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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众不同的教室里》 暑假，学校分给每位老师一本书，我读的书是《在与众不同的教室里》。下面是

简单麦麦 下载链接： http://www.jiandanmaimai.cn/file/529405/ 标题（title）：The American Landscape in the Poetry of Frost, Bishop, and Ashbery: The House Abandoned (American Literature Reading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弗罗斯特、主教和灰烬诗歌中的美国风景：被遗弃的房子（二十一世纪美国文学读物） 作者（author）：Marit J. MacArthur 出版社（publisher）： 大小（size）：2 MB (166##61 bytes) 格式（extension）：pdf 注意：如果文件下载解压完成后为无法打开的格式，请修改后缀名为格式对应后缀 罗

三、口述史学的“记忆转向”与“主体性意识觉醒”
　　综观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趋势，不管是“档案实践模式”还是“新社会史转向”都着重强调口述历史的史料价值，前者为精英人物撰写口述自传提供补充证据，而后者为恢复边缘和弱势群体的“隐藏历史”提供了全新资料。在这些实践中，口述历史的产生过程被认为并不复杂，作为口述史学家的访谈者从客观和中立的态度出发来记录受访者关于过去经历的记忆，而为了回应来自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家和传统文献历史学家的激烈批评，早期实践者试图通过倡导一种访谈的科学模式来宣称口述历史的真实性。[49]正如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罗纳德·格里（Ronald J. Grele）所说：“因为对于追求‘客观’历史的需要，以及对于历史的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观点，档案倾向（archival impulse）一直主导着美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因而很少有空间讨论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或访谈本身的性质。”[50]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些更具理论导向的口述史学家呼吁重新思考口述历史的实践与解释方式。在这种背景下，一系列新问题脱颖而出，其中两个备受关注：（1）如何理解作为口述历史来源的记忆的真实性与主观性问题？（2）作为共享口述历史著作权的访谈者与受访者，他们各自的主体性意识以及相互关系如何影响口述历史的创作过程？在这里，笔者姑且将美国口述史学的这种发展趋势称为“记忆转向”与“主体性意识觉醒”。在这种趋势主导下，口述史学在美国的发展呈现显著的跨学科性，一方面，口述史学的研究与诠释视角因人类学、人种学、叙事学、文本理论、交际理论、记忆研究和文化研究等相关学科理论的影响而不断改变与革新，另一方面，它也引起了其他学科的广泛关注，在推动跨学科应用中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于口述历史是建立在回忆的基础之上，而回忆是难以确保准确的，既包含着事实，也可能包含着想象。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部分历史学家就将矛头指向记忆的“不可靠性”他们认为提供口述证词的受访者在回顾过去的时候，无论他的记忆如何鲜明和生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个人偏见、怀旧情绪、童年的不幸遭遇、对亲人的感情以及健康的妨碍都导致记忆被不同程度地扭曲。[51]其中以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帕特里克·弗雷尔（Patrick O’ Farrell）的观点最为尖锐，他对口述历史有一段讽刺性的论述：“口述历史正在进入想象、选择性记忆、事后虚饰和完全主观的世界……它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那不是历史，而是神话。”[52]为回应这些实证主义历史学家的抨击，早期口述历史实践者予以坚决反驳，并发展了一套评估口述历史记忆真实性的指南。从社会心理学和人类学的角度，他们展示了应如何处理记忆的偏见与不可靠；从社会学的角度，他们采取了抽样的方法以确保访谈对象的代表性；而且，他们也从文献历史学家那里吸收了检验原始资料可靠性的原则与方法，并强调文献资料也是有选择性和偏见的。[53]
　　不过，在当时也有少数学者例外，他们比较早地提出应该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口述历史中的记忆问题。美国著名口述史学家迈克尔·弗里斯科（Michael Frisch）于1972年在关于斯塔兹·特克尔的《艰难时代》的书评中指出：“记忆问题，不管是个人的和历史的，还是个体的和代际的，它应该成为焦点。记忆是口述历史的对象，而不仅仅是方法……在经历成为记忆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呢？在经历成为历史的过程又发生了什么呢？当一个具有强烈的集体经历的时代成为过去时，记忆与历史概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对于思考文化和个性如何随着时间的变化而相互作用都是非常基本的，可是诸如此类的问题却是特别适合或者唯一只能通过口述历史才能洞悉。”[54]
　　在弗里斯科和格里等一些倡导对口述史学进行深层次理论研究的学者的推动下，[55]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口述史学界开始逐步形成共识，即对于历史解释和重建来说，“记忆的不可靠性”可能是一种财富，而不是一个问题。[56]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大利口述史学家阿利桑乔·波特利（Alessandro Portelli），在1979年发表的文章——《什么令口述历史与众不同》一文中，他就挑战了对于记忆的可靠性问题的质疑，进而提出口述特性、叙事形式、主体性和记忆的“与众不同的可信性”等口述历史的特质以及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关系应当被视为口述历史的优势，而不是缺点。对于记忆问题，他强调指出：“真正重要的是，记忆不是事实的一个消极的储藏室，而是一个意义创造的积极过程。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口述资料的特殊价值更多的不在于它们保存历史的作用，而在于记忆所能产生的显著变化。”[57]

正是这样一种以保存原始资料和补充文献记录不足为目的的“档案实践”特征，决定了早期美国口述历史机构大部分都设立在图书馆或档案馆中。除了上述提到的总统图书馆口述历史计划之外，其实，以大学为基础的口述历史机构基本上也都设立在大学图书馆中，比如，哥大口述历史研究室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地区口述历史办公室就分别设在巴特勒图书馆（ButlerLibrary）和班克罗夫特图书馆（Bancroft Library）。正是如此，从事口述历史工作的研究者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学家，有相当一部分是图书管理员或档案工作者。而他们对于口述历史的关注也主要集中于那些由图书馆和档案馆工作者提出的问题，比如如何执行和处理口述历史访谈、口述历史如何被编目和保存、口述历史的版权问题以及口述历史与其他文献之间的关系问题等。[13]
　　也正是由于这种“档案实践”模式，早期美国口述史学理论研究的焦点在于思考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历史证据与资料的客观性与真实性问题。大部分口述史学家都认同应该遵循历史学的传统信条来从事口述历史工作，其中以布鲁克斯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指出：“口述历史主要涉及客观性，它还涉及准确性、全面性以及其他我们在研究生院应该学习的许多东西，不过主要还是客观性。”[14]而为保证口述历史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早期口述历史工作者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探索了一系列搜集、转录、编辑、保存和使用口述历史的技巧与程序。[15]经过他们的不断努力，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原始史料同其他文献资料一样逐渐得到专业历史学家的认可，尽管还有人对其价值持怀疑态度。
　　同时，这种“档案实践”模式也主导了早期美国口述史学对于什么是口述历史的最终产物的争论方向：到底是录音带还是抄本？出于使用和保存方便以及经济问题的考虑，早期口述历史计划大部分都没有保存它们的录音带，而是将录音带直接转录成抄本，进而根据档案文献资料的传统标准来处理口述历史抄本。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使用者对于抄本的明显偏好，根据统计，那些提倡抄本的人与提倡录音带的人的比率是1000∶1或更高。[16]当然，也有少数学者主张录音带才是真正的原始资料。佛罗里达州立大学（Florida State University）路易斯·肖斯（Louis Shores）认为：“需要最严肃考虑的问题是录音带本身应该要作为一种原始资料。我强烈建议我们所有发展口述历史收藏的人都应该保存录音带母带，以供将来的研究者重新播放。”[17]不过，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这种争论在美国逐渐平息并达成一种共识，即录音带对于一些目的来说是更为合适的，反之则抄本更具优势。但是，尽可能两者都应该保留，由研究者自己选择。[18]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阶段，美国口述史学也开始走向正规化，来自不同领域的口述历史工作者不仅组建了全国性的口述历史组织，并且定期召开年会。在内文斯的倡议下，第一届美国口述历史年会于1966年9月25-28日在加州阿罗黑德湖（Lake Arrowhead）举行，包括档案工作者、图书管理员、历史学家和医生在内的近百位学者围绕口述历史的定义、应用与发展方向以及口述历史访谈技巧与专业目标和标准等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19]于1967年11月18日-21日在纽约召开的第二届年会上，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其会员遍布全美与海外各地。[20]与此同时，随着地方性口述历史组织和研究机构的不断创建，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口述史学在美国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而最能体现当时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口述历史”（oral history）这一术语已经深入日常语言当中，《纽约时报》和《纽约每日新闻》等权威媒体都已经用小写字母来表示，而无需用大写字母来特别提醒读者。正如斯塔尔所说，“不管喜欢与否，口述历史已经扎下根来。它已经自成一类”[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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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众不同的教室里》读书心得 　暑假，学校分给每位老师一本书，我读的书是《在与众不同的教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