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马湖镇位于夏津县城西13公里处，为县境西南边缘。西傍卫运河与河北省清河县相望，南与临清县为邻，北与郑保屯镇毗连，东与双庙镇及宋楼镇接壤。总面积68平方公里，辖26个自然村，总耕地4267公顷，人口3.2万。 白马湖镇政府所在地刘庄村东有一大片洼地，原称“白泊”。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修县志时，总纂许宗海借当地北魏时期名臣、崔氏之祖崔彪封号“白马公”，改为“白马湖”。刘庄村名渐为人们淡忘，而以白马湖代之。清光绪二十一

崔鸿，字彦鸾，鄃（今山东夏津县）人，北魏史学家。他以其非凡的才能和超凡的毅力竭尽毕生精力完成了一部文字浩繁的煌煌史学巨著――《十六国春秋》。这位伟大史学家及其卓荦史学业绩至今仍为人们所敬仰，尤其受到北魏以来史学界的推重。 一、崇隆的族望 我国在秦汉以前，“姓氏”不能合称。妇人称“姓”，男子称“氏”。简言之，“姓”是沿袭母系社会的习惯，“氏”则是姓繁衍的分支。所以在各氏族的谱牒中都有自己姓氏起源的考证

标签： 德里《唐语林》《新唐书》崔公神道碑唐宣宗文化 分类： 崔氏踪迹 “德星堂”的来历： 唐宣宗李忱为崔郸御书赐额曰“德星堂” “崔氏清河世望”

上述这些幽州籍人士都通过考取进士获取了功名。当然，有一些人并没有考取进士，但因其受幽州学习氛围的影响，也是自幼就致力于学业，最后获取了功名。如范阳卢群“少好读书”；（注：《旧唐书》卷140《卢群传》。）卢征“少涉猎书记”；（注：《旧唐书》卷146《卢征传》。）幽州良乡人李景略“阖门读书”。（注：《旧唐书》卷170《李景略传》。）列入《新唐书•儒学传》的卢履冰也是幽州范阳人。即使卢彦衡之女也能“略涉书史”。（注：《旧唐书》卷193《列女传》。）
由上述可见，幽州并非“全是胡化”，汉文化继续保持和提高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贝州汉文化的保持和提高的情况。
《新唐书•儒学传》载：“路敬淳，贝州临清人。……少志学，足不履门。居亲丧，倚庐不出者三年。……后擢进士第。天授中，再迁太子司议郎兼修国史、崇贤馆学士。”路敬淳不仅是一个受儒教影响很深的孝子，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学、进取心很强的有志之士。
《新唐书•崔邠传》载：“邠字处仁，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一爨，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至德初，献赋行在，肃宗异其文，位吏部侍郎。邠第进士，复擢贤良方正。”邠的四个弟弟就有三个考取了进士。崔郾“中进士第，补集贤校书郎”；崔鄯“擢进士，累迁至左金吾卫大将军”；（注：《旧唐书》卷163《邠传》。）崔郸进士及第，后为集贤殿学士。类似这样刻苦学习并且出了几个进士的家庭在其他地区实属罕见，就是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和洛阳也是比较少见的，由此可见汉文化在这里保持和提高的程度。
原居贝州安平后徙卫州的崔宁，“世儒家”。（注：《旧唐书》卷144《崔宁传》。）另据《新唐书•崔群传》记载，崔群为“贝州武城人。未冠，举进士，陆贽主贡举，梁肃荐其有公辅才，擢甲科，举贤良方正，授秘书省校书郎。累迁右补阙、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数陈谠言，宪宗嘉纳，因诏学士：‘凡奏议，待群署乃得上。’”
唐代河朔地区汉文化保持和提高的趋势是普遍存在的。唐中期大臣颜杲卿说：“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注：《资治通鉴》卷217，天宝四载十二月胡注。）揭示了河朔地区汉文化保持和提高的真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如下问题：(1)河朔地区具有浓厚的学习氛围，“阖门读书”者和书香门第并非孤立现象，有的人虽穷困潦倒，但仍能刻苦读书，以获取功名。(2)河朔地区有从师受业的风气。(3)儒家思想对河朔地区影响很深。如幽州范阳人卢氏在其丈夫死后全家逼其改嫁时，她先是“称疾不许”，后又“粪秽蔑面”，“断发自誓”（注：《新唐书》卷205《列女传》。）不嫁。如果这位卢姓妇女不是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唐代改嫁已成风气的情况下，很难设想她会顶住家庭的巨大压力。

《唐语林》卷一《德行》称其缌麻亲三世同爨。贞元以来,言家法者以倕为首。倕生六子（一说七子）,一为宰相,五为要官。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宰相崔郸有哥哥崔邠、崔鄷、崔郾、崔郇、崔邯、崔鄯，弟弟崔鄜。在众兄弟中，崔邠最为知名，事迹在《旧唐书》《新唐书》中有大量记载；其中六兄弟在唐朝政府中身居高位。
唐宣宗叹曰:“崔郸家门孝友,可为士族之法矣。”郸尝构小斋于别寝,御书赐额曰“德星堂”。这种“三世同爨”（cuàn ）的家庭，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父母、兄弟同居一宅,足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相处得是多么融洽。刘禹锡《崔公神道碑》称崔倕“于子道以孝闻,处伯仲间以友闻”。
　 崔邠（754—815）（邠，音彬），字处仁，清河武城人。祖结，父倕，官卑。邠少举进士，又登贤良方正科。贞元中授渭南尉。迁拾遗、补阙。常疏论裴延龄，为时所知。以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至中书舍人（隋唐时，中书舍人在中书省掌制诰，即拟草诏），多以有文学资望者充任）。凡七年。又权知吏部选事。明年，为礼部侍郎（管理全国学校事务、科举考试及藩属、外国之往来事）。转吏部侍郎，赐以金紫。
　　邠温裕沉密，尤敦清俭。上亦器重之。裴垍将引为相，病难于承答，事竟寝。兄弟同时奉朝请者四人，颇以孝敬怡睦闻。后改太常卿，知吏部尚书铨事。故事，太常卿初上，大阅《四部乐》于署，观者纵焉。邠自私第去帽，亲导母舆，公卿逢者回骑避之，衢路以为荣。居母忧，岁余卒，元和十年三月也，时年六十二。赠吏部尚书，谥曰文简。
崔郾（768—836），字广略。举进士，平判入等，授集贤殿校书郎。三命升朝，为监察御史、刑部员外郎。资质秀伟，神情重雅，人望而爱之，终不可舍，不知者以为事高简，拘静默耳。居内忧，释服为吏部员外。奸吏不敢欺，孤寒无援者未尝留滞，铨叙之美，为时所称。再迁左司郎中。 元和十三年，郑余庆为礼仪详定使，选时有礼学者共事，以郾为详定判官、吏部郎中。十五年，迁谏议大夫。
　　穆宗即位，荒于禽酒，坐朝常晚。郾与同列郑覃等延英切谏。穆宗甚嘉之，畋游稍简。长庆中，转给事中。昭愍即位，选侍讲学士，转中书舍人。入思政殿谢恩，奏曰：“陛下用臣为侍讲，半岁有余，未尝问臣经义。今蒙转改，实惭尸素，有愧厚恩。”帝曰：“朕机务稍闲，即当请益。”高钺曰：“陛下意虽乐善，既未延接儒生，天下之人，宁知重道？”帝深引咎，赐之锦彩。郾退，与同列高重抄撮《六经》嘉言要道，区分事类，凡十卷，名曰《诸经纂要》，冀人主易于省览。上嘉之，赐锦彩二百匹、银器等。其年转礼部侍郎，东都试举人。凡两岁掌贡士，平心阅试，赏拔艺能，所擢者无非名士，至大中、咸通之代，为辅相名卿者十数人。出为陕州观察使。旧弊有上供不足，夺吏俸以益之，岁八十万，郾以廉使常用之直代之。居二年，政绩闻于朝。迁鄂岳安黄等州观察使。又五年，移浙西道都团练观察使，至，用宽政安疲人。及居鄂渚，则峻法严刑，未常贳一死罪。江湖之间，萑蒲是丛，因造蒙冲小舰，上下千里，期月而尽获群盗。凡三按廉车，率由清简少事，财用有余，遂宁泰。开成元年卒，年六十九，赠吏部尚书，谥曰德。
崔鄯，崔邠弟，清河武城人。少有文学，举进士。元和中，历监察御史。太和元年十月，自太子詹事拜左金吾卫大将军。鄯昆弟六人，仕官皆至三品。邠、郾、郸三人，知贡举，掌铨衡。冠族闻望，为时名德。
　　鄯太和九年冬，为左金吾大将军，无病暴亡。不旬日有训、注之乱，其乱始自金吾。君子乃知鄯之亡，崔氏积善之征也。赠礼部尚书。子瑄。
崔郸 829年，唐文宗在位，时任考功郎中的崔郸又被任命为翰林学士，随后又任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中等官员。832年，他不再担任翰林学士。《新唐书》则说他中进士后任渭南尉，几经提升后任刑部郎中。随后，他又在前宰相西川（首府在今成都）节度使杜元颖手下担任副节度使，然后又被召回长安任工部侍郎、集贤殿翰林学士。《旧唐书》称他在834年获这些任命，还担任礼部尚书。 在唐文宗、唐武宗兄弟年间担任宰相。　839年秋，在太常卿任上的崔郸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际上相当于宰相。随后他又任中书侍郎，授银青光禄大夫荣衔。840年，文宗驾崩，弟唐武宗继位，宰相杨嗣复、李珏被罢撤，李德裕被任命为首席宰相，而崔郸的宰相地位不变。据说李德裕和崔氏兄弟有长期的交情。841年，武宗认定杨嗣复、李珏不希望自己继位，想处决他们。李德裕在杜悰建议下，和崔郸及其他宰相陈夷行、崔珙一同介入，武宗饶过杨、李，改为流放到距京城很远的地方。

二、厚德——德州精神的文化根脉
“厚德”一语出于《易经》。《易经》有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也是中国人古老智慧的体现。追溯传统文化的每一条支脉，都可以寻找到“易”的踪迹。从《易经》开始，中华文化便奠定了“德”文化的传统。老子把自己的著作命名为“道德经”，特别突出了“德”文化的特色；孔子提倡以“仁”为本、以“德”为政的思想，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主脉的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墨子强调“兼爱”“尚义”的“德”文化理念，开创了立足草根、关爱民生的墨家精神；孟子提出“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人格追求，树起了中国人以“德”修身的文化标尺。德州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深受这些思想和精神的影响与熏陶。
从“德”的释义上看，明显带有中华文明的特点，也就是具有农耕文化与家族文化而形成的文化属性。“德”本意是道德、恩德。道德的“德”和得到“得”有相同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恩德，即农耕所得与子孙繁衍，都应该感恩于自然、感恩于祖先。“德”就是要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处理得合适得当，使得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皆有所得。第二层含义是行德，也就是“德”不仅仅只是理念、思想，而应成为实际的行动，成为支配人之行为的规范。“德”字左边的“彳”，《说文解字》注解为“小步也”，就是行动、实施之意。古代“德”字也写作“惪”，就是直心而言、直心而为，所以古人说：“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作为个体的人，对德的认识或有得于己，就是“德”或“得”。由此看出，“德”文化不仅是思想的文化，更是实践的文化。而“厚德”的“厚”，也包含崇尚、积累、实践的意义。
德州精神之所以首先强调“厚德”，主要便是着眼于对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弘扬。因为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德”文化在德州这一区域有着极为突出的体现。德州是黄河冲积平原。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以她甘甜的乳汁养育了炎黄子孙，对炎黄子民而言，黄河就是有“德”。秦朝“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此后，黄河下游河道虽屡经变迁，但一直没有脱离我们德州，汉代德州称“安德”、“广川”，隋唐德州称“长河”、“德州”，都与“德”、与黄河有直接联系。从汉代直到隋唐，今武城一带曾经有一个显赫的名门望族——清河（郡）崔氏家族。东汉尚书令崔琰，北魏大臣崔宏、崔浩父子，北魏史学家崔鸿，唐代吏部尚书崔邠、刑部尚书崔郾、金吾卫大将军崔鄯等等皆出自崔门。历代崔氏位居宰相者多达23人。作为山东文化士族的代表，清河崔氏不仅崇尚儒学，诗书传家，而且“实心任职”，以德立身，是厚重博大的黄河文化在德州这片土地上刻印的重要历史烙印。
在中华文明的长期影响与熏陶之下，祖祖辈辈的德州人形成了崇德、厚德的历史传统，“德”成为德州人心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支撑与人格素质。可以说，德州是一片以“德”为名而又用“德”文化营造了自己精神家园的土地。从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到东方朔的“洁其道而秽其迹，清其质而浊其文”；从赵苞的“舍孝取忠”，到祢衡的“击鼓骂曹”；从窦建德的奋起抗争，到颜真卿的奋戈抗叛；从葛守礼的“正色立朝”，到从卢荫溥的“专心职守”；从吕颐浩的勇于担当，到宋哲元的慷慨御侮；从时传祥的“宁可脏一人，换来万家净”，到孟祥斌的纵身一跃，舍己救人……体现的都是德州人以德为先的精神追求与品格特点。


193、唐代宰相---崔郸
崔郸，邢台清河人，唐朝官员，在唐文宗、唐武宗兄弟年间担任宰相。
　　崔郸生年不详，出身清河（今河北邢台）崔氏小房一支，他的先祖们自称是春秋时齐国大夫崔氏的后代。崔郸在汉朝、刘宋、北魏和唐朝的先祖都可考，包括崔琰。崔郸的祖父崔佶曾任太子属官，父亲崔陲任御史中丞。
　　崔郸至少有七个兄弟：哥哥崔邠、崔鄷、崔郾、崔郇、崔邯、崔鄯，弟弟崔鄜。在众兄弟中，崔邠最为知名，事迹在《旧唐书》《新唐书》中有大量记载；其中六兄弟在唐朝政府中身居高位。
早期经历
　《旧唐书》和《新唐书》对崔郸的早期经历描述不一。两者都说他考取了进士。《旧唐书》说他担任过监察御史和考功郎中。829年，唐文宗在位，时任考功郎中的崔郸又被任命为翰林学士，随后又任中书舍人，是中书省的中等官员。832年，他不再担任翰林学士。《新唐书》则说他中进士后任渭南尉，几经提升后任刑部郎中。随后，他又在前宰相西川（首府在今成都）节度使杜元颖手下担任副节度使，然后又被召回长安任工部侍郎、集贤殿翰林学士。《旧唐书》称他在834年获这些任命，还担任礼部尚书。
　　新旧唐书对崔郸仕途生涯的描述分歧不大。根据旧唐书，他随后任兵部侍郎，负责东都洛阳的选官工作。当文宗召集群臣商议选官标准时，向崔郸询问他是如何处理不合格的候选人的。崔郸说他会把这些人送到边疆任职，文宗不赞同，认为这是苦了边疆的百姓。但他仍然任命崔郸为吏部侍郎。837年，崔郸离开长安，任宣歙（首府在今安徽宣城）观察使、宣州刺史。839年，他又被召回长安，任太常卿。
拜相
　839年秋，在太常卿任上的崔郸被授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实际上相当于宰相。随后他又任中书侍郎，授银青光禄大夫荣衔。840年，文宗驾崩，弟唐武宗继位，宰相杨嗣复、李珏被罢撤，李德裕被任命为首席宰相，而崔郸的宰相地位不变，据说李德裕和崔氏兄弟有长期的交情。841年，武宗认定杨嗣复、李珏不希望自己继位，想处决他们。李德裕在杜悰建议下，和崔郸及其他宰相陈夷行、崔珙一同介入，武宗饶过了杨、李的性命，改为流放到距京城很远的地方。
拜相后
　841年末，崔郸离开长安，任西川节度使。武宗的叔父唐宣宗继位后，任他为淮南（首府在今扬州）节度使，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卒于淮南任上，薨年不详。

上述这些幽州籍人士都通过考取进士获取了功名。当然，有一些人并没有考取进士，但因其受幽州学习氛围的影响，也是自幼就致力于学业，最后获取了功名。如范阳卢群“少好读书”；（注：《旧唐书》卷140《卢群传》。）卢征“少涉猎书记”；（注：《旧唐书》卷146《卢征传》。）幽州良乡人李景略“阖门读书”。（注：《旧唐书》卷170《李景略传》。）列入《新唐书?儒学传》的卢履冰也是幽州范阳人。即使卢彦衡之女也能“略涉书史”。（注：《旧唐书》卷193《列女传》。）
由上述可见，幽州并非“全是胡化”，汉文化继续保持和提高的趋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贝州汉文化的保持和提高的情况。
《新唐书?儒学传》载：“路敬淳，贝州临清人。……少志学，足不履门。居亲丧，倚庐不出者三年。……后擢进士第。天授中，再迁太子司议郎兼修国史、崇贤馆学士。”路敬淳不仅是一个受儒教影响很深的孝子，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好学、进取心很强的有志之士。
《新唐书?崔邠传》载：“邠字处仁，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一爨，当时言治家者推其法。至德初，献赋行在，肃宗异其文，位吏部侍郎。邠第进士，复擢贤良方正。”邠的四个弟弟就有三个考取了进士。崔郾“中进士第，补集贤校书郎”；崔鄯“擢进士，累迁至左金吾卫大将军”；（注：《旧唐书》卷163《邠传》。）崔郸进士及第，后为集贤殿学士。类似这样刻苦学习并且出了几个进士的家庭在其他地区实属罕见，就是在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和洛阳也是比较少见的，由此可见汉文化在这里保持和提高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