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晚上,狄兰因压力过大,陷于疯狂状态,把部分诗稿撕碎扔进垃圾箱。第二天凯特琳翻垃圾箱,抢救那些诗稿。她感叹道:“狄兰腐败了,完全彻底腐败了。我可救不了他,如果他不能自救的话,就让他烂掉吧。”
战争结束了,继而是全面的经济萧条,很多人失业。英国广播公司(BBC)给作家和诗人带来一线生机。1946年8月《图画邮报》的一篇文章中,把诗人混进的BBC称作“啼鸟们的窝”。由狄更森(Patric Dickinson)主持BBC的诗歌节目,他把许多诗人伙伴召了进去,包括狄兰。但由于狄兰偶尔在播音时出现醉态,未能成为正式雇员。在诗人之笔的介入下,一种由BBC传遍世界的最优秀的英文应运而生。
狄兰整天叼着烟卷,挺着啤酒肚,明显发福了。据一个朋友描述,他晚上泡在酒吧里,被一帮崇拜者团团围住,他们伸着脖子捕捉只言片语。“我说,再来一扎。”他用来自腹部的低音说,一阵骚动,一扎啤酒很快就传过来。
1946年诗集《死亡与出场》问世,引起轰动,确立了他在英国诗歌界的地位。电影脚本和广播稿的写作,显然给他的诗歌带来变化——更清晰更透明了。特别是《十月的诗》,达到了一种悠闲与感观之美的平衡。这首诗孕育于战时,前后花了三年时间才最后定稿。
由于凯特琳对钱满不在乎的态度和狄兰在管账方面的无能,债台高筑。他们借酒浇愁,吵架成了家常便饭。而英国经济进一步衰退,犯罪率越来越高,打家劫舍,穷凶极恶。生活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狄兰开始求美国的同行,帮助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对一个赞助人来说易如反掌,他要么让我和家人在纽约过豪华生活,要么在德克萨斯州找个狗窝。我最想做的是朗诵,图书馆,或在哈佛讲学。”他让新方向出版社请他去美国,并试图在弗吉尼亚大学找工作。
在去大洋彼岸移民的等待中 ,狄兰度日如年。1947年初,他向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格林(Graham Greene)求援,并附上他的电影剧本。格林回信说喜欢他的电影剧本。感谢之余,他请求格林给他更多的机会还债:“我自然会写比这好一百倍的剧本,毫无问题。除了恐怖故事我还能写别的,我心甘情愿。”
狄兰在BBC一周广播一次,除了写专稿外,他也朗诵自己的诗作。这一威尔士游吟诗人的传统,对他来说再合适不过了。他写道:“朗诵自己的诗如同从口袋里放出猫。你总是会怀疑诗的音步是否过重、过生猛草率,而突然间,当环绕在诗人的舌头上时,你的疑惑就会烟消云散。”播音就像写纪录片脚本一样提纯他的诗歌写作。清晰是广大听众的需要,虽然他在广播中声称不可能过于清晰,而其过于复杂化的风格一次次让他陷入混乱中。正是私人吟咏与公共宣读之间的对比与差异,让他解开诗歌表达中的某些结。
1947年1月,他从牛津写信给父母,告诉他们在新闻简报后是他主播的“今夜谈话”。很多人都觉得这节目有点儿古怪,特别是在新闻简报后。一封听众来信这样写道:“它一半热情,另一半让我想到的是从蒙昧主义者到装腔作势的人,从超现实主义喜剧演员到疯子。”狄兰全身投人工作中,几乎整整一年没写诗,而BBC付给他的工资又少得可怜。在BBC保留至今的档案中,多是他要钱的请求,未完成某项指定工作以及和财务部门吵架的记录。
一个牛津大学的历史教授是他的崇拜者,于是狄兰一家搬进他在牛津住宅后花园的小木屋。但喧闹和没完没了的借钱,让教授很快就厌倦了。而教授夫人玛格丽特(Margaret Taylor)却成为狄兰生命后期最大的恩人,尽管她和凯特琳不和,甚至吵过架(狄兰也站在凯特琳一边跟她争吵),她还是尽其所能帮助他们一家。为了避免相邻的冲突,她用自己的私房钱,在牛津郡乡间买下—栋农舍供他们居住。
狄兰把自己父母也接过来。他父亲体弱多病;母亲摔坏了膝盖,无法再照顾老伴。狄兰尽量呆在伦敦,很少回来,以逃避家庭和父母。家庭重担落在凯特琳肩上,她变得越来越暴躁不安。而财政状况每况愈下,狄兰不仅无法支付所得税,连日常开销都人不敷出。他自哀自怜:”这儿没什么可卖的。我的灵魂卖掉了,载的才智迷失了,我的身体东倒西歪了,孩子太小,我不能卖掉凯特琳,墙上唯一的照片来自《图画邮报》,我们的狗是杂种,猫是半只耗子。在这老房子里剩下的是贫困的小小欢乐。”
玛格丽特再次伸出援助之手。她不计前嫌,卖掉这栋农舍,用这笔钱在劳夫恩买下一栋叫船坞的房子,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在漂泊多年后,狄兰一家终于在故乡安顿下来,他还在附近为年迈多病的父母租了个房子。狄兰对玛格丽特充满了感激之情,直到他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