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后期，商品经济发达，促进了城乡工商业的繁荣，城市中居住区与商业区严格分开的坊市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如首都长安，除原有的两个商业区东市、西市外，部分居民区的“坊”内已有了商业店铺，还有夜市。尽管唐末以后，长安衰落了，但整个社会经济仍继续向前发展，五代时各地的城市又有了新的发展。唐代后期的城市近郊和农村出现的商业中心被称为草市，南方称为墟市，这是新兴的常设或定期的集市，突破了原先只能在县城以上设“市”进行交易的规定，五代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北宋，城市经济向着近代化开放式城市发展，完全突破了居民区和商业区的区分，中世纪前期的城市管理制度“坊市制”退出了历史舞台，代之以适应新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城市管理制度“厢坊制”，到南宋末年，部分城市又演变为“隅巷（坊）制”，坊不再是封闭式的居民区，只是沿用旧的名称，实际上是商业与居住混杂在一起的街区，南宋时已是街、巷的别称、美称，类同现代的城市。      “镇”已由原先带有军事性质的要地，演变为县以下的乡村经济中心；“市”则是未设“镇”的乡村经济中心。


第一节 五代、宋的城市        五代、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开封（今河南开封），唐代为汴州，后梁开平元年（907）建为东都开封府，成为都城，除后唐外，晋、汉、周三朝也建都开封。建隆元年（960）正月，北宋代周，仍建都东京开封府，至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军占领开封，北宋亡。      后梁建都开封时，城周20里余，以原宣武节度使牙城为皇城，后周显德三年（956）建外城，城周48里余，形成外城（新城、罗城）、内城（旧城、里城）、皇城（宫城）三重城池的格局。宋建隆三年（962）扩展皇城的东北部，并按照洛阳宫殿图修建宫殿。北宋朝廷“中书”（中书门下、政事堂、都堂）和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以及一些机要机构，也都设于皇城内的西南部。内城是开封的中心区，不仅大部分朝廷机构设在内城区，而且也是工商业最繁华的地区。外城区原是五代时开封城外的草市及乡村，后周修建新城后，居民日渐增多，工商业也更加兴盛。宋朝建立后，新城外又兴起了新的草市，不仅有不少军营设在这里，而且也有不少官员因城内已无空地而建造房屋于新城外，由于人口的增加与工商业的发展，形成开封城外的新市区。 

   北宋首都开封宫城正南门宣德门向南的大街，称为御街（天街），经州桥（天汉桥）、旧城（内城）正南门朱雀门、龙津桥，直至新城（外城）正南门南薰门，是开封最主要的大街，州桥至龙津桥是全城的商业中心，尤其以夜市著名，州桥附近的东西大街、朱雀门外的东西大街、宫城东华门外的①《金史》卷48《食货志》。      南北大街等，都是重要的商业街，著名的相国寺内每月初一、十五和逢三、八开放贸易，是著名的“瓦市”，还有许多“瓦子”，进行各种伎艺演出，如说三分（三国）、五代史、神鬼的说书，说诨话、合生的早期相声，小唱、诸宫调、舞旋、散乐等音乐舞蹈，杖头傀儡、悬丝傀儡、药发傀儡等木偶戏，以及各种杂技等。各种酒楼、茶馆更是热闹异常，许多街市清晨五更就开始营业直至后半夜三更，一些饮食店通宵营业，繁华之情况是唐代所不能比拟的

     开封自靖康元年（1126）被金军攻占后遭到破坏，经济衰落，人口减少，工商业萧条，虽然伪楚、伪齐和金后期都建都于此，改称汴京、南京，但已不能恢复旧貌。      吴越西府杭州、南宋都城临安府杭州，五代时为吴越国都城西府，又是未经唐末战乱破坏的少数城市之一。北宋时，仁宗称赞为“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①。城西的西湖经唐代白居易主持开修，五代时又多次疏浚，再现西湖的美景，促进了杭州的繁华。北宋欧阳修在嘉佑四年（1059）时，盛赞杭州“今其民幸富完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钱塘兼有天下之美”，“而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①。说明当时的杭州是座风景如画，居有五六十万人的繁华的外贸港城市。尤其是元佑五年（1090）苏轼主持的大规模的疏浚西湖，是一次带根本性的水利建设，奠定了西湖的基本格局，增添了为后人称美的苏堤及六桥，使西湖景色更为秀美。      南宋初年，升杭州为临安府，绍兴八年（1138）南宋定都临安，此后修宫殿，建城池，虽远不能与旧都开封相比，但繁华兴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称之为“行在所”，只是表示“首都”名义上仍是东京开封府而已。 

   河东地区的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是唐代的北都，后梁时是晋王李克用父子据有河东时的首府，后唐、后晋、后汉都以此为据地而夺取政权，为兴王之地，建为北都、北京，后周时北汉割据河东，以太原府为都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灭北汉后降太原府为并州，平毁旧城，移治榆次（今属山西）；七年二月，移治阳曲县唐明镇（今太原），后为河东路首府，是河东地区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嘉佑四年（1059）十月又升为太原府。      大名，唐末为魏州（今河北大名东），是魏博节度使驻地，为河北地区重镇，后唐庄宗即帝位于此，建为都城东京兴唐府，灭后梁以后，移都于东都洛阳，魏州改为邺都，作为陪都之一。后晋改为广晋府，后汉改为大名府，后晋、后汉、后周都曾建陪都于此，称为邺都，直至后周太祖末年才废。北宋时为河北东路首府和大名府路帅司所在地，庆历二年（1042）建为北京，成为陪都之一，此地地处河北平原南部中心地带，西临黄河，是水陆交通要冲，河北南部的经济中心，城市规模略次于开封、洛阳。 

真定府（今河北正定），唐末为镇州，是成德军节度使驻地，西控井陉，为河东、河北交通门户。后唐初建时，曾以镇州为北都，升为真定府。后晋末，辽太宗攻占中原地区时，曾建为中京，作为攻取河东的基地。北宋时为河北西路首府、真定府路帅司驻地，是河北中部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五代后梁宣武军（后唐改归德军）节度使驻地，为大运河上的重镇，后周疏浚运河后，日益繁荣。它是宋朝的兴王之地，后升为南京应天府，京东路、京东西路首府，是京东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著名的应天府书院，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唐代的首都，由于五代、宋代全国政治中心的东移，宋代经济重心已南移，京兆府在全国的地位下降，后梁改为大安府（一②王象之：《舆地纪胜》卷2《临安府》。      作雍州），设佑国（后改永平）军节度使，降为地方性城市，后唐时升为西京京兆府（陪都），废节度使军额，再次成为中心城市。后汉、后周虽仍称京兆府，又设节度使军额，已作为地方城市。北宋时为西北地区首要军事重镇，虽称京兆府，但长官只称知永兴军，军事因素远重于经济因素。直至北宋末“宣和二年（1120），诏永兴军守臣等衔不用军额，称京兆府”③。北方的军事重镇还有秦州（今甘肃天水）、延州（今陕西延安）、定州（今属河北）等

     南方主要城市扬州（今属江苏），地处长江、运河交汇处，唐末遭战乱破坏，加上运河北段淤塞，一度衰落。五代时吴国割据淮南、江南地区，建都扬州，改为江都府，经济逐渐恢复。南唐建立，迁都西都江宁，以江都为东都。后周时占领江都，复称扬州，运河重新修通。北宋时扬州是两淮东路首府，再次成为东南财赋的汇集转运地，也是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唐代为升州，五代时吴改为金陵府，南唐建为都城，改为江宁府。自隋灭陈，六朝故都建康被平毁，南唐重建府城，成为政治、经济中心。宋初又降为升州，是江南路，江南东路首府，后升为江宁府。南宋时成为陪都，改为建康府，与镇江（今属江苏）同为江防重镇，是江南的重要经济中心。      苏州（今属江苏），五代时属吴越国，宋属两浙西路，北宋末改为平江府，是唐宋时期的东南财赋中心，农业、手工业发达，商业兴盛，北宋末成为外贸商港，南宋时更为繁荣，是最繁华的都市之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①，说明苏州与杭州的富庶与繁华。而“苏湖熟，天下足”①，又说明以苏州和湖州（今属浙江）为代表的江南农业之发达程度，为苏州等城市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明州（今浙江宁波），唐代后期即是外贸港口城市，五代时属吴越国，继续得到发展，宋代达到鼎盛时期，南宋升为庆元府。设有外贸机构市舶司，是宋代，尤其是南宋与日本、朝鲜友好往来与通商贸易的主要港口，与东南亚和广东、福建的贸易也很兴盛，是与广州、泉州并列的三大海港，还是重要的海船建造基地。      泉州（今属福建），自唐代中叶建城后，不久即成为东南沿海的四大外贸海港之一。五代时闽国虽以福州为都城，而海外贸易仍以泉州为主。闽国灭亡后，留从效、陈洪进相继割据漳（今属福建）、泉地区30多年，即以泉州为首府，海外贸易更是其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是，北宋前期只在广州、明州、杭州设外贸机构市舶司，遂使唐末五代繁华的泉州，不能公开地进行海外贸易。元佑二年（1087）才设立市舶司，外贸得到迅速发展，到南宋后期成为最大的外贸港口，超越了长期占首位的广州。 

   广州（今属广东），历来是外贸的主要港口，唐代即设有市舶司，成为全国最大商港，五代时为南汉都城兴王府，外贸收入曾是重要财富来源，但后来南汉统治者派兵出海抢劫外商货物，以致外商船舶不敢到广州贸易。北宋灭南汉后，立即在广州设立全国第一个市舶司，直至南宋后期以前，一直是宋朝最大的外贸港口，大量的外商长期居住在广州，熙宁时两次扩建广州城以使蕃汉居民得以安居乐业，促进了广州的繁荣。广州不仅是最主要的外贸海港，而且是华南的中心城市，宋代是广南东路的首府，成为宋代最繁华的都市之一。      成都府（今属四川），五代时为前蜀和后蜀的都城，宋灭后蜀，并东西两川为西川路，后分四路，设成都府路，都以成都为首府。宋太宗时虽曾降为益州，终因成都是西南重镇，宋仁宗时重新设府。成都地处富庶的川西平原，被称为“天府之国”，不仅农业、手工业发达，而且是水陆交通中心，商业繁华，当扬州为江宁所取代，江陵（今湖北荆州）也被鄂州（今武汉武昌）所取代的南宋，成都始终是全国最繁荣的城市之一。 

   鄂州，五代时先后属吴及南唐。其时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为荆南国首府江陵（今属湖北），宋代统一以后，鄂州先属江南道，咸平二年（999）属荆湖北路。南宋绍兴二年（1132），才取代江陵而成为长江中游的中心城市、江防重镇。      潭州（今湖南长沙），五代时为马氏楚政权首府，升为长沙府。后周广顺元年（951），南唐灭楚，次年，刘言逐南唐军，王逵、周行逢相继掌湖南政权，都以朗州（今常德）为首府。宋灭湖南周氏后降为潭州，但政治重心实际已移至潭州，至道三年（997）设荆湖南路，以潭州为首府，成为政治经济中心。      其他重要的都市，还有闽国南都长乐府，宋福建路首府福州（今属福建）；南唐南都南昌府，北宋初降为洪州，南宋升为隆兴府（今江西南昌），是宋代江南西路首府，都是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中心。京西南路首府襄阳，南宋时成为边防重镇。西南夔州路首府夔州（今重庆奉节）的中心地位，到南宋淳佑二年（1242）后，为本路的重庆府（渝州、恭州，今重庆）所替代，重庆从此成为川东的中心城市。   

第二节 五代、宋的城市制度        后梁、后唐时洛阳“坊市制”的破坏      唐代的坊市制度自晚唐以后逐渐破坏，经唐末五代的战乱，坊市制终于被打破，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品交换的兴盛，是坊市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形势，逐渐退出中国城市历史舞台的根本原因。      后梁时还大体上保留唐代封闭式的“坊市制”，如开平三年（909）正月，太祖于河南府曾诏令“宜于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夜，开坊、市门，一任公私燃灯祈福”①，欢庆上元节。说明当时洛阳的坊、市门，有诏令才能夜晚开门，大体上还是封闭式的“坊市制”。      后唐时的洛阳，坊已成为小的街区名，至少已有不少坊的坊门只是悬挂坊名以表明街区所在而并无围墙。长兴二年（931），诏令河南府“依以前街坊地分，劈画出大街及逐坊界分，各立坊门，兼挂名额”，诏令中提到许多具体要求，但没有再提及坊门开关时间与围墙，说明已无必要。而且不论是“已有居人诸坊曲内”，还是新划定坊区内，“如是临街堪盖店处田地，每一间破明间七椽，其每间地价宜委河南府估价收买”，或“亦委河南府估价，准前收买”②，这是政府收买临街可以建房开店营业的田地，而不再提及“市”，说明后唐首都洛阳的坊市制大体上已经破坏，只要有需要就可以临街开店营业，其他记载也常以市肆、街市泛指商业街道。有时虽提及坊、市，这里的市即是市肆、街市而非指围有墙垣、市门定时开关的封闭式的市。 

后唐都城河南府的附郭县洛阳、河南两县与城内的坊之间，出现了厢，上述诏令即称洛阳城内“诸厢界内，多有人户侵占官街及坊曲内田地”等，这是厢的早期记载，是宋代“厢坊制”的萌芽。天成三年（928）的“金吾每奏左、右厢并平安”①，是将都城洛阳城内的治安分属左、右厢。      北宋都城开封的“厢坊制”      北宋时，逐渐形成以厢统坊新的城市制度“厢坊制”，这首先是从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城开始的。至道元年（995）十一月，宋“太宗以旧坊名多涉俚俗之言”，“诏张洎改撰京城内外坊名八十余。分定布列，始有雍、洛之制”①。这只是一次模仿唐代首都长安与陪都洛阳坊市制度的形式，划定街区标明各坊区域，建小鼓楼，挂上坊名，却并无围墙，更没有东市、西市之类的市。 

   县、镇的城乡分治，县城内及镇内的坊巷，由县、镇统辖，县城外及镇辖区内的乡村，则由乡统辖。      城、镇户籍制“坊郭户”      与城乡分治相适应的是城镇户籍制度“坊郭户”的创建，天禧三年（1019）十二月，宋朝廷派员与河南知府“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①，是宋代坊郭户的最早记载之一。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时说：“往时因为臣僚起请，将天下州县城郭人户分为十等科差”②。说明宋代坊郭户籍已全面建立。县下的镇内居民，也列入坊郭户籍。      城镇坊郭户以有无常产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主户以常产（房屋及财产）      多少划分为十等以承担赋税及科配，但不少地方常将客户（浮客）也划分在十等户内，各地户等划分的财产标准不一，通常富裕州县以九、十等户为下户，而贫困州县则以八、九、十等户为下户，也有将七等户列为下户，下户可以免除科配，城镇坊郭户的负担一般比乡村户重。      治安新制度由于城市“坊市”制度的破坏，原先以坊市为单位的治安制度已失其作用，为了适应新的城市发展形势，自五代由禁军负责京城治安，演变至宋初在城内设置“巡铺”，也称为“军铺”，这是按一定距离设置的治安**所，由禁军马、步军军士充任铺兵，每铺有铺兵数人，负责夜间**与收领公事。熙宁元年（1068）对巡铺的设置进行调整，并裁撤巡铺86铺、兵士546人。到北宋末，每三百步设巡铺一所，每铺兵士5人。各厢设巡检，新旧城内各设都巡检，旧城内由侍卫马军司、新城内由侍卫步军司负责治安。其他州、府，每厢亦设巡检负责治安。 

巡铺与巡检、都巡检治安体系的建立，适应了宋代开放式城市新形势的需要。      消防新制度坊市制的破坏，也使原先以坊或市为单位的消防体系失去作用，形成以治安系统专设的“探火军人”、厢巡检、都巡检负责，行政系统的开封府左、右军巡使及厢吏“所由”等协办的新体系。到北宋晚年，据《东京梦华录·防火》记载：“于高处砖砌望火楼上有人卓望，下有官屋数间，屯驻军兵百余人，及有救火家事，谓如大小桶、洒子、麻搭、斧锯、梯子、火叉、大索、铁猫儿之类。每遇有遗火去处，则有马军奔报。军厢主、马步军殿前三衙、开封府各领军级扑灭，不劳百姓。”这是世界城市史上最早的专业消防队。南宋前期，首都临安府没有专业的消防组织，而是由治安系统的巡铺，左右厢都巡检及行政系统的厢官、府官共同率军兵灭火，这大体上也是当时及此前各州、府城的消防措施。      南宋中叶，临安开始设置专业消防队“隅”，也称“火隅”。最初在城内设东、西、南、北四隅，随即增上、中、下三隅，这是嘉定四年（1211）时的七隅；十四年，又增府隅；绍定四年（1231）增新隅，淳佑四年（1244）增新南隅、新北隅；九年，又增新上隅，共十二隅，各隅都有兵士百人，相当于近代城市的消防中队，负责本地区的消防任务；又有“潜火”七队，“水军队”、“搭材队”、“亲兵队”，以及“帐前四队”，共近900人，由临安府直接掌握，相当于消防总队，负责全城的消防任务。城外也没有多处“火隅”，因辖区较大，每隅所辖隅兵300至500人，以后城内外又增设“火隅”多处。许多“火隅”设有“望楼”，日夜派人守望，发现火情，白天以旗、夜晚以灯的数量多少表示地区远近，并指示方向，火情在本隅辖区内要立即率隅兵扑救，邻隅发生火情则聚集隅兵等待临安府调遣②。南宋中期以后临安的消防组织与措施，是当时世界上所有城市中最完善的，已与近代城市的消防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