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说，口传资料与文字资料的史料价值同样值得重视。许多原始部族的历史就经由一代代人口耳相传保留下来，例如中国的彝族和非洲的许多原始部落。但地名传说毕竟有其虚幻和扭曲的一面，因而在应用上有许多限制，有必要加以探讨。
　　　　笔者以为使用这一类地名传说的主要方法有：
　　　　1.较大空间的分布研究。与正史的文字材料相比，口传资料显然有其不利的因素，尤其是蒙上一层荒诞色彩，因此正史一条文字记载可以解决的问题，使用口传或已经载入了方志的地名传说，则需要批量，需要在较大空间上找到其分布，以互相引证。首先是“有”的分布研究，在地图上标定其位置，再根据地方交通线路，探究各点的地名传说之间的可能联系；其次是“有”与“无”之研究，从各自的分布和对比中，考虑“有”之原因与真实、可能程度。
　　　　2.与正史和其他方面材料的研究配合。在有必要使用地名传说的地方，正史的记载往往十分简略或间接，但即使如此，一些简略、模糊、间接的材料也可以提供旁证。至于诗文、碑记和地方的其他文字记载的配合也是十分必要的。不同种类、形式的材料配合，往往能多角度地说明问题，有利于揭露历史的真相。
　　　　总的来说，地名传说在历史考证中一般只能起配合的作用，它通常不担任主角；然而，不能忽视蕴含的史料价值，特别是在正史记载不到处。以上，是笔者的一次尝试，希望方家不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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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①徐俊鸣：《有关黄巢进军岭南的一些资料》，载《光明日报》，1961.10.25（4版）。
　　　　②徐俊鸣：《广东的客家多集于梅县地区与黄巢起义军入粤路线的关系》，载《广东史志》，1987（1）。
　　　　③王永兴：《试谈黄巢进军岭南的路线》，载《光明日报》，1962.6.6。
　　　　④陈伟民：《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载《学术研究》，1987（1）。
　　　　⑤沈之兴、吴仲明：《论古代粤北交通及其对经济的影响》，载《广东社会科学》，1991（6）。
　　　　⑥广东省地图志编纂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地图集》，1966。
　　　　⑦《广东历史地图集》，广东地图出版社，1995。
　　　　⑧乳源瑶族自治县档案局、档案馆合编：《乳源大事记》，1993.10。
　　　　⑨韶关市档案馆编：《韶关大事记》，1994.10。
　　　　⑩同治《韶州府志》、光绪乙亥《韶州府志》。
　　　　(11)光绪《曲江县志》。
　　　　(12)道光《曹溪通志》。
　　　　(13)康熙《乳源县志》。
　　　　(14)新编《南雄县志》、《乐昌县志》。
　　　　(15)阮元《广东通志》。
　　　　(16)《资治通鉴》。
　　　　(17)《后汉书》。
　　　　(18)韶关市地区委员会、韶关市国土局编：《韶关地名志》。

建安十五年交州刺史步骘开番山之北，广故越城，筑而固之，二十二年复徙治焉。吴分广州刺史，仍治此，而交州徙治龙编。” ④ 明末清初顾炎武编撰地理总志《肇域志》时，也因用了黄佐《广东通志》的说法：“汉建（番禺）县于郡南五十里，今龙湾、古灞（按“灞”为“坝”即坝字之误）之间，刺史并治于此······秦旧县，在府城南五十里。汉交州、吴广州皆治于此。后迁城东，即盐仓，唐复修建之。” ⑤ 清人顾祖禹于此也详有考说：“汉平南越，改筑番禺县城于郡南六十里，为南海郡治，今龙湾、古霸（按“霸”亦为“坝”字之误，下同）之间是也，号佗故城曰越城。后汉建安十五年，步骘为交州刺史，以越城就圮，乃廓番山之北为番禺城，后又迁州治于此，自是不改。” ⑥ 其说既出，景从者颇众，清人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即引用了《读史方舆纪要》的说法以补班固之书 ⑦ 。道光《广东通志》、同治《番禺县志》、光绪《广州府志》等亦皆引用了《读史方舆纪要》，同时也多兼采黄佐《通志》之说 ⑧ 。清人修纂地方志书，杂采罗列前说，鲜加认真考订，不仅将城南六十里、城南五 ① 徐俊鸣：《广州市区的水陆变迁初探》，原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78 年第1 期，此据氏著：《岭南历史地理论集》，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1990 年，第10~28 页。 ② 徐俊鸣：《三国东吴时期交广分治的若干问题》，原载《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8 年第3 期，此据氏著：《岭南历史地理论集》，第69~71 页。 ③ 嘉靖《广东通志》卷28《政事志一·公署上》，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誊印本，1997 年（下同），第681 页。另外，此志尚有多条记载涉及汉番禺治所，不俱征引。 ④ 万历《广东通志》卷15《郡县志二·广州府·城池》，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42 册，中国书店，1992 年，第367 页。 ⑤ 《肇域志·广东·广州府·番禺县》，第2162 页。 ⑥ 《读史方舆纪要》卷101《广东二·广州府·番禺县·广州城》，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年，第656 页。 ⑦ 吴卓信：《汉书地理志补注》卷77，《二十五史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55 年，第963 页。 ⑧ 道光《广东通志》卷216《古迹略一·城址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 1992 年，第3833~3834 页；同治《番禺县志》卷14《建置略一·城池》，卷23《古迹略一·城址署宅》，《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辑》，上海书店，2003 年，第142 页、271 页；光绪《广州府志》卷83《古迹略一·城池》，卷84《古迹略二·署宅》，《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辑》，上海书店，2003 年，第440 页、456 页。 5 十里之说并置于一书，而且混唐番禺县与清番禺县为一地，治丝愈芬，让人无从取信，这可能是今人论著多不采用汉初改迁番禺城之说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则黄佐《广东通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龙湾、古坝之间”说确实上也有不足取信之处。历史地理学家曾昭璇考证说：“越城自前196 年被烧毁后，汉于郡南五十里，西江东岸，再建一南海郡城。《汉书》只说：‘筑番禺城于郡南五十里，西接牂牁。沮洳难居’。明黄佐据此定在今龙湾、古坝间。黄佐《广东通志》（1561）称：‘在广州城南五十里，汉建安末交州移治于此。吴分交州为广州，亦治于此。《汉书》所谓浮牂牁，下漓津，盖乘斯水入粤者也。今之沙湾、紫泥港是矣。’”“番禺城迁徙于沙湾、紫泥（即龙湾、古坝间），似不确。今人叶汇在‘文革’前，吴壮达于1976 年去考察，据说没有结果。作者去两次亦无所得。当地为江边小村，开村在宋代，沙洲众多。江岸常变，不易成大聚落。沙湾亦唐代以后才成聚落。显然是按里数求得。” ① 按曾氏所说“越城自前196 年被烧毁”以及所引《汉书》、黄佐《广东通志》之语多有疏误之处，但判断沙湾、紫泥诸地形成聚落的时间不早于唐代却是不争的事实。考古学家麦英豪亦考证说：“至于南海郡治南迁60 里于改筑的番禺县城内，此说未见于《读史方舆纪要》之前的史籍记载，不知所据何自。如依顾说，则南海郡的政治中心有328 年不在今广州城了。按照郡南60 里的方位推算，南迁地点相当今日番禺县县城市桥镇的位置。笔者曾二次到当地调查，在市桥和相邻的沙湾这一带，正是笔者老家毗邻的村镇。这一带为珠江三角洲较晚形成的冲积地，当地族谱记载是宋代才开村的。这里未见一座汉墓，也没有汉代遗物发现，甚至宋以前的墓葬也未见。但在广州近郊，由西汉前期到东汉末年的汉墓分布以及年代衔接都无间断或突然衰落的现象出现。这种延续不断的情况，为当时岭南地区各郡县的治地（如贵县、梧州、合浦等）所无。因此，汉平南越后，番禺（今广州市）应仍为南海郡治所，‘番禺南迁说’纯属误传。” ② 麦氏所谓“此说未见于《读史方舆纪要》之前的史籍记载”、“‘番禺南迁说’纯属误传”云云虽然失之武断，但所说今市桥、沙湾一带开村较晚，却与曾昭璇的见解略同。从古墓葬、村落历史调查等方面的情况来看，黄佐《广东通志》、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龙湾、古坝之间”说未必可成定论。或许正因如此，徐俊鸣在据之提出“番禺沙湾说”之时，也说“按龙湾、古霸在今番禺县沙湾附近。

至唐代时，《唐大和上东征传》记广州“州城三重”，但此书及其他古书均没有说清哪三重城。据当代广州地理名家徐俊鸣等著的《广州史话》（198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说：唐代三城一为以今北京路为中心的主城，另一为甘溪故道（按：今仓边路）以东的南越城东部残垒，第三座城可能是“蕃坊”（因《天下郡国利病书》谓胡人“筑石联城以长子孙”）。蕃坊范围在今光塔路怀圣寺一带。这三城均未超出今越秀区范围。
　　唐代天佑末年（907），岭南的最高权力者清海军节度使刘隐（南汉开国皇帝刘岩之兄），下令凿平番山、禺山扩城，拓展了城区商业中心。
　　这一年后梁取代了唐朝，中国进入史家说的五代十国时期。后梁贞明三年（917）八月，早已接替其兄任清海军节度使的刘岩割据岭南，建立大越国，次年十一月改国号为汉。史家为与唐朝前的汉朝区别，称刘岩的汉朝为南汉，同时期的中原“五代”之一的汉朝为后汉，“十国”中另一汉朝为北汉。

《历史地理》（创刊号） 1981年11月
发刊词 　　侯仁之
《禹贡》中的昆仑 　　顾颉刚
敦煌写本《西天路竟》历史地理研究 　　黄盛璋
黄土高原及其农林牧分布地区的变迁 　　史念海
历史上毛乌素沙地的变迁问题 　　赵永复
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 　　谭其骧
论历史时期浦阳江下游的河道变迁 　　陈桥驿
山东运河历史地理问题初探 　　邹逸麟
洞庭湖演变的历史过程 　　张修桂
百泉水利的历史研究——兼论卫河的水源 　　纽仲勋
根据孢粉分析推论沪杭地区一万多年来的气候变迁　　王开发 张玉兰
中国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及其变迁　　文焕然 何业恒
浙江省宋至清时期旱涝灾害的研究 　　夏越炯
春秋时期齐国故城的复原与城市布局 　　刘敦愿
杭州城市的兴起及其城区的发展 　　魏嵩山
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　　徐俊鸣 郭培忠
口 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札记
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 　　谭其骧
口 《水经注》研究
《水经·浊漳水注》一处错简——兼论西汉魏郡邯会侯国地望　　周振鹤
口 调查报告
太湖以东及东太湖地区历史地理调查考察简报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室
楼兰遗迹考察简报 　　侯灿
口 纪念《禹贡》笔谈
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纪念“中国地学会”成立七十周年　　张天麟
“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　　徐兆奎
回忆与希望 　　侯仁之
继承和发扬《禹贡》精神　　郭敬辉
回忆《禹贡》　　杨向奎
纪念禹贡学会 　　王树民
继承优良传统 继续奋发前进 　　唐晓峰
“扶桑”讨论综合评述　　朱 方
口 书籍评介
我国现存最早一部地理总志——《元和郡县志》　　王文楚 邹逸麟
评《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摘译）　　赛明思
口 补白
分湖·风湖·汾湖 　　张舫澜
斯文赫定（Sven Hedin）对中国地理测绘史的一点正误　　一 得
长芦晒法制盐始于何时 　　孔祥铸
六朝人之所谓“北京”　　葛剑雄
宋川峡二路分成四路 　　祝培坤
《历史地理》（第二辑） 1982年11月
北京城：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改造　　侯仁之
两爨六诏地理考释 　　方国瑜
夜郎历史地理中的几个问题 　　周维衍
有关吐谷浑故都——伏俟城的若干历史地理问题 　　黄盛璋
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 　　陈得芝
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等卫杂考　　邓锐龄
周初的“三监”与邶、鄘、卫三国及卫康叔封地问题　　刘起釪
高阙考辨 　　严 宾
汉桂阳郡建置时间考 　　何介钧
汉代敦煌郡西境和玉门关考 　　赵永复
东汉时期钱唐县之废复 　　奚柳芳
吉、黑两省西部地区四座辽金古城考　　李健才
我国古代湖泊的湮废及其经验教训 　　陈桥驿
辽河平原水系的变迁　　林汀水 陈连开
明代的居延海 　　施一揆
康熙元年（1662年）黄河特大洪水的气候与水情分析 　　王涌泉
湘江下游森林的变迁　　何业恒 文焕然
魏晋南北朝矿业的分布与发展　　纽仲勋
唐代经济重心的转移 　　曹尔琴
试论河北地区村落的出现与发展 　　朱新望
昆明市的聚落起源、城址演变、城区扩张及其地理因素的探讨　　于希贤 于希谦
从万胜镇的衰落看黄河对豫东南平原城镇的影响 　　陈代光
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东返日本航路再探　　王文楚
口 问题讨论
唐代渤海率宾府辨 　　张泰湘
率宾府、恤品路和开元城　　郭毅生
口 读书札记
郭著《李白与杜甫》地理正误　　谭其骧
口 纪念顾颉刚先生
回忆禹贡学会——纪念顾颉刚先生 　　韩儒林
顾颉刚先生有关历史地理的论著目录　　王煦华 朱一冰
口 书籍评介
《元丰九域志》的成书及其价值　　王文楚 魏嵩山
口 译丛
测绘中国地图纪事　　（法）J·B·杜赫德
口 学术动态
1982年中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在上海召开　　朱杨印
水利史研究会成立暨学术讨论会在四川灌县举行 　　魁 一
口 补白
唐代地名“标准化”的概念　　望 新
北京地区播种水稻始于何时 　　孔祥铸
《通鉴》胡注纠谬一则 　　禾 子
长江长洋港汊道辨析 　　龚 江
《水经注》究竟记述多少条水　　赵永复
西汉人对生态平衡的认识 　　 一 得
先秦时期人们对保护山林的认识　　 贺圣迪
现存最早的商旅交通指南 　　杨正泰
新书简介——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　　 吾 印
“夷童”考 　　刘 翔
《汉书·地理志》县目试补 　　 周 庄

4.中南经济区 该区大致指唐代山南道南部和江南道西部一带,宋代的京西南路和荆湖南北路.郑学檬《试论唐五代长江中游经济发展的动向》[413]指出,唐五代长江中游(今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地区经济发展加速,使地区联系日趋紧密,由此江南经济正在向超过北方的方向发展.韩茂莉《宋代荆湖地区农业生产述论》[414]认为,宋代荆湖南,北路尚未得到全面开发,尚未处于粗放经营阶段.杨果《宋代两湖平原地理研究》[415]认为,两宋时期是两湖平原市镇在空间上迅速扩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其中值得特别注意的又是县以下镇,市的扩展. 5.广南经济区 该区大致指唐代的岭南道,北宋的广南东西二路.徐俊鸣《古代广州及其附近地区的手工业》[416]认为,唐宋时期本地区手工业较为发达,诸如造船,纺织,食品加工,陶瓷,制纸,矿冶等均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陈伟明《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417]认为宋代岭南地区初步形成了独立的农业生产区.关履权《宋代广东历史发展趋向与农业商品化》[418]认为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对广东历史发展起了催化剂作用.韩茂莉《宋代岭南地区农业地理初探》[419]分析了宋代岭南地区的人口构成及其分布,认为蛮人集中分布的广西和海南岛生产方式还很落后,指出宋代内地移民是岭南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劳动力,内地移民集中的南岭南坡地带,以及珠江三角洲,是岭南农业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也是岭南最重要的农业经济区.但与内地相比,岭南大多地区的生产方式仍很落后.
6.辽夏辖区 研究唐宋之际北部中国的农牧业分布情况,尚须关注辽和西夏辖区.契丹(辽朝)南境之南京道(治今北京),西京道(治今山西大同)地处今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属华北大平原的北半部.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420]认为,契丹北境草原以牧业居多,分布着"插花田";而毗邻汉区的南部地带定居放牧的成分也逐渐增加,燕山以南则是传统农耕区.邹逸麟《辽代西辽河流域的农业开发》[421]认为,自10世纪始,西辽河流域分布着农家村庄.辽代以后,该地成为半农半牧区,或称农牧交错区.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422]指出,北部,西北地区和潢河 (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带为传统畜牧业区;潢河与土河(老哈河)汇流处及其周围地区,分布着零星的垦殖点;在上京道的东部,南部和中部还分布着一些草原式的 "插花田".由于在草原地区开辟农业区,又在农业地区开辟牧场或放牧点,故辽代农牧业的总体发展方向是,农业生产向北拓展,畜牧业生产向南推进.颜亚玉《契丹统治下的燕云农业经济》[423]指出,唐末至五代初该地区农业经济堪称发达,其后又有起伏,但仍以增长为主.郑川水等《历史时期辽河流域的开发与地理环境关系》[424]认为,在10世纪初辽河中下游平原重新出现点线分布的农田与居民点.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425]指出,契丹人所在的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穿插一点农业;大定府以南奚人居住的部分草原和燕山山区,畜牧业与农业相间.燕山以南至白沟以北,西达东北,东至辽东,则以农业为主,杂以部分畜牧业和果树业.邓辉《辽代燕北地区农牧业的空间分布特点》[426]认为,辽代燕山以北到大兴安岭东南麓,是一个非常宽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农业集中于赤峰市以南的中京地区,赤峰以北的上京地区则以游牧为主.农业区的北界大约位于隆化县北到赤峰市一带,再向东穿过奈曼,库伦二旗南部的黄土台地北缘.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427]指出契丹立国之前以畜牧业为主,还未形成固定的农业垦殖区,汉族主要分布于西拉木伦河,大凌河,滦河流域.辽建立后,主要农业区分布于西拉木伦河流域,医巫阊山北端以及中京周围,辽东,燕云地区亦以农业生产为主,畜牧业区以北疆和东北疆最为广泛,半农半牧区的典型区域为河东,代北一带.
西夏辖区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江一鸣《历史时期宁夏地区农林牧分布及其变迁》[428]研究了宁夏地区或农或牧的变迁过程.漆侠,乔幼梅(前揭)认为,除夏州一带的毛乌素沙漠地区外,西夏境内皆适宜畜牧业,农业区集中于灵州,横山天都山一带的片段土地,以及河西走廊.韩茂莉《西夏农业区域的形成及其发展》[429]指出,西夏农耕业最为成熟与稳固的地区是银川平原及宋,夏交界处的丘陵山地,河西走廊附近的农业亦有一定发展,但不占重要地位.杜建录《西夏经济史》[430]认为,西夏的农业区为兴灵平原和内蒙古河套平原,荒漠与半荒漠牧区由鄂尔多斯与阿拉善两大高原组成,农牧相间的半农半牧生态区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与宋夏沿边山界.

一、“由闽入粤说”和“由赣入粤说”
　　　　一种意见以为巢军攻下福州以后，沿海边经泉州、漳州、粤东韩江、东江流域下广东。北方的学者多持此见。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图册》第6册之“黄巢南下路线图”，张传玺、扬济安主编的《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唐末农民战争形势图》等都持这种观点，将巢军南下路线由福州沿海边画到广州。
　　　　第二种观点为已故中山大学地理系教授徐俊鸣先生提出，以为前一说法是误解《福建通志》、《大清一统志》“巢走东粤”或“巢走粤东”所致。古代“粤东”或“东粤”并非指今日广东东部而指广东全省。他根据地方志及其他材料，提出黄巢“由闽北再转入赣省而由大庾岭入粤”的见解，由他主持绘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地图集》“唐时代的广东”及历史图组解说体现了他的这一观点。他在历史图组解说中提出：“编者从各种地方志以及唐、宋、明、清各朝代的著作中，在北江流域有关黄巢起义军过境资料，见有仁化、乐昌、曲江、英德、清远及邻近粤北的湖南宜章等地十多处，而在东江方面编者现仅见有邻近广州的东莞、惠阳、博罗三处。在韩江流域尚未见到。而黄巢起义军在进入广东前，已先攻克了江西南部的虔州（今赣州）、吉州（今吉安等地），兵威直迫梅岭，为南下韶州做了准备（见《新唐书•黄巢传》），稍后，黄巢屯军广州之时，曾自号‘义军百万都统兼韶广等处观察处置等使’（见《资治通鉴》《考异》转引唐人著作《续宝运录》）。同治年间修的《韶州府志》武备略中也说：‘乾符六年黄巢破西衡州（今英德浛洭）……是时韶境悉被其害。’从上述事例，起义军由闽转赣入粤可能性较大，故本图采用之。”
　　　　这两种观点究竟如何呢？先看有关资料。

这些材料说明，北部湾古越人早在秦汉之前已经远航东南亚甚至南太平洋，它是我国最早开展远洋贸易和活动的地区。
综上两方面论述，正如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徐俊鸣教授指出：(一)秦汉时代，广州附近地区的经济和海上交通和贸易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当时由于航海知识和造船技术的限制，广州未能与海外诸国直接通航，所以“汉代从南海出航的地点不在番禺”；晋代以前，“徐闻、合浦、日南是南海市舶冲要”，其后，“广州已能直航外国，成为通往海外诸国的主要港口了”(50)；(二)我国海丝路的始发港最早在北部湾，至汉末三国才逐渐东移番禺。这也就是陈佳荣所总结的“由南向北逐渐的趋势”，即两汉为日南、徐闻、合浦；吴晋至隋唐广州；元宋时期泉州；明代福州、苏州；清代上海等(51)。王元林还从主、客观两方面探索“南海丝路东移番禺”的原因。客观方面：一是六朝时期“岭南经济区和番禺经济中心城市的形成”；二是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提高，使广州可以取道海南岛东南岸直航出洋；三是徐闻、合浦一带时有叛乱影响了两地的沿海贸易活动。而主观方面：一是东吴时交州治所移至番禺成为岭南的政治中心；二是番禺的城市建设日渐完善；三是六朝时广州治所番禺中心城市的形成(52)。
三、合浦地处北部湾沿岸中心，其地位无疑比徐闻更为重要
司徒尚纪指出：“北部湾沿岸是西汉帝国海上交通枢纽”，“秦汉定都关中，经济重心偏西，与岭南和海外联系，过秦岭，入汉中，跨洞庭，溯湘江，经灵渠，顺湘桂走廊，过(桂)鬼门关，顺南流江即出北部湾。所以《汉书•地理志》所列三个对外通商港口，都环绕北部湾分布”，而且“直到唐代张九龄开凿大庾岭道之前，湘桂走廊和贺江交通地位并未动摇或削弱，由此也形成岭南开发自西向东、从北向南空间推进格局。番禺在三国以前不是始发港也与这个总体经济格局有关”；而“其中合浦港地位至为重要”(53)。
本来，合浦与徐闻均为我国古代海丝路的最早始发港，这是《汉书》明确记载和学术界公认的。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二册)称：两汉时期与南边诸国的船舶出发站是“合浦郡的徐闻县”；翦伯赞《秦汉史》指出：西汉时代“三条商路通达中亚”之三是由合浦“沿安南海岸，经南洋以达印度，再由印度登陆以入中亚”(54)。郭、翦二说并不矛盾，因为徐闻和合浦均可出航。但有论者如徐闻县的黄强称：经2000-2001年各方专家组成的“海上丝路”考察团考察，“得出了中国‘海上丝路’的最早始发港是雷州半岛的徐闻的结论，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轰动”，“这是一次有世界意义的重大文化发现”(55)。据与会者称：学术会一致认为日南、合浦和徐闻均为最早始发港，举徐闻而略合浦显然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其实，合浦在汉代海上丝路的地位比徐闻更为重要。
首先要辨清的是，一些论著乃至合浦、北海的一些方志称：西汉置合浦郡时郡治设在徐闻，直至东汉才移治合浦(也有学者注明一说合浦)。对此，广西博物馆的蒋廷瑜、彭书琳从文献记载和郡治条件作了详细的辨析，结论是两汉时合浦一直是该郡郡治所在。
蒋、彭指出：已有雷坚等当代学者引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人杜佑的《通典》、宋人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文献，证明两汉时合浦一直为郡治：《水经注》称郁水“水南出交州合浦郡，治合浦县，汉武帝元鼎六年平越所置也”；《通典》称廉州(合浦县城)为“秦象郡地，汉置合浦郡，后汉同”；而称雷州“秦象郡地，二汉以后并属合浦郡地”。唐代廉州即今之合浦，雷州即今雷州半岛(含徐闻)，可见杜佑认为徐闻在汉时是“合浦郡地”，不曾为郡治。《舆地纪胜》则在廉州条下写明：“汉平南越置合浦郡，今州即合浦郡也。”在合浦县条下丨注日：“倚郭，本汉合浦郡”。上述三者或明确记载、或问接说明合浦自置郡起就是郡治所在。《汉书•地理志》虽把徐闻列为合浦郡五县之首，但并未注明就是郡治。《后汉书•郡国志》重载合浦郡县时把合浦列为首县，并明确说该志“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这就“肯定合浦县即是合浦郡的治所”，“而在两汉期间，没有发现合浦郡治有改动的记载”(56)。有些论者以《后汉书》首县即为郡治之例，推论《汉书》既然把徐闻列为首县，亦应是郡治。阮应祺更以《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岭南七郡其中六郡均以首县为郡治，说明《汉书》亦应如此(57)。但既然《汉书》没有明确说有此体例，我们便不能说它一定如此。以《旧唐书》来说，既然明知岭南七郡中有六郡如此，为什么偏偏不但不说首县徐闻是郡治，反而在徐闻(唐代徐闻县即今徐闻县)条只说“汉县名”?可见它并非疏忽，而是在它眼里徐闻并非郡治，这自然有其道理。笔者查《后汉书•郡国志》序文中有一句关键的话，可为我们解决这一问题提供有力的证据。其云：“今但录中兴以来郡县改异，及《春秋》、三史会同征伐地名，以为《郡国志》。”就是说，从秦至三国时期(尤其东汉以来)，有关郡、县的设置和改动，该志都是有记载的。如会稽郡，注明“秦置。本治吴，立郡吴，乃移山阴”；吴郡则注明“顺帝分会稽置”；犍为郡则注明“武帝置”、“刘璋分立江阳郡”；鲁国郡则注明“秦薛郡，高后改。

吴奇伟（1890-1953）字晴云号悟生，大埔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湘南日报》社长等职。
　　吴康（1895-1976）字敬轩，号任韦，平远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赴法国留学，获得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与同学罗家伦、傅斯年、俞平伯、康白情等创办《新潮》杂志，提倡改革。是我国老一辈哲学与文学史家、教育家，一生著述甚丰，主要出版有：《比较文学》、《周易大纲》、《抗战史料》、《西洋哲学史》、《新人文教育论》、《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希腊哲学之唯物思想》、《亚德来个人心理学》等。在台湾出版的《吴康全集（1-8册）》，超过1000万字。
　　吴继岳（1905-1992）原名珊珊、沉戈，梅县人，1917年到南洋谋生，1928年初任巴达维亚（今雅加达）《新报》记者，1929年进曼谷《中华民报》当记者，1936年转到曼谷《华侨日报》任采访主任、副刊编辑、暹罗版编辑，1939年去新加坡《星洲日报》任记者、编辑。日本投降后回到泰国任职《中原报》，1953年与人合作创办《体育周报》并主持编辑工作。1970年任《东南日报》编辑主任、执行总编辑。1974年泰国《新中原报》创刊时，即进入该报直至去世，历任编辑主任、主笔、社务主任、执行总编辑等职。
　　吴忠翰（1921-1988）丰顺人。厦门大学毕业后从事美术工作，是著名版画家，早期木刻运动先驱者之一。搞日战争胜利后在台湾台北市任《人民导报》艺术编辑及高雄《国声报》副刊编辑。1948年由台湾回厦门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星光日报》和《江声报》副刊主编。
　　魏育怀（1898-1986）五华人。广东大学毕业。参加过东征、北伐、凇沪抗战、“闽变”事件等。“闽变”失败后逃亡香港，编辑《大众日报》。
　　魏岸觉（1905-1952）家名亚标，五华人。北平国立艺术学院国画系毕业。拜吴昌硕为师，与徐悲鸿、黄宾虹、马万里等交往甚，为广西美术奠基人之一。抗战全面爆发后，从南宁回五华担任夏阜中心学校校长，创办《阜声》杂志，宣传抗日主张。
　　魏中天（1908-2010）五华人。1926年10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第六期，后回乡参加农民运动，任赤卫队小队长。之后读过上海艺术大学，参加“闽变”倒蒋活动，曾赴日本留学，当过大学教授，去新疆从事新文学运动，1933年主办《文友》半月刊。抗日国共合作期间，在国民革命军任少将办公厅主任。后在香港创办中国文化馆任馆长，主编《我的母亲》丛刊。解放后曾任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黄埔同学会理事，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等。
　　萧惠长（1876-1949）字整文，兴宁人。1894年中秀才。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被授为兴宁、五华、龙川三县同盟会主盟。1909年与张花谷等同盟会员，创办了兴宁县历史上最早的刊物《别溪杂志》。曾任辛亥革命兴宁光复首任县长等职。
　　萧殷（1915-1983）龙川人。原名郑文生，笔名萧英。曾任《新华日报》编委、延安中央研究院研究员、《石家庄日报》副总编辑。建国后，历任《文艺报》编委，中国作协青年作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讲习所副所长，暨南大学教授，中央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广东省文联、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作品》月刊主编。著有小说散文集《月夜》，评论集《论文艺的真实性》、《给文艺爱好者》、《谈写作》、《鳞爪集》、《习艺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给文学青年》、《萧殷文学评论集》和《萧殷自选集》等。1985年荣获广东省首届文学评论荣誉奖，1986年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特别奖。
　　萧隽英（1901-1982）又名鹏魂，大埔人。1924年间在国立广东大学成立“新岭东社”、出版《新岭东》杂志，宣传进步思想。1926年9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委员兼出版部主任，出版《人民周刊》。1933年日本留学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教授等职，曾筹办《新宇宙月刊》、《群声报》、《大众生路》等进步刊物。
　　萧向荣（1910-1976）原名木元，梅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宣传部部长、军委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谢逸桥（1874-1926）名元骥、锡元，又字乙桥，梅县人。1904年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1906年归国。民国成立后，任同盟会汕头分部部长。1907创办《 中华新报》，1909再办《 中华新报》，1913年创办《大风日报》。
　　谢英伯（1882-1939）原名华国，号抱香居士，梅县人。21岁即任香港《亚洲日报》总编辑，评论时政、倡导女权。此后任职于《中国日报》、《少年中国报》、《民国日报》等报社。1910年赴檀香山，参加《自由新报》对保皇党笔战。著有《人海航程》等。
　　谢佐舜（1899-1986）又名耐寒、寸铁，梅县人。1929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系，旋即出任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华文《新报》总编辑。二战后重返《新报》，任副刊和画刊主编。60年代《新报》被迫停办后转为教育工作，继续为《火炬报》等报纸写杂文。1966年回国在北京定居直至逝世。
　　谢幼伟（1904-1976）字佐禹，梅县人。早年美国留学，回国后曾任广州《民国日报》主笔；1949年去印尼，任《天声日报》《自由日报》总编辑。1953年赴台湾任《中央日报》总编。著有《西洋哲学史》《伦理学方纲》《现代哲学名著述详》等。
　　谢永存（1906-1947）梅县人。1931任芜湖《民国日报》社社长。1935年任胶济铁路特别党部委员兼《胶济日报》社社长。1947年遇空难而卒。
　　徐俊鸣（1910-1989）梅县人。1935年中山大学地理系毕业，一直在中山大学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兼任《历史地理》杂志编委。是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地理学家。
　　杨源（生卒年不详）字季岳，梅县人。清光绪二十四年进士。1902年与何士果（寿朋）、陈云秋、温丹铭等粤东一时名宿和著名学者，在汕头埠创办《岭东日报》，这是粤东有史以来第一家地方报纸。
　　姚宝猷（1901-1951）名良珍，字健生，平远人。1925年，由广东农工局科长调升汕头农工局长兼《汕头日报》社社长。1929年，任广东《民国日报》社社长兼中山大学副教授。1951年4月因不实罪名被错杀。一生著述甚丰，主要有《中国丝绢西传史》、《中国基督教史》、《日本近百年史》等。
　　杨逸棠（1902-1982）曾用名伯恺、翼棠、伯概、伯侃，梅县人。1925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中华全国总工会助编《工人之路》日刊。当时正值省港大罢工，兼任办《罢工通讯》。1926年7月在衡阳创办《革命军日报》，10月在武汉兼任《革命军日报》总编辑。1948年冬在中共组织支持下，在港筹款出版《人民民主》半月刊。
　　　

汉代北部湾沿岸海上贸易如此繁荣并成为海上丝路的最早始发港，除了它位于我国最南端，是海上通往西亚的最佳捷径，主要还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远航西亚须沿北部湾沿岸航行并须借助季风；二是灵渠的开凿沟通了该地区与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联系。
徐俊鸣、司徒尚纪、陈佳荣、陈立新等众多学者对此均有论述，其中尤以陈立新最为具体详细。他指出：西汉时指南针尚未应用于航海，风帆也未出现，故必须利用海流。由于航速慢，航海时白天观日和海岸标志，晚上靠观察星象，并须沿岸行驶，“这样一旦遭遇暴风时方能迅速靠岸躲避”。再者，粤西海区受大气环流和季风的影响，秋季盛行东北季风，春末至夏盛行西南季风。如果在秋季东北季风期从徐闻起航，船舶将被海流冲经海南岛西岸而进入南海大洋中，十分危险，如果在春末至戛盛行西南季风期从徐闻启航，则船舶将在北部湾转一圈后仍然会被环流带回到徐闻。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当每年10月东北风起之前10天左右航船在雷州半岛西南端的徐闻顺北部湾环流航行至北部湾北端的合浦候风；待东北信风一起，又顺风顺流沿北部湾西部、越南东岸航行到金瓯角”。这样，西汉船队用2个月可达金瓯角，再用2个月时间可到达马来半岛南端今新加坡一带(28)。
其次，灵渠的开通，沟通了北部湾与中原、长江流域的联系，使之成为我国对外海上交通的枢纽。
北部湾沿岸早已是我国西南地区的出海港口，西南的货物由此出洋比从广州要方便简捷。何方耀指出：自秦汉以来，连接我国西南和南粤的牂牁江（今西江）一直就是西南进入南粤沿海地区的重要商费通道，并引《汉书》和屈大均《广东新语》记载为证(29)。秦始皇派兵南征百越，为运输粮食在广西桂林附近兴安县开凿灵渠，把西江支流漓江和长江支流湘江的上源联接，开通了由湘西经灵渠南下合浦的交通路线。由此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货物可由此出海，从而促进了北部湾的海上贸易。周家干指出：秦始皇开凿灵渠“沟通了中原至合浦的水陆”；且平定百越后使大批移民南迁，“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加快了合浦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从而成为我国对海外交通、贸易必经之路”(30)。张九皋指出：灵渠“沟通中原与珠江流域的联系，自桂江通过北流江，旱路越分水坳进入南流江”（合浦即南流江出海处）。由于分水坳的旱路不过16公里，故比绕通广州便捷多了。“西汉后期，汉朝开凿湖南南部的峤通，对灵渠进一步治理，使湘江、桂江、北流江、南流江这条自中原至合浦出北部湾的水道更加通畅，使合浦港成为汉代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31)。刘明贤指出：从西安(首都)经灵渠至合浦的秦汉古道，与古代西北陆上的、南方海上的“丝绸之路”，“三条古代交通大动脉构成了亚欧两大洲的古代海陆交通循环圈”，它“对于发展两大洲的古代国际贸易和洲际交通曾发挥过无以估量的推动作用”(32)。而邓炳权称：灵渠开通“使广州腹地更为深广，有利进口货物集散与商贾往来”(33)。其实灵渠的开通使中原和长江领域的许多货物无须经广州出海。邓端本指出：由于汉武帝锐意开拓日南、交趾等地的对外贸易，从岭南通中原便侧重于合浦——灵渠的路线。“因此，汉使从长安出发，通过灵渠进入岭南后，便无需绕道广州”，而直接从北部湾出航(34)。有论者又称：西汉使者前往印度南部“主要应从全国有数的‘都会’番禺(广州)出发”，“主要的终点仍应是番禺(广州)”(35)，《汉书》记载日南、徐闻和合浦为始发港而不提广州，是因为广州“仍属于国内航运”(36)；而“这三个港口是离开国门”，“乃(汉朝使者)离开国境的计程起点”。但是，自秦开灵渠，汉使自可走西安——灵渠——合浦路线，广州并非国都，何必要绕一个大弯?再说，如从广州出发，须经风丨波险恶的琼州海峡，过后岂不是又要经合浦?黄伟宗也说：汉武帝所派使者是由广信(封开)从徐闻和合浦即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出发的(37)。


②⑥⒀⒁⒅邓柄权：《海上丝绸之路的东方发祥地》，选自《广州海上丝绸之路》，见《交融与辉映》(以下简称《交》，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11月出版，108-112，72页)。
③⒂(33)(38)广东省博物馆邓炳权：《海上丝绸之路的几处中国南方港口》，见《(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究会论文集》(以下简称《集》，《岭南文史》2002年增刊，罗康宁主编，岭南文史出版社2002年4月出版，47-50页)。
④广州古都学会刘亦文：《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十三行》，(《集》375、376页)。
⑤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黄淼章：《广州“海上丝路”文物建筑的保护和开发》，(《集》370页)。
⑦(23)(46)(47)司徒尚纪：《海上丝绸之路与我国在南海传统疆域形成》(《集》22-24页)。
⑧⒃(53)中山大学司徒尚纪、李燕：《汉徐闻港地望地理历史新探》(选自《岭南地理》2000年第4期)，《交》179-183页)
⑨(57)湛江市博物馆阮应祺：《汉代徐闻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历史地位》(《岭南文史》2000年第4期，见《交》192页)；《南海丝绸之路航线上雷州半岛主港概述》(《集》84-85页。《旧唐书》载岭南六郡以首县为郡治如下：南海为番禺、郁林为布山、苍梧为广信、交趾为赢耳娄、九真为胥浦、日南为朱吾)
⑩(52)暨南大学历史系王元林：《从徐闻、合浦到广州对外港口的变迁》(《集》88-93页)
⑾湛江师院申友良、谭光文：《古代岭南与海上丝绸之路》(《集》27-29页)
⑿⒂(24)(25)(51)陈佳荣：《西汉南海远航之始发点》(选自《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见《交》57页，69-70页；又见《集》37页)
⒄张难生、叶恩显：《海上丝绸之路与广州》(见《交》77页)
⒆广东省博物馆杨式挺：《试论海上丝绸之路的考古学研究》(《集》36页)
⒇(21)(22)《珠江文化丛书》之一《交融与辉映》(该丛书由黄伟宗、胡开祥总编，1、85、86页)
(26)中山大学历史系黄启臣：《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集》16页)
(27)张泽南、弟增智：《走向海洋的中国》，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交》276页)
(28)湛江港务局陈立新：《论汉徐闻港在海上丝绸之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集》80-81页)
(29)广东社会主义学院何方耀：《汉末到南北朝时期海路传法僧与南海海上贸易》，(《集》285-286页)
(30)(43)(65)合浦县县志办公室周家干：《合浦乾体港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集》99页)
(31)(44)(74)(75)北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张九皋：《合浦港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集》110-111页)
(32)北海市旅游局刘明贤：《试论“海上丝绸之路”的开发价值》(《集》381页)
(34)邓端本：《广州港市形成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系》(见《交》71页)
(35)袁钟仁：《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和作用》(《交》74页)
(36)(45)曾昭璇、曾新、陈权英：《广州：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交》74-75页)
(37)(60)珠江文化研究会黄伟宗：《在海丝路与中国南方港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交》6-7页)
(39)(40)(41)(42)(56)(58)(61)(64)(66)(70)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蒋廷瑜、彭书琳：《汉代合浦及其海上交通的几个问题》   (《集》104-109页)，又见蒋廷瑜：《汉代錾刻花纹铜器研究》，(《考古学报》待刊稿，109页)
(48)北海市文化局包驰林、罗活兴、唐岗：《北海中国历代对外开放的港口》，(《集》112-113页)
(49)广西钦州师专吴小玲：《钦州港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的地位》(《集》117-118页)注引自廖国一：《中国古代最早开展远洋贸易地区环北部湾沿岸》，(《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
(50)徐俊鸣：《岭南历史地理论集》   (《交》36-37页)
(54)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一版，2001年二版，265-267页)
(55)中丨共徐闻县委黄强：《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及其开发价值》，(《集》356-362页)又注见2001年3月7日新华社消息和《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人民日报华南版》2001年3月8日第一版。
(59)蒋廷瑜、彭书琳据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徐闻汉墓》，《考古》1977年第4期，(见《集》105页)
(62)谭棣华：《南海神妙与海上丝绸之路》，《交》77页。
(63)(68)(69)徐闻文化局邓开朝等：《徐闻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的发现和研究》(《集》70-75页)
(67)中山大学历史系张荣芳、周家卫：《汉代徐闻与海上交通》(《集》57页)
(71)引自广西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考古》1972年第5期)
(72)(73)引自广西文物工作队：《广西合浦县堂排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4辑)，《广西北海市盘子岭东汉墓》   (《考古》1998年11期)
(原载广州合浦学会《社会科学通讯》第四期，作者是华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