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匡居中、八匡左、左九勾之，五匡右、右九勾之，六匡坐八、二和一，又二和二一，三和三，四板和，两三共，和一六，上，四九和二三，上十和二二，下十和一五，上七和二五，下七和一匡。 中国古代文人从来对“天地自然”都心怀敬意。抽象层面有微言大义的禅宗意境、见微知著的洞察能力; 在中国传统设计和营造中的《燕几图》、《蝶几图》和《匡几图》便是文人式组合家具设计的经典，前两者通过精细化的方形和斜角形几何单元，组合成数

名画真迹犹存，海峡两岸生辉。国宝档案赏析《雪景寒林图》。
就这样，《雪景寒林图》就入了皇宫，以后的六十多年，清朝政府逐渐衰落。1860年，英法联军侵略北京，攻入园明园，在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洗劫之后，他们放火烧了这座享誉世界的精美绝伦的园林，大火整整燃烧了十天，保存在清朝皇宫的国宝也遭遇了一场所前所未有的浩动劫。那么，《雪景寒林图》能否幸免于难呢？
当时的工部右侍郎、开平矿务局督办、总办路矿大臣张翼，因兴办矿产而发家，不但家财万贯，而且酷爱古玩书画。为收集名家作品，张翼经常出入古董行、旧书市一类的地方。这天，他正在旧书摊上流连，发现英国兵正在为一幅古画和书商讨价还价，便凑了过去。展开画轴一看，张翼大吃一惊，画上有乾隆皇帝“御书之宝”的方印，他仔细看了又看，断定这是一件稀世的奇珍，就按照英国兵的要价，买下了这幅画。
回到家里，张翼关上门，拿着放大镜细细地品味。画中是北方壮美的雪山景色，薄薄的积雪让人感到寒意袭人，深谷寒林间，山势高耸，境界深远，动人心魄。
张翼确定这就是传说中藏于皇宫的名画，便在画角盖上了“潞河张翼藏书记”的朱文方印和“文孚嗣守”白文方印，然后秘藏于家中。
张翼去世以后，他的儿子张叔诚同样爱好收藏，鉴赏古玩绘画。他起初居住在北京东郊的通县，一直遵照父亲的遗训，从来不把《雪景寒林图》拿出示人。
**战争期间，张叔诚隐居在天津，闭门谢客。这幅《雪景寒林图》也就伴随着他，度过了许多艰难岁月。
光阴飞逝，转眼间到了1981年，伴随《雪景寒林图》，经历了中国新旧社会七十年沧桑的张叔诚老人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为了给家传的国宝找到最好的归宿，他决定把自己毕生的收藏捐献出来，献给国家。
关于张老先生捐献的这幅《雪景寒林图》，还有一个辨别真假的故事。
李燕（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但是在1981年，我忽然听到一件喜讯，天津的一位张老先生，把它家收藏的一件风格酷似范宽作品的那么一张《雪景寒林图》，捐献给了国家，那么，这件作品，几乎所有喜欢传统绘画的人一看那个风格，那个技艺，整个意境，就是范宽的风格。但是，仍然是找不到它的名款，后来，还是有心人仔细地找，在这张画的一颗树的树杈上发现了范宽的名款。在大陆，没有范宽的大幅作品，大幅作品都运到台湾去了，大陆好象没有范宽的作品，现在有了，那就是藏在天津艺术博物馆的这张《雪景寒林图》。
经过将近千年的苍桑岁月，这幅稀世的国宝终于被天津艺术博物馆收藏，它与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溪山行旅图》遥相呼应，成为中国绘画史中耀眼的瑰宝。


另外，此次普查发现了不少成果和亮点。天津博物馆2004年由天津市历史博物馆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合并而成。天津博物馆收藏历史文献20万册，其中隋唐时期写本多达300余卷，大部分是由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和张叔诚先生捐赠，成为此次普查成果亮点之一。周叔弢、张叔诚捐献的敦煌遗书，不仅保存完好，还多是首尾完整的全卷，特别珍贵的是，其中有的是孤本，有的注有年款和出处。馆藏敦煌遗书中，除大量佛经外，还有俗文学、文书、民族文字和道教的一些经卷，其对佛学、古敦煌的历史和文化以及中国书法艺术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另外，天津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是天津最大的一所医学专业图书馆，收藏医学类古籍1868部。该馆经过数十年的搜集整理及接受部分已故老中医捐赠，图书馆的中医古籍已形成丰富多彩的藏书特色，在华北地区占有重要地位。此外，除了独立完成此次普查工作外，还在市政府协调下组织全市收藏医学古籍的天津市医学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图书馆、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天津大学图书馆等图书馆，联合编辑完成《天津市中医图书联合目录》。这部医学古籍专题书目，是此次全市古籍普查工作取得的又一个成果。

第九名: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藏书250万册，1952年建馆
天津图书馆是中国创建较早、历史悠久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创建直隶图书馆至今，已近一个世纪。这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一个世纪，也是中国近现代公共图书馆蓬勃发展的一个世纪。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在变法维新和洋务运动的影响下，津邑官绅纷纷兴办学堂。促使对新知旧学各种典籍的大量需求，一些有识之士共识：“近世各国文化日近，莫不以设立学校与图书馆相辅而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长江以北最早的近代公共图书馆——直隶图书馆诞生了。
清光绪三十三年十月(1907年11月）直隶提学使卢靖（木斋）以“保存国粹，宣传文化，辅助学校教育，增长社会知识”为宗旨，开始筹建直隶图书馆。（图一） 光绪三十四年五月十一日（1908年6月9日）正式开馆。馆址初设在河北大经路（今河北区中山路）直隶学务公所内。藏书以严范孙先生原陈列在天津教育品陈列馆的1342部、直隶督署下发的1万余卷图书和提学使司请款专购的12万卷图书为基础，继之，严范孙先生又捐赠图书1200余部，又有奉天总督徐世昌等捐赠图书。开馆初期藏书近20万卷（册）。所编《直隶图书馆书目》32卷，全面反映了建馆初期馆藏。
民国二年（1913年），馆址迁至中山公园北部一幢楼房，始有独立馆舍。（图四）1914年9月又附设通俗图书馆于东马路。在当时被誉为大江南北第三位的图书馆。 1918年9月，馆名改称“直隶省立第一图书馆”。任命严侗（台孙）为图书馆主任。1928年又更名“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1937年7月天津沦陷后，馆舍被日本侵略军强占，更名为“天津特别市立第二图书馆”。1945年**战争胜利后，又更名为“河北省立天津图书馆”。经清点，仅有中文书十万余册，外文书四千余册。此后，直至天津解放，由于经费拮据，馆业处于停滞状态。
1929年春，天津特别市创办市立图书馆，颁布“市立图书馆计划大纲”，市绅王贤宾热心赞助图书馆事业，廉价出让南开杨家花园住房一所共114间作为馆舍，1931年6月20 日举行开馆典礼。（图五）1937年天津沦陷后，曾更名为“天津特别市立第一图书馆”。1945年**战争胜利后，恢复原称“天津市市立图书馆”。（图六）
抗战胜利后，天津市热心文化事业的各界人士倡议建立一座规模宏大之图书馆。1947年组成建馆筹备委员会。1948年4月，市政府将原法租界公议大楼拨交天津图书馆作为馆舍，于1948年4月局部开馆。（图七）(图八）至天津解放前夕，全市公共图书馆仅存下濒临关闭的省、市图书馆各一所和1948年新建的天津图书馆，1949年天津解放后，逐步合并为“天津市人民图书馆”。馆址为承德道12号。（图九）
1952年1月，经天津市人民政府决定，由时任市文化局副局长的李霁野兼任馆长。同年7月，任命南开大学教授黄钰生为馆长。
合并后的天津图书馆藏书约计40余万册，经逐步增长至今已达320万册。成为我国馆藏较为丰富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解放以来，在采购新书的同时，注意征集地方文献，陆续接受社会各界人士、藏书家捐赠图书，如任凤苞、周叔弢、张叔诚、叶石甫、顾维钧、石景宜等捐赠的大量中外文图书。
1982年“天津市人民图书馆”更名为“天津图书馆”。1991年，座落于复康路15号，由天津市政府投资兴建，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可容纳藏书500万册（件）的天津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 。（图十一）
从1949年起至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图书馆事业受到人民政府的重视，在人力、财力和物力上都给予大力支持，从而使图书馆事业逐步得到恢复、调整和发展。这期间虽然也曾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但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天津图书馆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尤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
开放的年代，出现了图书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1989年和1994年两次被评为全国文明图书馆，1995年被文化部、人事部评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在1994、1998年文化部组织的第一、二次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科学评估工作中，天津图书馆均荣获全国第二名。1999年被文化部评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边鲁     边鲁      〔元〕字至愚，号鲁生，宣城（今安徽宣城）人。官南台宣使。工古文奇字，善墨戏花鸟，名重江湖间。《书史会要、画史会要、春草斋集、梧溪集》“天津博物馆”之宝：元 边鲁 《起居平安图》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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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28 11:54:37      简要内容：中国文人讲究“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而朴素之极的墨笔画所体现的也正是这种返璞归真,趋于平淡的美,边鲁的这幅画作正是这种平淡美的极致体现。画中雉鸡俯身向下,张嘴鸣啼,这里正是将雉鸡比作雄鸡,取“鸡鸣将旦,为人起居”之意,寓意平安吉祥。
     在天津博物馆的精品展厅里陈列着这样一幅绘画作品,它不似“雪景寒林图”般的气势磅礴,也不似“玉壶春瓶”那样的鲜艳夺目,但其拥有的艺术魅力和在中国美术史所具有的代表性,可谓是独树一帜,这就是元代边鲁的“起居平安图”轴。
     边鲁(公元14世纪中),字至愚,号鲁生。元代官至南台宣使。至于他的籍贯,从他自己在画上题写的“魏郡边鲁”可看出他是河南人。工书、诗、古文奇字等,擅长水墨花鸟。这幅“起居平安图”也是众多专家公认的传世边鲁唯一的一幅作品,极为珍贵。
     此为纸本墨笔画,纵118.5cm,横49.6cm,描绘了溪边奇石耸立、一雉鸡俯身向水鸣啼,灌木修竹,溪水流动,生气勃勃。全画构图新颖别致,近景突出主体,远景以空白为水,视野开阔,意境幽雅,富有浓、淡、干、湿变化,层次分明,立体感强,雉鸡刻画精细,用笔工整,造型准确,姿态生动,形神兼备。
     此画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图中雉鸡的画法。雉鸡,就是我们俗称的锦鸡、野鸡,身上羽毛五彩缤纷,非常耀眼。因此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大多数画家在描绘雉鸡的时候都会使用绚丽的色彩,以便突出雉鸡全身那五彩斑斓的羽毛的颜色。但在这幅作品上,边鲁仅用一种墨色就取代了那些丰富的色彩,一旦放弃了颜色,雉鸡身上那色彩斑斓的羽毛,便只能用深浅不同、干湿相宜的墨色来表达,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墨出五彩”;而边鲁在用笔的处理上也做了些改变:虽然仍是院体的勾勒渲染,但却先以淡墨打底,再用浓墨勾勒,雉鸡身上那几根尾羽主干,一笔勾出;羽毛边缘的短促小笔既见笔力又不乏轻盈,充分地向我们展示了边鲁那极为深厚的绘画功底。同时我们还能见到描绘山水画所使用的皴法,运用在水墨花鸟画中,也是相当出色的:边鲁在此画中就利用类似牛毛皴的皴法传神地表现出了雉鸡羽毛那种毛茸茸的质感。此外,画中大石的勾勒翻转流畅,充分表现其凹凸起伏以及圆浑坚硬的质感;竹叶则是中规中矩的双钩,用笔爽利飘逸;再加上穿插其间,用淡墨写来温润惬意的枝干,使得画面于朴素中透出盎然生气。中国文人讲究“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而朴素之极的墨笔画所体现的也正是这种返璞归真,趋于平淡的美,边鲁的这幅画作正是这种平淡美的极致体现。
     画中雉鸡俯身向下,张嘴鸣啼,这里正是将雉鸡比作雄鸡,取“鸡鸣将旦,为人起居”之意,寓意平安吉祥。左上角行书款署“魏郡边鲁制”,下钤“边鲁”、“边氏鲁生”两方白文印。此画是由张叔诚老先生于1981年捐赠出来的,是天津博物馆一件极为珍贵的一级文物。文/肖鹏


曹汝霖张鸣歧毕鸣歧徐世章严修张叔诚佟氏吴颂平林子香高树勋丁某英赵以成周叔某柯应某

股票揭开一段尘封的历史
     2004年7月，枣庄矿业集团新中兴公司在筹办中兴文化展室时，再次打开了老中兴公司的档案，在保留至今的百余张旧股票中，意外地发现了爱国将领张学良（张汉卿）的股票，印证了张学良曾经是枣庄中兴煤矿公司股东，且在公司董事会任职的史实，由此揭开了中国煤矿史上一段尘封的历史。
     保存至今的百余张老股票，分为“壹股”、“伍股”、“拾股”、“伍拾股”、“壹佰股”五种面值。其中一张上面写着“股东张汉卿户籍”等字样。票面正面有“山东峄县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并有董事朱桂辛、张叔诚、钱新之、黎重光、李祖芬的签字盖章。票面左侧印有“历届付息表”，并有“1956年8月27日过户”、“1956年第一季度至1958年第四季度股息发讫”等日戳。股票背面有股票编号、公司章程摘要等，并有“中国大业凹凸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等字样。
    

◎ 天津艺术博物馆馆藏
王羲之【黄庭经】
（宋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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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庭经》是道教经名，叙述道家养生修炼之说，其作者有说为春秋时期老子所作，有说魏晋时卫夫人所作，均不能肯定，不过传闻而己。此经魏晋时期极为流行。
《晋书·王羲之传》曾载王羲之爱鹅，并以书写《道德经》换鹅，此事历来传为墨林佳话。经前人考证，《道德经》为《黄庭经》之误，故认为《黄庭经》见诸墨迹当以王羲之为首，唐代褚遂良亦曾把此帖列入《晋右军王羲之书目》。但历来亦有异议，贪说纷纭。欧阳修《集古录》则认为非王羲之所书；米元章以为六朝人书，故一直以“传为王羲之所书言”语之。
晋唐小楷如《宣示表》、《黄庭经》、《乐毅论》、《东方画赞》、《曹娥碑》、《洛神赋》等，原墨迹已不可见，流传大多为摹刻的拓本。这些名作都屡经传摹刊刻，各种拓本流传广泛。《黄庭经》摹刻上石，传在晋永和中，但已不可得见。已知《宋刻秘阁续帖》为最早刻本。此后《潭帖》、《宝晋斋帖》、《越州石氏帖》、《星凤楼帖》、《阅古堂帖》亦刊刻。明代则有《馀清斋帖》、《停云馆帖》等，其馀各刻，不胜枚举，重摹叠刻不下数十本。各种刻本所刻字数、行数乃至字迹均有不同。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此本星凤楼本又名“水痕本”，共计九开半（跋一开半）。帖心纵19.4厘米，横8.1厘米。裱本纸围档，纵27.1厘米，横13.5厘米。七行“养”字有虫蛀伤残。从文中“摇俗”、“修太平”以及三“渊”字中一“渊”字缺末笔，当为宋刻古本之一。墨色凝重，传拓清晰，笔精墨妙，俊逸纵横，堪称佳品。帖后有明代人题跋，王穉登称此帖曾为明代碑帖学者顾从义所藏。该帖为天津著名收藏家张叔诚所得，一九八一年张氏捐献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下图24：望云南路，左侧的张叔诚旧居（现体委），76年地震后已非原貌，现在围墙也不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