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小子贾樟柯》：“我真正获得我的故乡，其实是因为离开它。”

无法创造新标准，跟在人家屁股后面玩，玩得不好，又想获得表扬，就负气说别人不带你玩，或者别人歧视，偶尔一个人表扬，又说是取悦洋人获得肯定，这是一种扭曲的心态。
什么样的行为是“取悦西方”？这个话题值得展开来大讨论，逐一列出，逐一批驳。难道说拍穷山恶水就是取悦西方？拍真金碧辉煌就是中国自信？从老谋子开始到第六代，大家还在拿这个东西说事，除了文化不自信，审查制度压抑下自我阉割成为定式思维，作者和批评者们的自卑和自傲，是不是还有其他东西？
其中一点，也许是眼下的贾樟柯正沿着相反的路线，和记者想象中的贾樟柯渐行渐远，失望由此产生。
贾樟柯讲过一个小故事，《任逍遥》在戛纳上映时，曾有记者当场质疑，为什么爱拍社会 “阴暗面”、边缘人群，不去拍拍祖国的大好河山，繁荣富强，以及人民的善良美好。这个故事令人哭笑不得，很多觉得贾樟柯电影讨好西方审美的人，估计和这个记者的立场差不多。这只是很多在笼子坐久了，习惯于文艺创作被管束之人的惯性思维，悲哀的是自己却浑然不觉。
再一个常识。很多创作人，因为不愿意得罪粉丝，开罪市场，不敢公开对大家说，我的创作只对自己的表达欲负责，不对别人的喜好负责（独立歌手李志例外，他经常骂自己的**粉）。是的，真正有底线的艺术家，不负责去创作观众喜欢的东西，迎合大众心理，只对自己的创作直觉负责。
因而，如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打动你了，你愿意买单，也许是艺术家厉害到家，天赋高超，手法高级，但是，他靠手艺吃饭，没必要对你的买单进行感谢；如果作品没打到动你，也许是艺术家蹩脚伪劣，天资平平，作品和野心不匹配，也许是你走眼，不必对你的评价耿耿于怀。
“讨好西方”这种说法的出台，除了记者、媒体不自觉的进行了西方是世界中心主义，中国是边缘的世界这样的层级划分，对中国和中国产品的不自信。另一点是，长期以来，一些媒体与个人，在评论一个作品时，往往先从揣测作者的创作动机开始，把作品之外的其他东西附加上去，从而进行情绪化、道德化的揶揄和推定。乃至于虚火遍布，一点就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精神，狭隘的道德洁癖至上。

最后一个常识。在创作自由、审美多元、观众成熟、市场细分的前提下，艺术家虚构或写实的爱好应不受束缚，他爱创作什么东西是他自己的事，谁也管不着，违法了可以交给法律处置。小津拍中产阶级家庭波澜不惊的优雅生活，成了大师，被他鄙视的今村昌平去拍战后千疮百孔的日本，写实“蛆一样的下层百姓”，也成了大师，各有风格和市场，但媒体不太会说，他们中谁在迎合西方人审美满足窥私欲，因为他们有自信和底气 。
回过来看，媒体对于贾樟柯的误读，除了以上原因。还因为《天注定》以来，他的电影本身越来越多的符号叠加，以及借助社会新闻的花样编排，痴迷于群像塑造，段落式的小品串联，以事件带动人物，而不是用人物来推动事件，删繁就简地去体现时代感，让很多早期的影迷略有微词，认为多了华丽、简洁、流畅、鲜艳、堆砌，却少了早起朴素、节制、简介，恰到好处的暧昧和欲说还休，人物与影像粗粝却有纯天然的亲切感。
另外，弹打出头鸟，在大家眼中贾樟柯的精力实在太旺盛了，开公司，当老师，开面馆，当监制，拍广告，有着商人的头脑，艺术家的品味，演说家的口才，以及社会活动家的精力，在商贾、贵胄之间游刃有余，但很多东西似乎没有善始善终，比如“贾黑”们最爱举的例子是，他曾许诺要建艺术院线，要扶持独立影评人，以及扶持新导演的“添翼计划”，最后似乎不了了之了。
有人说，他这么忙，这么有精力，留给电影的时间却不多，拍电影就像玩儿，很即兴，像是一挥而就毫无压力，多数片子像是未经深思熟虑的半成品，一两个月就拍出来了，赶工似的，有些创意甚至一拍脑袋就出来，比如和《东》套拍的《三峡好人》，《天注定》《山河故人》两三个月就拍完了。这是表象，被大家忽略的是，为拍摄《在清朝》，导演已经熬了五六年。
熬是一种拼持久力的精神马拉松，是独坐冷板凳的观心内省，像完美主义处女座的磨洋工，像拖延症患者的有心自证，目前熬出来的武侠电影，《一代宗师》很惊艳，《聂隐娘》据说也惊喜，他们都是磨时间、拼做工，熬出了时间果实。下一次是不是该《在清朝》，熬出另一种味道？庞麦郎说，别急啊，时间会给我答案。贾樟柯说，别去歧视庞麦郎的头皮屑，这玩意大家都有。
面对官方与民间的双重质疑，贾樟柯早有发声，几年前刊发于《南方周末》的《我不相信，你能猜对我们的结局》，既是为独立电影、独立电影人的渠道、现状“鸣冤”，也是向审查制度、混沌的观众进行回击。在最近的采访，他还透露，曾受电检审查官的要挟，对方说不让你过审你能怎样？他的回答说，数字硬盘这么小，我可以把它带到全世界。
“大海没有时间和沙子交谈，它永远忙于谱写浪涛。”这是贾樟柯曾在宣言里引用过的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诗句。也许沃特-赛勒斯的《汾阳小子贾樟柯》上映之后，很多人能发现这个双子座导演的热爱与愁苦，以及他健谈背后的缄默，灵活背后固守，坚持背后的妥协。一个导演所面对的真实生活，比他的电影本身精彩和无奈。
一个有趣的对比，在《山河故人》上映的第二天，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上映，里面的中国元素得到了国产记者的一致好评。然而，在另一边，另一拨人群里，跟外国媒体、影评人对《山河故人》击节叫好的形成大反差，很多外国人大喊《刺客聂隐娘》闷，看不懂。什么样的电影能让中国人看着舒服，外国人看懂，也许是个难题，也许只有好莱坞体系的李安才能完美实现。

为了新片《时间去哪儿了》的上映，时隔两年后，贾樟柯再次长时间离开汾阳，在北京的一个写字楼里接受了高密度的采访。我们是排在当天的最后一家媒体，一天下来，他已经有些疲倦，可一旦开口说话，又会不自觉陷入思索，以至于雪茄的火光好几次暗了下去，只能反复重新点燃。
贾樟柯的疲倦或许由来已久，从1995年拍第一个短片开始，他的生活保持着同一种节奏：写剧本、看景、找演员、建组、拍摄、宣传。这一切结束后再开始下一轮，循环往复。
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和一些力量进行博弈。《时间去哪儿了》是他第四支在国内上映的片子，第一支是2004年的《世界》，很多人记得那次发布会上他哭了，因为「8年拍了4部电影，这是第一次在国内公开上映……」。
2013年，为了宣传《天注定》，他曾经一个月飞7个国家，接连不断地接受采访，甚至颇有信心地宣称，已经拿到龙标，电影一定会上映。但后来《天注定》的公映被取消，贾樟柯去了一趟广电总局，回来再面对媒体时，上映的问题被回避了。
那时，在沃尔特·塞勒斯拍的纪录片《汾阳小子贾樟柯》里，《天注定》禁映后，贾樟柯疲惫不堪，灯光昏暗，他坐在沙发上叹着气，抽烟，迟缓地吐着烟圈，「我可能是个大的调整，我现在的考虑不是拍哪一个，我第一个选择是我还要不要拍，是这个问题，这的确不是一时情绪不好，是的确想，没法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空间太小……彻底离开一段时间。」
尽管他后来对媒体澄清过当时的想法：「我没有对这个行业不满意，我只是不喜欢每天为这个行业生活，厌倦自己成为一个电影动物，但这并不是我对行业的厌倦。」 但2016年和许知远聊天时，贾樟柯还是承认，这20年的生活一直都是电影，他感觉疲倦了，想慢下来。
回到故乡也许是一个慢下来的方法。去年春节，贾樟柯就是在汾阳度过的，每天奔走在亲朋好友的聚会里，这几年，他越来越喜欢这样的聚会，在酒桌上划拳，堆一脸笑，高声嚷嚷，充满了烟火气。
也是在拍摄《天注定》前后，贾樟柯意识到，他需要回到过去熟悉的生活里。「所以，我在山西开了一家面馆，把它作为一个跟朋友交流和见面的地方。我在北京的时间越来越少，留给家乡的时间越来越多，在外漂泊后你才会获得所谓的乡愁，因为离故乡太远了。」

说了那么多废话，我注意到的是本篇的导演 Walter Salles 导演过《中央车站》还有《汾阳小子贾樟柯》，而编剧除了凯鲁亚克，另一位 Jose Rivera 曾经导演过《摩托日记》这样的电影。从这两点估计也能嗅到太多的信息了。
读这本书，看这种电影，和拍这种电影的人，我们这些人总有某种莫名的联系。
我最近开始反思以宏大的方式探讨自己为未知的事情，原因其一在于六十年代的亚文化也有它非常复杂难以捉摸甚至矛盾的一面。另一方面我也不想为了输出文字而输出。电影就是电影而已，它的直观感受相比背景来说也很重要。电影的画面感和戏剧性有它直观的魅力，虽然缺点上是传播的信息远不如小说多。所以也并不再希望侃侃而谈那个六十年代，和所谓的亚文化，反文化。

近日，由莫非影画和米曰文化传播工作室联合出品，2月24日上映，谭卓、詹姆斯·奥夫斯（James Alofs）、葛兆美等人联袂出演的情感电影#三缺一#曝光了终极预告片，悬念迭起的预告引起了业内业外的广泛关注。终极预告延续了定档海报中的蓝色基调，节奏感极强的背景音乐扣人心弦。“错爱”、“双生”、“迷失”等字眼的接连出现也将影片的张力完美体现，让观众对本片更加期待。 　　看点一：俊男靓女 有颜有才的跨国CP 　　电影《三缺一》讲述

看了，很不错，有几部贾导的作品的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