那篇，那个东西没多少人懂，而《红楼梦》多有名气啊。胡先生一见到就主动给我写信，编辑在转给我之前把它发表了，这就很轰动了！胡先生说他不完全同意我在文中的观点。我一个青年，不懂得人家有多高的地位，继续跟他争辩，通了7封信，完全是学者间的讨论。


四、胡适的谎言经不起《增评补图石头记》的验证
1921年，胡适发表长篇论文《红楼梦考证》，标志着以所谓“考据”为特征的“新红学”正式诞生。《红楼梦考证》是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新式标点本《红楼梦》所作的序，胡适在论文改定稿中论断《红楼梦》作者是曹寅之孙曹雪芹，小说后40回为高鹗续作。
亚东本新式标点《红楼梦》是胡适和汪原放合作编印的，完全根据胡适的意图出版。在编印过程中，胡适帮助汪原放选择版本，指导汪如何校读如何标点，以及如何写作《校读后记》。
亚东本《红楼梦》于1921年初版，到1949年之前发行了16版，影响很大。前7版以所谓“王希廉评本”为底本，实际上是“程甲本”的修订本；后9版以胡适自藏的“程乙本”为底本。
胡适明确知道他选择的小说版本都是伪本，都是假的和错的吗？当然知道！中国官方红学界高层人士早就知道这一点！
胡适拿给汪原放校读“王评本”和“程乙本”的小说版本之一，就是1905年日本版《增评补图石头记》之一的“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版本，该版本跟今天读者方便见到的2014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增评补图石头记》校订本没有本质区别。
请今天有心的广大读者拿着《增评补图石头记》，对比一下“程甲本”、“程乙本”、“脂砚斋评本”或任何什么其他本子，看看有多大区别！
以对比“程甲本”为例，《增评补图石头记》的“程伟元原序”和小说正文，跟“程甲本”每一页都有重大不同，存在大量异文，而且在这些异文之处，往往是《增评补图石头记》正确无误而“程甲本”荒唐背谬。
最明显的不同是，号称“悼红轩原本”的《增评补图石头记》正文无图，而“程甲本”第八回正文中居然出现了“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并且这两幅图的图示和篆文形式跟《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附录的新绘插图高度一致！
胡适看不到这些问题吗？当然看得到！然而胡适指导汪原放写作的《校读后记》竟然公开谎称“王希廉评本”跟《增评补图石头记》的文字“差异极小，甚至没有什么差异”！
胡适首先公开推崇“程甲本”，可是在亚东本新式标点《红楼梦》卷首附录的“程伟元原序”，既不来自于“程甲本”，也不来自于“程乙本”，居然来自胡适一生讳莫如深、只字不提的《增评补图石头记》！
毫无疑问，胡适在写作《红楼梦考证》之前，就非常清楚《增评补图石头记》跟“程甲本”和“程乙本”的重大不同，非常清楚“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可以轻而易举地证伪他推崇的“程甲本”和“程乙本”。
换言之，胡适早就非常清楚他关于《红楼梦》版本的论述完全是一派胡言，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早就研究过《增评补图石头记》的中国官方红学界高层人士，当然早就知道这一点！
1928年3月，胡适公开发文，隆重推介其所谓在1927年7月重金买下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公然声称“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1933年，胡适又撰长文隆重推介“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公然宣称这是其“生平所见为第二最古本石头记”。
不用更多的证据，熟悉《增评补图石头记》的胡适之，完全知道“甲戌本”和“庚辰本”第八回正文中的“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就是《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所附新绘插图的简化版，其篆文形式高度一致。换言之，胡适完全知道“甲戌本”和“庚辰本”就是根据《增评补图石头记》伪造出笼的假古籍——中国官方红学界高层人士当然早就知道这一点！
胡适自1927年7月购藏“甲戌本”，直到1961年在台湾首次出版影印本，34年间从不把“甲戌本”拿出来供学界参考讨论，受了很多人的批评，说不出任何正当理由——核心原因很清楚，只要将“甲戌本”和《增评补图石头记》稍作对比，胡适之的弥天大谎就会立即破产——中国官方红学界高层人士当然早就知道这一点！
胡适不但藏掖着“甲戌本”不敢示人，而且公然撒谎欺世，他公然谎称把出售“甲戌本”的“藏书人”的姓名地址都丢了，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地址，没有和他通信——可是，署名“胡星垣”的卖书人的信，一直就在胡适的北平寓所里，而“胡星垣”这封信的笔迹，跟陶洙的笔迹一模一样完全一致——中国官方红学界高层人士早就知道这一点！
现在暂时没有证据证明胡适知道“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是上海书局炮制的伪本，知道“曹雪芹披阅增删纂目分回”等情节文字是上海书局伪造妄添进小说原著的；换言之，现在暂时没有证据证明胡适知道小说原著中根本没有“曹雪芹”。但是，当胡适用“程甲本”论证小说作者是曹雪芹时，他完全知道蔡元培、顾颉刚等人向他提供的所谓“曹雪芹生平史料”如《四松堂集》（稿本和刊本）、《随园诗话》等，都是陶洙伪造——中国官方红学界高层人士早就知道这一点！

“年度深度报道”：胡适开启新红学百年骗局（版本篇下）
胡适的红学版本论断全是谎言？
——陈林认为胡适和红学界高层早就知道《增评补图石头记》可以证伪胡适首先推崇的程本和脂本
本报讯 胡适在1921年撰写《红楼梦考证》一文之前，已经仔细对比研究过《增评补图石头记》和其他多种版本的《红楼梦》。陈林据此认为，胡适“没有任何可能”看不到《增评补图石头记》小说正文跟其他版本《红楼梦》的巨大差别，“没有任何可能”不知道“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可以一举证伪他首先推崇的“程甲本”、“程乙本”、“甲戌本”和“庚辰本”；陈林还认为，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就仔细研究过《增评补图石头记》的红学界高层人物也“没有任何可能”不知道这些情况。
（小标题）胡适“指导”汪原放撒谎？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原是为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新式标点本《红楼梦》所作的序，初排版的底本是所谓“道光壬辰双清仙馆刻本”，即所谓“王希廉评本”，共印行七版；1927年重排版的底本则是胡适所谓的自藏的“程乙本”，共印行九版。
红学界高层人物早就知道，亚东本《红楼梦》是“胡适、汪原放两人合作编印的”，“完全是根据胡适的意图出版的”，“全有胡适之先生的考证、传序或引论”。汪原放也说，“胡适曾具体帮助他选择版本，怎样校读，怎样标点，以及怎样写《校读后记》等等”。
据魏绍昌所著《红楼梦版本小考》介绍，汪原放在初排本的《校读后记》中称，他用了另外两种本子来校订“王希廉评本”，一种是1905年的“日本铅印本”，即“日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印行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另一种是1920年上海有正书局出版的小字本“戚蓼生序本”。
但据重排本的《校读后记》，汪原放校勘“程乙本”所参考的“日本铅印本”却是“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印行的《增评补图石头记》。这个铅印本除书末版权页的版权标记不同，前面的图文内容跟“日本帝国印刷株式会社”印行的《增评补图石头记》完全一致。
红学界一般认为，“王希廉评本”的小说正文是“程甲本”的“修订版”。陈林认为，这个两个版本的小说正文跟《增评补图石头记》大不相同；特别重要的是，这两个版本的第8回正文出现了“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增评补图石头记》正文却无图，而这两幅图显然是根据后者卷首附录的新绘插图“仿画”和“简化”而来，胡适和汪原放当然清楚地知道这一情况，因此也知道所谓 “道光壬辰”的“王希廉评本”都是新近伪造出笼的假古籍。
汪原放在《校读后记》中声称，他发觉“王希廉评本”跟“日本版”《增评补图石头记》的文字“差异极小，甚至没有什么差异”。陈林认为，这当然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说法，这一谎言当然来自指导汪原放校读的胡适。
（小标题）胡适隐瞒“甲戌本”的来历？
1928年，胡适发表《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首次公开推崇“脂砚斋评本”之一的“甲戌本”，声称深信这部手抄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是《红楼梦》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于原稿的本子”。陈林认为，仔细研究过“悼红轩原本”《增评补图石头记》的胡适“没有任何可能”不知道“甲戌本”是新近伪造的假古籍，因为“甲戌本”第8回正文就出现了“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这是《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新绘插图的“简化版”。
陈林认为，正因为胡适从一开始就知道“甲戌本”是假古籍并且漏洞很明显，根本经不起对质，所以胡适在首次公开推崇“甲戌本”之后的33年间一直没有向学界公开展示其全貌，对此也说不出任何正当的理由，胡适因此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同时，胡适长期隐瞒“甲戌本”卖书人的信息，谎称“没有记下卖书人的姓名地址，没有和他通信，所以我完全不知道这部书在那最近几十年里的历史”。
可是，据杜春和在1995年第二期《历史档案》上发表的文章披露，卖书人“胡星垣”写给胡适的信一直保存在其北平寓所收信的档案夹里，姓名地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小标题）胡适摘引“程伟元序”出现破绽？
陈林认为，胡适在摘引所谓“程伟元的序”时出现了一处重大破绽，也证明胡适早就知道《增评补图石头记》可以证伪“程甲本”和“程乙本”。
《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附有号称“程伟元”撰写的“原序”，胡适首先推崇的“程甲本”和“程乙本”卷首也有所谓“程伟元”的“序”，后两者还有所谓“高鹗”的“叙”。奇怪的是，三篇“程伟元”名下的“序”文字都不相同，两篇“高鹗”名下的“叙”文字也不相同。
例如，《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附录“程伟元”撰写的“原序”，首句是：“《石头记》是此书原名。”但“程甲本”和“程乙本”卷首“程伟元”的“序”首句却是：“《红楼梦》小说本名《石头记》。”又如，前者文中“接榫”一词正确无误，后两者文中“接筍”一词错误。再如，前者文中“《石头记》全书至是始告成矣”一句正确无误，后两者文中“《红楼梦》全书始至是告成矣”一句却是病句。
胡适在《红楼梦考证》中摘引了一篇“程伟元的序”，据胡适所称来自其自藏的“程乙本”。可是，陈林认为，对比三篇“程伟元”名下的“序”，胡适的引文既不是来自“程乙本”，也不是来自“程甲本”，居然是来自《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的“程伟元”“原序”。如果胡适确信“程甲本”真是“一切后来刻本的祖本”，他怎么会不引“程甲本”上“程伟元的序”，而是引了《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的“程伟元”“原序”呢？
同样矛盾的是，亚东本《红楼梦》卷首附录的“程伟元的序”，既不是来自“程甲本”，也不是来自“程乙本”，而是来自《增评补图石头记》。
那么，胡适收藏的“程甲本”和“程乙本”卷首附录的序言情况到底如何呢？耐人寻味的是，胡适自藏的“程乙本”目前已不见踪影，北京大学图书馆现藏胡适所赠的“程甲本”缺了原本的前言，现在所见的程伟元和高鹗的前言都是手写抄配的。
陈林认为，对比而言，《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的“程伟元”“原序”看起来没有明显的文字错漏和情理乖谬之处，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程甲本”和“程乙本”卷首“程伟元的序”却错漏严重不合情理，足以被前者证明是后出的假古籍，因此胡适才舍弃后两者而引用前者。
北大所藏“程甲本”上有胡适的题字：“《红楼梦》的版本之学可算是我提倡出来的。”陈林认为，从事实来看，“《红楼梦》的版本之学”就是被胡适首先搅浑了水。
（栏目）特写
胡适讳言“悼红轩原本”
广百宋斋绘图本最近真本
检索宋广波编纂的《胡适红楼梦研究资料全编》，胡适在各类文稿中明确提到过多种《红楼梦》和《石头记》版本，但从未提到过号称“悼红轩原本”的《增评补图石头记》。陈林认为，《增评补图石头记》就是胡适有关红楼梦版本谎言全盘败露的关键，胡适因此对这个版本“讳莫如深”。
汪原放在亚东本《红楼梦》的《校读后记》中不提《增评补图石头记》，而是曲折隐晦地指称“金港堂书籍株式会社铅印本”，陈林认为这也正是出于胡适讳言此本的心理动机。
《增评补图石头记》为何号称“悼红轩原本”，它真如标榜的这样呈现了小说真本原貌吗？
陈林认为，《石头记》第一回称“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因此“悼红轩原本”的说法在于标榜《增评补图石头记》的小说正文最接近原著；而《增评补图石头记》之所以能如此标榜，就在于其卷首附录了一篇所谓“程伟元”撰写的“原序”，序文声称小说后40回是程伟元本人多年“竭力搜罗”、“重价”购买而来，又同友人一起细心校勘整理，最后“钞成全部”。
对比“悼红轩原本”和各种《红楼梦》印本、《石头记》抄本，陈林认为前者的文字远远优于其他各本。陈林论文举例指称，《增评补图石头记》跟“程甲本”相比，几乎每一页都有大量字词句的不同，并且“程甲本”在用字用词、诗词格律和小说情节等方面存在不少谬误之处，而前者都正确无误，从文本对比来看也可以证伪“程甲本”。
另一方面，陈林认为，《增评补图石头记》长期被谬指为广百宋斋铅版书局的绘图本《石头记》，可是又远远达不到广百宋斋古本小说“校对详慎”、“无一误字”，乃至成为众多书商据以翻印的“定本”的地步，同时还存在加批者妄自改动小说原文的情况，因此《增评补图石头记》其实是上海书局根据广百宋斋铅印绘图本《石头记》篡改翻印而来，绝不是真正的“悼红轩原本”。
陈林认为，上海书局的翻印本号称“悼红轩原本”，是为了制造市场营销的噱头，因此所谓的“程伟元”“原序”也是伪造出来的。陈林称，“程甲本”已经被“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证明是假古籍，而“程甲本”上所谓“程伟元的序”却大大不同于前者的“原序”，可见所谓的“原序”也是伪造的，否则“程甲本”的伪造者不会妄自改动一篇真正的“原序”。由于“程伟元的序”被证伪，所谓“程伟元和高鹗于乾隆末年排印木活字本《红楼梦》”的说法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所谓“高鹗续写后40回”的说法就成了空中楼阁无稽之谈。
陈林还认为，由于“程甲本”的伪造者胆敢将“仿画”和“简化”《增评补图石头记》卷首插图“通灵宝玉图”和“辟邪金锁图”，置入小说正文，可见“程甲本”的伪造者跟上海书局“悼红轩原本”的炮制者有着密切关系。
既然《增评补图石头记》也不是真正的“悼红轩原本”，那么最接近《石头记》小说原著的是那个版本呢？陈林认为，就是现在已难觅踪影的广百宋斋铅印绘图本《石头记》。另一方面，陈林认为，仔细校勘《增评补图石头记》，剔除其中伪造篡改的文字，基本可以还原《石头记》小说本来面目。
（版本篇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