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从公元7世纪下半叶到9世纪上半叶以来，青藏高原上的吐蕃与今滇西北以大理为中心的南诏政权进行了密切的接触。本文主要引用出自敦煌的藏文文献，结合有关的汉文文献，通过对南诏与吐蕃关系的三个阶段的讨论，揭示两个政权之间一些鲜为人知的人物、事件及政治、军事联系等。
关键词：吐蕃/南诏/民族关系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08）02-0071-05

唐朝初年即开始经营西南边疆，贞观末年其影响已经到达洱海地区。公元664年，唐朝于今云南姚安建“姚州都督府”，象征着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正式建立。而吐蕃于670年前后灭掉青海的吐谷浑后，也加强了向西南边疆发展的力度。据汉文史籍记载，吐蕃至迟在680年已经征服西洱河诸蛮，包括浪穹州蛮、姚州蛮等亦附于吐蕃①。

就在吐蕃向滇西北发展的同时，南诏在“西洱河”地区兴起，逐步成为吐蕃与滇西北少数民族关系中的主要角色。贞观二十二年（648），原居地在蒙舍（今云南巍山）的蒙舍诏主细奴逻，攻灭以白崖（今云南弥渡县红崖）为中心的白子国，势力到达洱海地区的南端。其后蒙舍诏统一六诏，对外通称“南诏”②。

一   南诏与吐蕃关系初期（？-751）
以往对南诏与吐蕃关系的研究，多以汉文资料为主，而对出自敦煌的古藏文文献重视不够。其实，在古藏文中用来指南诏及其统辖地域的vjang这个词，早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中松赞干布之前就出现了。当时是被赋予一种名犬的出产地，这段文字是：“有哈牙木胡西库及那囊氏赞雄甲二人将宇宙大神之神獒犬，温苏牙札及江之苏则马江（vjang gi zu le ma vjang）、温古等毛上涂以毒物”云云【1】，文中的“苏则马江”（zu le ma vjang）便是神獒之一的名字。

除“神獒犬”之外，南诏另一著名的物产也被吐蕃人视为圣物，这就是“南诏竹”（vjang smyug）及其制成的弓箭。P。 T126《远古氏族“恰”、“穆”的使者传说》写到：“穆王说：那么，‘恰’之使者要向我的生神贡献礼品，到底献什么物品？要献南诏竹（vjang smyug），那有没有嵌有雕尾条纹的神箭？”③从上下文看，这里说的是一种产于南诏、可制作弓箭的竹子。南诏盛产竹，用作制造弓箭十分有名，《蛮书》卷7“云南管内物产”说：“枪、箭多用斑竹，出蒙舍、白崖、诏南山谷，心实，圆紧，柔细，极力屈之不折，诸所出皆不及之。”又，《蛮书》卷4“名类”记载，南诏属下的“扑子蛮，勇悍矫捷。以青婆罗缎为通身袴。善用白箕竹，深林间射飞鼠，发无不中。”看来，正是由于“南诏竹”能够制造出实用的弓箭，所以其声名很早就远播青藏高原，而被吐蕃人编入反映远古部落的传说之中。

真正记载南诏与吐蕃关系史上的事件，以《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为发端，其“大事纪年”703条曰：“及至兔年（703）……冬，赞普（btsan po）赴南诏（vjang yul），攻克之。是为一年”；“赞普传记”7记载：“赤都松赞普（btsan po khri vdus srong）……又推行政令及于南诏（vjang），使白蛮（mywadkar po）来贡赋税，收乌蛮（mywu nag）归于治下。”“大事纪年”紧接着下一条说：“及至龙年（704）……冬，赞普牙帐赴蛮地（mywa），薨。”《西藏王统记》说：赤都松“执政二十九年，卒于南诏”（ljang gi yul）④。这些记载表明，南诏是在公元8世纪初、赤都松赞普在世的最后几年中归附吐蕃的，吐蕃为开拓西南，还付出了赞普死于征途的沉重代价。从这些记载还可看出，《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是以vjang指南诏政权及其地域，而以mywa（蛮）指其地的民族的⑤。

“大事纪年”又载：及至鸡年（733），“唐廷使者李尚书，蛮罗阁（mywa la kag）等人前来赞普王廷致礼。”【1】王尧教授认为，“蛮罗阁”就是统一六诏、开元二十六年（738）被唐朝封为云南王的南诏王“皮逻阁”。此期间，南诏与吐蕃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汉藏史集》记载，赤德祖赞（khri ldegtsug brtsan，704-754年）在位时曾迎娶南诏女子赤尊（ljang bzang khri btsun）为妃，并生有一子名“绛察拉本”（ljang tsha lha dbon）。此事又见载于《智者喜宴》、《西藏王统记》等历史文献。据“大事纪年”，“拉本”（lhas dbon）死于739年：“及至兔年（739）夏，赞普（btsan po）以政事巡临‘毕’地，王子拉本（lhas dbon）驻于‘准’，猝然薨逝”。藏文《gtam mtshigs rgya mtsho》一书还说，“绛察拉本”死后，“墓建成圆形，位于他的祖父墓前面，内中藏有诸多珍宝”。而公元745年，赤德祖赞的南诏王妃赤尊亦亡，“大事纪年”第96条载：“及至鸡年（玄宗天宝四年，乙酉）……祭祀王妃赤尊之遗体。是为一年。”所以，目前虽尚未发现汉文史料的相关记载，但南诏与吐蕃有联姻关系应为可信⑥。

正是在南诏与吐蕃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天宝九载（750）秋发生了南诏与唐朝之间的战争。当时的南诏王阁罗凤遣军包围姚州都督府所在地，并于冬天攻下姚州；攻下姚州后，阁罗凤遣使致唐谢罪，请求还所俘掠，重筑姚州城。时杨国忠在朝中掌权，却令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进讨南诏。就在唐朝与南诏开战前夕，据《南诏化碑》讲，此时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今见观衅浪穹，或以众相威，或以利相导”，欲取渔翁之利【2】。根据前引藏文文献的记载，赤德祖赞正是迎娶了南诏女子赤尊（khri btsun）为妃的吐蕃赞普，他在唐朝与南诏即将爆发冲突之时，远离其吐蕃的大本营，率重兵南下到今洱海北面的洱源来声援阁罗凤，这与他和南诏的联姻关系是分不开的。这也就从另一角度证明了南诏与吐蕃确有联姻关系。

天宝十载（751）四月，唐朝大军至西洱河，南诏于无奈之中遣使至浪穹向吐蕃御史论若赞求援，吐蕃“分师入救”。是役唐军大败，士卒死者数万人。南诏击败进讨唐军后，吐蕃命宰相倚祥叶乐携金冠锦袍、金宝带等慰问南诏，“赐为兄弟之国”。天宝十一载（752）正月，吐蕃于邓川册封南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授阁罗凤为“赞普钟”，意为赞普之弟，亦号“东帝”，颁给金印；又授阁罗凤长子凤迦异为“大瑟瑟告身、都知兵马大将”，南诏朝中大小官吏，均获吐蕃封赏。南诏与吐蕃还“山河约誓，永固维城”，南诏改是年为“赞普钟元年”【2】47—48【3】。

此事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中亦有记载，称：“赤德祖赞赞普（btsan po khri vdus srong）之时，……南方之东（下）部，南诏（vjang）地面，有谓白蛮子（mywa dkar po）者，乃一不小之酋长部落，赞普以谋略封诏赐之，南诏王名阁罗凤（myvavi rgyal po kag la bong）者遂归降，前来致礼，赞普乃封之曰‘钟’（gcung，意为弟），民庶皆归附庸，（吐蕃）地域，增长一倍。”【1】129，166

以往对吐蕃封阁罗凤为“钟”（gcung），论者仅停留在解释藏文gcung有“同胞兄弟”的含意上，而未及讨论吐蕃为何要授予这样的称号。根据已见的藏、汉文献的记载，终唐一代，与吐蕃联姻的周边政权或民族不在少数，而其中嫁公主给吐蕃赞普为王妃的有唐朝、羊同（象雄）、泥婆罗、党项、南诏等，但后来被吐蕃所控制而封为“赞普钟”的仅南诏而已。这就有理由让我们认为，不但南诏与吐蕃联姻应为可信，而且还可推测嫁与赤德祖赞为王妃的正是皮逻阁之女、阁罗凤之胞妹。

二   南诏受制于吐蕃时期（751-788）
751年南诏与吐蕃联军击败唐朝军队并接受吐蕃封授之后，南诏开始进入吐蕃的实际控制时期。

同上引《赞普传记》7：“赤德祖赞赞普之时，……以南诏王（vjang gi rgyal po）降归吐蕃为民之故，唐廷（rgya）政权大为低落，且极为不安。而南诏王（vjang myvavi rgyal po）而论，彼承事唐廷，忽转而以唐（rgya）为敌，献忠诚归顺于吐蕃赞普赤德祖赞之驾前，其所陷唐廷之土地、城堡一一均献于（赞普）……后，阁罗凤之大臣名段忠国（kag la bong gi blon po dvan cung kog）者，来至赞普赤德祖赞之帐前，在庞塘大殿之中，致礼示敬”。有一点应该说明的是，段忠国晋见赞普是赤德祖赞时期的事，应在阁罗凤被赐封为“赞普钟”之后。从南诏王被赐为“赞普钟”的752年，到赤祖德赞去世的754年只有两年时间，因此，段忠国晋见赤德祖赞君臣的时间，当在此两年之中【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