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6年4月初的罗彻斯特会议上讨论时，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公认，一切已了解的物理都是左右对称的，是宇称守恒的。这是毋需讨论的。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在θ、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可能不守恒；在当时一切已了解的物理之外，θ、τ是否可作为一个特殊例外，是孤立的一点。 
假使θ、τ是同一个粒子，在它衰变过程中，宇称并不守恒，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结果就是，这同一个（即θ-τ）粒子既可以按宇称为正的θ模式衰变，也可以按宇称为负的τ模式衰变。可是这个结果与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的θ-τ之谜的现象完全相同。因此，虽然提出了θ-τ衰变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设，可是这种假设不产生任何新的物理结果。这种假设与一切其他物理无关。在这种假设提出以前， θ-τ之谜是孤立的一点；做了这种假设以后，θ-τ仍然还是孤立的一点。因为这种假设并不能产生任何新结论，所以这种假设就不能看做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一点物理学界是公认的。 
当时我也正在重点研究这个问题，曾做过一些尝试，但未成功。我记得，在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的一两天，即4月8日或9日，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斯坦伯格（J.Steinberger），专程到我的办公室访问，讨教问题。那时他正在进行不稳定的重粒子的产生和衰变的实验。他的问题是如何测定这类重粒子的自旋，与θ-τ之谜无关，和宇称不守恒也无关。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忽生灵感，突然很清楚地明了，要解决θ-τ之谜，必须先离开θ-τ系统，必须假定θ-τ以外的粒子也可能发生宇称不守恒的新现象。我发现，用斯坦伯格实验中重粒子产生和衰变的几个动量，便能很简单地去组织一个新的赝标量。用了这θ-τ以外的赝标量，就可以试验θ-τ以外的系统宇称是否不守恒。而这些赝标量，很显然的，没有被以前任何实验测量过。用了这些新的赝标量就可以系统地去研究宇称是否不守恒那个大问题。θ-τ之谜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它可以和斯坦伯格正在进行实验的重粒子连起来，它也可能和其他一切物理整体地连起来。要解开θ-τ之谜，就要去测量弱作用中θ-τ以外的赝标量。我猜想，宇称不守恒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基础科学原理。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当时，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斯坦伯格，并请他转告他的实验组的人，要他们赶快按照我的建议去重新分析实验数据。斯坦伯格听了也很兴奋。他说，您需要的这些原始实验数据，其实都已经有了，都记在他实验组的Log book（实验工作记录本）里，可是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分析，所以还没有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分析。之后，他和他的实验组马上按照我建议的方法去分析了他们的实验数据。虽然有迹象显示出宇称不守恒，但因数据不够，不能得出定论。1956年9月份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他们重粒子实验的论文，也就是布德（R. Budde）、克瑞蒂安 （M. Chretien）、雷特奈尔（J. Leitner）、塞缪斯 （N.P.Samios）、史瓦兹（M.Schwartz）和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合作的文章[2]。 
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我的突破性的想法和他们的分析。他们并在文章里对我“非常有帮助的讨论”，即我提出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谢意。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来源[3]。 对这件事，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后来曾发表了回忆文章。 
史瓦兹（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上述情形有清楚的回忆。他对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和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及事情的经过，都有明确的回忆和文字的记载。其经过和时间都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完全一致。史瓦兹说：“无论如何，我记得十分清楚，在罗彻斯特会议(4月3－7日)之后，斯坦伯格立刻回到奈维斯（Nevis实验室），告诉我们，他刚才和T. D. Lee（李政道）讨论，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Φ＝0 到Φ= 2π进行划分。……如果有非对称性，那么就会是……宇称破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4]。


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年4月中旬，斯坦伯格和他的实验组已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他告诉我，重粒子∧0的衰变，从Φ=0到π有7个事例，从Φ=π到2π却有15个事例，多了约一倍。重粒子∑0的衰变，从Φ=0到π有13个事例，从Φ=π到2π只有3个事例，小了约四倍。当然这些数据不够，还不能做出宇称不守恒的断定。斯坦伯格又说，他估计一年之内，他们可以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加速器再去产生十倍多的事例。那就可以完成在 ∧0、∑0这类重粒子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事实上，一年之后，1957年斯坦伯格和他的合作者的确就完成了这个决定性的∧0，∑0宇称不守恒实验并发表在《物理评论》上。） 
当时，我觉得很兴奋。这个初步的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已充分证明了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正确的，是可行的。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不再停留在θ-τ之谜的孤立一点。θ-τ以外的不稳定重粒子∧0和∑0也都已经被包括进来了！ 
1956年4月中至4月底，我努力于完成宇称不守恒在θ-τ、∧0、∑0这类以及所有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的弱作用衰变领域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我并和斯坦伯格约好，我的理论分析文章和他实验组当时的实验分析文章，即后来1956年9月15日发表的布德、史瓦兹、斯坦伯格等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当然，弱作用衰变，除了奇异粒子外，还有更大的领域，那就是有五十多年研究历史的β衰变。这包括中子、π介子、μ子等更多的粒子。我准备在1956年5月初，写完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论文后，立刻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 
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说他刚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和分析，也报告了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杨振宁也在场听报告。可是他却在听众中强烈反对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在那段时期，我和杨振宁没有合作的工作。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纽约，就没有再和杨振宁见过面。我听了斯坦伯格的话之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告诉杨振宁说，自从我和他在罗彻斯特会议分手后，我有一个理论上的突破，请他在和我讨论之前，不要再把他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谈了不久，杨振宁说他是开汽车来的，忘了纽约停车的困难，必须下去到街上移动他的汽车。 
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因清洁街道的原因，规定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不准停车。因为杨振宁对纽约这些规则不熟，我就陪他离开校区，到北边125街。那边清洁街道的规定是，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不准停车。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处有两家中国饭馆，是我常去的。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十一时，饭店尚未开门。我们就在天津饭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反对。他说前两天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是“二面角”，对这方面，他（杨振宁）曾经研究过，绝对不会出任何宇称不守恒的新结果。在我们辩论时，隔壁的天津饭店开门了。 
我是天津饭店的老顾客，就向服务员借了纸和笔。我写下方程式，画了图，再次向杨振宁全部重新解释。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Φ，不是杨振宁想象的二面角，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赝标量。二面角是标量，只能从0到π，当然是宇称守恒的。这新的Φ角度是赝标量，可以从0到π，然后也可以从π到2π。当Φ在0到π的区域时，Φ和二面角一样，可是在π到2π的区域就完全不一样。用了这样新的赝标量Φ，通过∧0和∑0的衰变过程，如果这二个Φ区域的事例数不同，那就是明确的宇称不守恒的证明，据此就可以去测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人没有想到的。 


这就是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斯坦伯格实验组依照我的建议，对∧0和∑0衰变中，Φ在0到π和π到2π两个范围的事例的数量进行了分析。这个分析在四月份已经完成了。结果这两个数量相当不同,已经可以看出宇称不守恒的迹象。可惜，整个实验的事例数目不够，暂时还不能下定论，不过已经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了。然后，我又重复在纸上写下，刚才在咖啡馆口述的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细节。杨振宁慢慢地不再反对了。 
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在我的办公桌上，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θ-τ、∧0、∑0和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广到β衰变的领域。 
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可以更加完整。 
杨振宁具有高度批评性的眼光，他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称不守恒将涉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我认为杨的参加无疑会使最后的成果更加丰硕。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表示了欢迎。 
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们这个合作是非常成功的。在1956年以前，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都是对称的物理。1956年以后，大部分的物理现象都发现有不对称。不仅是宇称不守恒和左右不对称，电荷的正负也不对称，时间反演也不对称，真空也不对称，因而夸克可被禁闭，不同的中微子间可以互相转换变化，连质子也可能不稳定…。当然，并不是1956年忽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杨振宁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 
1956年我们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带来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对我来讲，更大的意义，是我有这机会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做出宇称不守恒这一基础性的、革命性的贡献。这使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和能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人生的巨大意义。 
证明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是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们在1957年1月完成的。关于我是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这一突破的，以及她们那项决定性实验是如何由我起的头，吴健雄也有她很清楚的回忆文章[5]， 发表在1972年： 
“……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 τ-θ之谜。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守恒，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β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这里p是电子的动量, σ是核的自旋。 
“……在李教授的访问之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对于一个从事β衰变物理的学者来说，去做这种至关重要的实验，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我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 
…那年春天，我的丈夫袁家骝和我打算去日内瓦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到远东去。我们两个都是在1936年离开中国的，正好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已经预订了伊丽莎白王后号的船票。 
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做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界的其他人意识到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之前首先去做。于是我请求家骝让我留下，由他一个人去。……五月底，春季学期结束之后，我于是认真地开始准备这个实验。…… 
“……在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物理学一个基本定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了。……这一新闻在公众中爆开，迅速传遍全世界。正如剑桥大学O. R. 弗瑞奇教授（O. R. Frisch）在那时的一次讲话中描述的那样：‘宇称是不守恒的’这一难懂的语句，像一个新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 
下面是杨振宁1982年写的关于1956年宇称不守恒的回忆[6] ：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春季学期于4月初结束，我和家人于1956年4月17日到布鲁克海文去度暑假。李政道和我继续保持每周两次的互访。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在哥伦比亚和布鲁克海文见面。同过去一样，我们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但当时我们最关注的自然是θ-τ之谜。我们对下述反应链中的角分布尤其有兴趣： 　


　　π-＋ p → ∧0＋θ0 （1） 
　　∧0 → π-＋ p （2） 
R. P. Shutt（舒特）、斯坦伯格和W. D. Walker（瓦尔克）等人研究过这些反应。他们曾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报告过研究的结果，会上对这三组物理学家所使用的‘二面角’变量的准确范围有争议。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后来，我把车泊在百老汇大街和125街的转角处。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饭馆尚未开门营业。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那时，李政道还不大熟悉β衰变现象。他有点按捺不住了，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要把β衰变的计算做完。” 
杨振宁回忆中的反应链（1）和（2）就是那时候斯坦伯格实验组正在研究的。杨振宁对什么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我的回忆是同一个思想，也正是前面史瓦兹1986年发表的回忆文章里所叙述的我的那个想法，也就是史瓦兹说的，在1956年4月上旬“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Ф=0到 Ф=2π进行划分”的分析。所以，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回忆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可是，杨振宁和我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完全集中在∧0和∑0重粒子的反应过程上。这个思想的可行性必须对∧0和∑0的产生和衰变进行分析才可以决定。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如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会立即去找做∧0和∑0实验的小组，去说服他们，请他们赶快按照这个思想突破的建议去重新分析他们的数据。可是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文章，和他以后的传记，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回忆和叙述。可见杨振宁的上述回忆是不合常理的。 
为什么？因为1956年5月初，杨振宁来纽约看我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我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做过了分析。所以杨振宁的回忆中是不能提这个实验分析的。 
斯坦伯格（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我及杨振宁都是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都很熟。1956年斯坦伯格和我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正教授。我们的办公室离得很近，仅差上下一层楼。当时，整个物理学界绝大部分的∧0和∑0事例都在斯坦伯格实验组手中，有约四十个，不是个小数目。这些情况在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时，杨振宁都是知道的。1956年我，斯坦伯格和杨振宁都是被邀请参加罗彻斯特会议的。假使真的如杨振宁所说，在1956年5月初，他午饭时忽然在一个节骨眼上想到了∧0的产生和衰变反应链，他有如此重要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不可能在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不去找离我办公室很近的，也是他很熟的朋友斯坦伯格。他不可能不想立刻就把他的这个重要的、∧0和∑0衰变可能是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告诉斯坦伯格。同时，他也不可能不急着去请斯坦伯格尽快地做一个实验，看看他的这个思想突破是否可行。 
杨振宁不去找斯坦伯格，是为什么呢？因为杨振宁完全清楚，在那个时候，斯坦伯格不仅早就知道我的思想突破，也早已按照我的这个思想，去做了分析。同时，杨振宁也知道前两天他刚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而且他还反对。当杨振宁1956年5月初在天津饭店吃午饭时，他完全清楚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分析结果已有宇称不守恒的迹象，虽然不能定论，但是完全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在1956年4月罗彻斯特会议后的三个星期中，已经发生的这些极重要的事实，在杨振宁的回忆里，其叙述却完全是一片空白。为什么？因为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叙述是假的。他知道，他是要将我的思想突破变成他的，将他的反对变成我的反对。 


在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里还有其它相当多的情节也不符合事实。举两个例子吧。1956年5月初，当他在我办公室里看见了我正在写的，关于θ-τ、∧0、∑0等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的时候，是他要求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做β衰变领域的分析。也是他要求我先不发表奇异粒子的文章的。可是他在1982年的回忆中竟然说：“他（指李）有点按捺不住，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6]。 杨振宁关于我“按捺不住”的说法和事实不合，完全是喧宾夺主，是很不道德的。 
在我们合作写出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前，在1948－56的八年中，我和杨振宁仅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中的一小部分。1956年我们发表了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后，我和杨振宁才开始密切合作。从1956年的下半年到1962年的六年中，我们共合写了二十六篇文章。 
1956年4月，我和杨振宁没有任何合作项目，也没有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当他1956年5月初来我办公室时，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哥仑比亚大学。否则，他不会在上午十一时左右开汽车来，因为他不可能忘了在午时左右哥校附近停车的困难。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后的整个4月份我和杨振宁没有见过面。事实上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是在1956年10月我们发表了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后才开始的。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说的在1956年4月和李政道每周两次互访也是与事实不合的。由于我的思想突破促成了当时（1956年4月份）布德、克瑞蒂安、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在他们的实验文章中做了宇称不守恒的分析。因此，他们在他们的论文中对我表示感谢[3]。 他们没有提杨振宁，因为这与杨振宁无关。
上面已经提到，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在他1986年的回忆中关于1956年4月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讲得很清楚，这个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根本没有提到杨振宁[4]，因为这是与杨振宁无关的。
由此可见，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1956年4月初我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后，到5月份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对宇称不守恒做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工作，一起写出了获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上面的叙述并没有减少杨振宁在与我合作中的贡献，也没有否定他应获诺贝尔奖的资格，当然也没有降低他因此而获得的荣誉。
虽然我们是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由我独立做出的这一点，是有文献记载的，同行们也都是知道的，是客观的事实。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强调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因此去损伤杨振宁，去贬低他在与我合作完成宇称不守恒论文上的贡献。但问题的关键是，杨振宁从1982年至今，总是想抹煞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突破的事实。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4）问：您举出布德、克瑞蒂安、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等人的实验论文，作为您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的证据。但是，杨却反问您说，为什么1956年你们得诺贝尔奖的论文里一字未提史瓦兹？为什么您1970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里也一字未提？
（4）答：在江才健的《杨振宁传》里，杨振宁问吴大猷老师：“政道今日说Budde etal 1956年（Schwartz是主要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的起始，是他（李）介绍给Schwartz的。（这是他六十生日会上他所打出的一张王牌。）如果此说能成立，为什么一九五六年我们的Parity文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一九五七年我的与李的Nobel Speeches都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李的一九七O年〈History of Weak Interactions〉仍一字未提Schwartz？[7]”杨振宁用这些问题反问吴老师是极不妥当、极不礼貌的。当然，吴老师不会回答，因为吴老师与此事无关，而且现在吴老师已经过世，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反应；即使他在世，也不应该把裁判的责任强加给他。我想，杨振宁的这些问题还是由我来答复为好。


杨振宁所说布德等（Buddeetal.）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上述论文，就是上面说到的布德、克瑞蒂安、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等合作的论文。虽然他们的论文里也发表了那些数据，但因为数据量不够，不能对宇称不守恒下最终结论。在1956年5月至10月间，还有不同的人分别做了其它好几个实验，由于各种因素也不能给出定论。所以我和杨振宁1956年10月1日的文章，按科学文献的写作惯例，都一概不提那些文章。同样，在1957年我和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演讲（Nobel Lectures）中，也只提到了吴健雄等成功的实验。这是很自然的事。这怎么能成为否定是我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证据呢？退一步说，不提布德等的论文，难道就能说明完全没有我向斯坦伯格提出建议的这回事吗？不提他们的论文就能否定他们论文的存在吗？就能否定他们在论文中用我突破性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进行的分析吗？不提他们的论文，就能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不是由我首先提出来的吗？如果谈到感谢，那显然不是我要去感谢史瓦兹，而是相反。事实上史瓦兹等早在他们（也就是布德等）当时发表的论文里就已经表示过对我的感谢了，这足以证明他们承认并接受了我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杨振宁提这样的问题，是本末倒置，目的纯粹是要制造一个错觉。
至于杨振宁说，为什么我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8]一文没有提布德等的论文，这更是莫名其妙。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演讲的讲稿，谈的是1930－70年四十年间弱作用研究的发展大纲。1956年宇称不守恒工作仅是其中一部分。当时我只有时间很简单地谈到我和杨振宁对宇称不守恒合作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的部分经过，没有必要专门去强调是我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突破。因此，更没有必要专门去提史瓦兹等人的实验。按照杨振宁的逻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做报告或写文章就要讲是我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的，否则就等于承认没有这回事，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1982年，杨振宁在他的论文选里居然以我1971年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讲稿为借口，无理地攻击我，说我在该文中乱说，而2002年杨振宁忽然又反过来问：为什么我和他在我们的获奖论文和我1971年的演讲中不提史瓦兹？似乎不提史瓦兹就是承认这个突破不是我独立做出的。似乎不提史瓦兹就等于没有布德等1956年9月已发表的物理论文，就等于没有他们在我的突破思想指导下做的分析，就等于没有他们为此而对我表示的感谢。这种逻辑是不通的！事实上，在和我的关系上，这些都是杨振宁不顾事实，故弄玄虚，扰乱人心的一贯做法。
任何写作过科学论文的人都会明了，凡已经经过文献或实验证明的科学贡献，在一般场合下均无需再在论文里专门去提。因为提和不提并不影响已存在的、已证明的这一事实。从1982年以来，杨振宁就不断地以自夸和造伪的方法企图抢夺我的贡献。现在他居然用他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认为多说谎话就能否定已有事实的办法，去否定别人在报告或论文里符合科学论文惯例的正常说法。这是非常可笑的。
（5）问：杨振宁在给吴大猷的信里说，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是他起的头，因为你们1956年的论文的观念的起源、背景是他和蒂欧姆诺（Tiomno）的文章（1950）、他的Ph.D.论文（1948）和他、Snow（斯诺）、Sternheimer（斯顿海默）的文章（1954）。尤其是他和蒂欧姆诺的文章（1950）引进了C和Cˊ十个耦合常数。杨又说：当1956年大家(即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在讨论 θ-τ之谜时，只有他（即杨）集此诸背景于一身，所以有了宇称不守恒的观念。[9]你觉得杨的说法有根据吗？
（5）答：毫无根据。杨振宁1948年的博士论文，1950年杨振宁和蒂欧姆诺的文章，及1954年杨振宁和斯诺及斯顿海默的文章都是宇称守恒的，都还是在宇称守恒的框架里做文章。
在1956年我和杨振宁写那篇历史性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前，所有的文献上都是宇称守恒，包括杨振宁的论文和他1950及1954年的文章也都是宇称守恒。


您亲爱的马歇尔”
很明显，马歇尔•罗森布鲁斯的回忆和我的回忆是一致的，这篇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是我们三人合作的结果，各有贡献。杨振宁的叙述是不对的，也是不道德的。
让我现在分析一下杨振宁最近发表的关于这篇文章的说法：“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因为他（指李）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指李）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13]
杨振宁的第一句话是“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虽然是事实，但已有含沙射影伤人之意。可是下面紧接着的一句话“只因为…，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杨振宁当然知道这两句话是一真一假，而且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可是杨振宁将真假两句强连成一个长句子，其目的是造成错觉，企图用这样完全不科学，也是绝对不正当的文字游戏来欺骗读者。然后，觉得这还不够，在下面他再重复一下并加上了最后一句毫无关系，但又是不怀好意的话。
杨振宁加的最后一句“也是他（指李）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不但和前文毫无关系，也颇令人莫名其妙。杨振宁故意凭空提出1953年有什么意义？既便是“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难道就能说明1948年合作的文章没有我的贡献吗？
举一个简单的比方吧。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进化论（Origin of Species）。这以前达尔文没有发表过任何生物方面的论文，而这以后，直到1871年，达尔文也没有再发表过生物方面的论文。（达尔文的Descent of Man（人类的起源）是1871年发表的。）但是，“这以前”和“这以后”，虽然达尔文没有发表生物方面的论文，那当然不能因此就否定1859年达尔文发表进化论的事实。这逻辑是一位小学生都能理解的。现在杨振宁竟然用如此似是而非的说法想来否定我对1948年三人合作的贡献，这是极可笑的。其用意不良，是一目了然的。
我很难猜测杨振宁凭空提出1953年的用意。可是在粒子物理的发展史上，1953年是很重要的。1953年恰好是粒子物理研究开始使用GeV（十亿电子伏特）级的高能加速器的一年。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段历史。
1953年以前，除了上世纪早期就知道的质子、电子和中子以外，所有其他的粒子，如π介子，μ介子，θ、τ等都是在宇宙线里发现的。因而，1953年以前粒子物理和宇宙线物理是很难分开的。宇宙线来自天体，因而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也是密切相连的。
宇宙线是如何产生的呢？宇宙线的来源是因为星云之间的流体和星云之间的磁场组成了一台有如整个星系或整个宇宙那样极庞大、极庞大的加速器。这台大自然的加速器将星云之间的质子加速成高能粒子，然后经过碰撞，产生了π，μ，……等粒子。所以，1953年以前，真正研究粒子物理的理论物理学家，也必须精于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
在1953年前，研究这样巨大领域的创业大师就是我的导师费米教授。1953年以前，费米教授和我对这些领域均做出过贡献。
杨振宁在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领域里从来没有工作过。事实上，杨振宁喜欢的是数学物理，不是粒子物理。当时他就很难了解费米教授和我为什么对这些领域都会有很大的兴趣。其实，在学问的最高层次，所有这些不同名称的物理，都是同一个物理。而真正物理学家其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形形色色，似乎不相关的自然现象都归纳成同一组基础原理，都能融会贯通。这就是物理之精华。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中叶，粒子物理被认为是物理学中精华的精华的原因。
1953年的1月，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建成了3.3GeV的Cosmotron，是当时世界第一台GeV级的高能加速器。从1953年开始，通过人造的高能加速器产生了ρ、φ、∧、∑、Ξ、Ω……种种新粒子。于是，粒子物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独立的阶段。那时我的注意力也集中地放在这新形成的，和高能加速器有密切关系的粒子物理领域上面。


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充满了自信。不过，我以为杨振宁绝对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开始杨振宁是反对。可是经过激烈辩论后，很出我意外，杨振宁居然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同时他也很想知道，我对质子数规范场的理论分析的进展。我告诉他，我有一个结果，质子数规范场，和它的推广—重子数规范场，可能产生很像引力场这样一个新的作用，可是又有区别。 
我正在计算和分析。杨振宁要求和我合作，愿意帮助我一起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要求。1955年，我们合写了一篇否定杨和密尔斯《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章，在《物理评论》上发表： 
《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Conservation of Heavy Particles and Generalized Gauge Transformations） 
李政道和杨振宁, 《物理评论》, 98, 1501（1955）[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98, 1501 (1955) ] 
自1952年我们合作初次分手后，至1955年才再次合作，而这再度的合作，其第一篇文章就是反对杨振宁刚刚完成的“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文章的基本观点。显然，这篇1955年反“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的文章绝对不会是杨振宁带的头。杨振宁自称“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的大话，实在很难自圆其说。 
既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那为什么“杨－密尔斯规范场”会成为对当代物理极重要的贡献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虽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的文章出发点是不对的，可是他们由此而写出了“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式。这方程式不能用在同位旋上。但是20年后，略加推广，用在夸克间的色动力学作用上是完全准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50和60年代，杨和密尔斯规范场的文章并不受物理学界重视的原因。 
无疑的，杨振宁是第一流的数学物理学家。可是我和他合作的文章都是以物理为中心和重点的，因为这和我的科学工作的特性和风格比较相合。 
虽然1955年我们再度合作，可是我还是保持1952年自己的决定，除非杨振宁提出要求，并经过我考虑同意后，否则不与杨振宁合作。我们1956年宇称不守恒论文的合作，也是经过杨振宁要求后，我才接受的。因为我很不想重复1952年那次相当尴尬的经历。同时，我也一直有一种潜在的意识，要警惕杨振宁对我提出的要求，提醒自己应该小心地对待他的要求。 
1956年我和杨振宁合作的宇称不守恒论文写出后，我们不仅开拓了物理学的一个新大陆，也震动了整个物理学界，使他们去重新检查所有以前认为已经了解的物理，尤其是它们的对称性的理论基础。无数新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更多的新的实验观察也需要我们分析。这一切像潮水似的一个浪、一个浪地冲击过来。紧张的研究工作和物理学的高速发展，使我疏忽了1952年我自己建立的那项警惕。我和杨振宁的合作自然而然地就密切起来了。但是1952年我瞥见的阴影，终于在十年后的1962年显现，造成我和杨振宁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分手。当年的悲剧可能在50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播下了种子。 
1948－1956年，在合作写了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前的八年中，我们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时期所有的论文之少数，仅占三分之一弱。 
在1956年写了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后， 1956－1962年六年中我们合作了二十多篇论文，占我在同时期所有论文的二分之一强。这二十多篇文章可分作三个大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对称和不对称的各种现象的分析，是在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而新开拓的物理领域中做的研究工作。 
第二个领域是统计力学和多体问题，属于我和杨振宁1952年统计力学合作领域的扩展。 
第三个领域是高能中微子物理和从高能中微子领域推进至中间玻色子的分析研究。 
高能中微子领域始于1959年。在高能物理、粒子物理和加速器物理这几个领域中，高能中微子、高能质子和高能电子，三者有平行的重要性。1962年莱德曼（L. Lederman）、史瓦兹（M. Schwartz）和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用高能中微子实验发现和证明了第二代中微子，即µ中微子的存在，因而共获1988年诺贝尔奖。在这个专业领域里，众所皆知，从1959年开始以来，我是高能中微子理论界的领袖。高能中微子研究领域的创建人史瓦兹在1972年发表了下面的回忆叙述 [16] : 


“哥伦比亚的中微子实验的开头,起源于在普平（Pupin）实验室八楼的一个日常喝咖啡的休息时间。每天，在那儿，老师和研究生们快乐地相聚半小时，放松他们日常的工作。这正是新（和旧）观念讨论的地方，经常是由李政道（T. D. Lee）活跃地带头在黑板前讨论。 
“在1959年11月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喝咖啡休息时，我恰好到得稍晚，我发现已有活跃的一群人围绕着T. D.（政道，这是我们通常对李政道的称呼）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去研究高能量下的弱作用。在黑板上写着很多不同种可能的反应，用了所有知道的粒子——电子、质子、中子。可是没有一个是合适的。… 
“那天晚上，忽然我想到，这是很简单的，只需要用中微子。因为中微子的作用很弱，所以一切它们的作用是弱作用。第二天早晨，我奔到李政道的办公室…。” 
很清楚，高能中微子领域的最早开端与我有密切的关系，而与杨振宁无关。上面已经提到了1956-1962六年中我和杨振宁合作的二十多篇论文，可分做三大领域。我现在再总结一下，第一个领域的开始是宇称不守恒，而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思想是我1956年4月独立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第二个领域是属于我和杨振宁1952年统计力学合作领域的扩展，而1952年我们合作的带头第一篇文章有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第三个领域的开始是高能中微子领域，而这高能中微子领域的最早开端又是与我有密切关系，与杨振宁无关。 
既然是二人的合作，应该根本没有必要去强调是谁先谁后，谁主谁辅。可是今天杨振宁怎么能自称我们的合作工作，90%是他起的头，是他做的主要突破，是他执笔写的文章呢？ 
一般物理论文谈不上什么突破。只有在一个新的、重要的、大的领域的开始，才会有突破的工作。可是假使这突破工作的论文有合作者，除非的确另有确实的事实证明，这突破的贡献理应属于所有的合作者。 
从1982年一直到今天，杨振宁置人证和已有的文献记录这些铁一样的事实于不顾，将当初他反对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想法变成为我反对，硬要将我的贡献化为他的贡献，用这样可笑的做法来贬低和抢夺我的贡献，实在太无聊了。 
（8）问： 杨说，你们成了名以后，您内心起了恐惧。是您自知对宇称不守恒工作的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您其实不应该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您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您的人品。[17] 您认为杨的这种说法真实吗？对杨举出的一个例子，说在您在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自传里不提吴大猷和费米，是因为您受杨的影响超出了他们。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杨根据这一件事竟然能得出如此一个结论，您觉得奇怪吗？ 
（8）答： 杨振宁的说法实在太荒谬了。 
在1956年写宇称不守恒论文前，我已经在物理学的好几个领域里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在天体物理，我1950年的论文将白矮星的钱德拉塞卡极限（Chandrasekhar Limit）上限质量从5.6倍太阳质量降到现在大家公认的1.4倍太阳质量。白矮星理论的创建人钱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很推崇我的贡献，并在1986年和他夫人一起专程来纽约给我祝寿、致贺词。1950、51年我发表了两篇流体力学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证明二度空间不存在湍流（turbulence）。这个结论对气象学和海洋学有重要的影响，当时就吸引了数学大师和计算机创始者冯.诺埃曼（J. Von Neumann）的注意和推崇。另一篇是三度空间的湍流能量分布理论，为此贡献，量子力学的创建人海森伯格（W.Heisenberg）（193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写了两封信给我，和我进行专题讨论。1952年我和杨振宁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论文，建立了相变现象和格气体的基础，证明了三个定理。其中，在带头的第一篇文章里有两个定理，主要都是我证明的；在第二篇文章里有一个定理，主要是杨振宁证明的。爱因斯坦很推崇这两篇文章，专门约我们去讨论，并向我们表示祝福。同年，半导体和超导体理论的创建人巴丁（W.Bardeen）（1956年和1972年两次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遇到一个固体物理的棘手问题，特邀我去伊里诺大学设法解决。为此，1953、54年我和派恩斯（D. Pines）发表了两篇论文，建立了固体物理中的“极化子”（Polaron）领域。1953年我解了场论中很重要的Gell-Mann Low renormalization group方程式。盖尔曼（M. Gell-Mann）是在1969年获诺贝尔奖的。1953、54年我又创建了“李模型”。量子力学的创建人泡利（W. Pauli）（194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海森伯格（W. Heisenberg）（193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都给予高度赞扬，并且，他们二位均亲自在“李模型”领域内工作了好几年。 


1953年我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邀请到该系任教，1956年初就被聘为正教授，当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在全校各系里，被聘为正教授时最年轻的人。
我的这些成就，在1956年做出宇称不守恒工作以前，就都已完成了。上面提到的论文，只有统计力学的两篇是和杨振宁合作的。 
从四十年代我做学生时起到现在，半个多世纪，我的才能、我对物理学多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是公认的。我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地位，也是众所周知的。我对此感到自豪。 
而且，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做出的，这是有实验文献和其他科学家的专门文章可以证明的。我和杨振宁在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基础上对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做出了具有划时代影响的、系统性的分析。我们合作的论文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怎么会引起我内心的恐惧呢？杨振宁凭什么要来乱说和瞎编我的心理呢？ 
至于杨振宁说，在我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自传”里不提吴大猷和费米，是因为杨振宁他对我的影响超过了吴大猷和费米，这更是荒唐。 
我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并不是什么自传，而仅是约一百字的履历和一张相片。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规定，凡获奖者，必需在瑞典的一所大学或学院，给一个约一小时的学术演讲，称诺贝尔演讲（Nobel Lecture）。这履历，或简单地称为自我介绍就放在诺贝尔演讲的讲稿前，作为向读者和听众的一个短短的介绍，其中需有出生地、生日、得奖时的国籍、父母亲姓名和自己的简单学历等。 
这样一件极简单的事情，杨振宁也要大做文章，向我攻击，并且还要自我吹嘘。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而且，明眼人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杨振宁将这些写在他给吴大猷老师的那封信里，明显的是在挑拨吴大猷老师和我之间的关系。而现在他在吴大猷老师过世后，又将他这封已寄出的私人信件，硬性地拿回来，发表在他的传记里，其用心不良，是明显的。 
说到这里，我想，杨振宁倒要扪心自问，是不是倒是他自己感到了不安？是不是因为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我做出的，而怕舆论对他不利，从而想用不断攻击我、重写历史的办法，迷惑外界，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他自从开始与我合作，就斤斤计较于名次的排列，这在他的传记里也有叙述。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呢？是不是也是与他的恐惧心理有关？是不是也是出于“强烈的竞争心”呢？ 
（9）问： 李杨之争的另一个方面，是谁先将争论公布于世的。据杨的说法，是您“四处乱讲”引起的。[18] 书里还提到了1962年5月《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伯恩斯坦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说许多人都认为，你们两人也没有否认，正是这篇文章是“造成他们两人关系正式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19] 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9）答： 1962年我和杨的分裂，完全是杨的高度贪欲造成的，与伯恩斯坦的文章无关。 
虽然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做出的，但很重要的第二步，即宇称不守恒系统性的分析是我和杨振宁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和杨振宁不一样，我说话一向是很谨慎的，对自己的为人，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可是杨振宁1982年，公开地以文献的方式重写历史，抢夺我在宇称不守恒突破上，以及其它方面的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写下我1986年的回忆，以维护真理。 
在这之后，我又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将全部精力放在物理研究上，放在培养人才和帮助发展祖国的科技事业上。可是杨振宁还是继续不断地重编历史。最近他又借江才健的《杨振宁传》不顾一切地、全面地侮辱和贬低我的人格和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再次花时间进行申辩以伸张正义。 
因此，用杨振宁所说的“四处乱讲”四字，来描写他自己1982年至今日的行为倒是相当恰当的。 
为了反驳他的许多指责，让大家判断是非，我会在稍后把杨振宁提到的有关的英文文章都翻译成中文，聚为一册出版，其中也包括伯恩斯坦的文章，供大家阅读鉴别。 
（10）问：杨认为，伯恩斯坦的文章中对您有不真实的揄扬。可是我今天读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到他所谓的揄扬。您能否猜想，他指的是那些段落？ 


（10）答： 我也看不出伯恩斯坦的文章对我有什么不真实的揄扬。我认为，他写的事是真实的。伯恩斯坦根本没有说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他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所以，我无法猜测杨振宁的想法，也不理解杨振宁举出伯恩斯坦的文章究竟有什么用处，目的是什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读读这篇文章，一定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 
（11）问： 杨还说，[20] 他之所以在他的出版于1982年的《论文选及注释》里把问题公之于众，是由于看到了您1971年的文章《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和1979年富兰克林的文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未发现》。[21] 这些文章，一般人很难看到。您是如何评价这些文章在李杨之争中的作用的。 
（11）答： 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和杨振宁1962年的分裂是由于他过度的贪欲。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假借我1971年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演讲和1979年富兰克林的文章作为根据，对我进行攻击。前面已经说过了，我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 一文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的演讲，内容是1930-70年弱作用发展四十年历史的大纲，根本没有讨论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情形，当然，也完全没有强调是我独立地做出的突破。 
同样地，富兰克林1979年的文章中，和伯恩斯坦的文章一样，也没有涉及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个问题，也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杨振宁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要寻找一些借口，为他在1982年的《杨振宁论文选集》里重写历史所用。上面我已经提过，我已经准备好将这些已发表过的英文文章翻译成中文，收集成一本文集出版，供大家鉴别。 
（12）问：后来（1986年）您还写了《破缺的宇称》，是想说明什么问题？ 
（12）答： 我1986年写了《破缺的宇称》。1986年是我第一次，也是截止到现在唯一的一次，在杨振宁1982年书面公开我们的分歧后，公开说明我1962年与杨振宁分裂的经过。 
我写该文的原因是叙述我们合作和分裂的真正过程，以维护历史事实，指出1982年杨振宁写的东西是不符合事实的。 
（13）问：那么，1986年您写的《往事回忆》又谈了些什么事情？ 
（13）答： 1982年杨振宁重写历史，也谈了很多1962年前，甚至40年代我和他做学生时候的情形，他都是自夸自赞，重写历史，与事实不合。所以1986年我写了两篇文章，就是《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后者偏重于早期的事情。 
我现在再补充一下40年代的事情。1946年通过吴大猷老师的选拔，我得到了中国政府留美深造的奖学金，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为理论物理研究生。那时候，我对经典和近代物理的了解都有自己的心得，很快地就得到了学校各位教授的注意。最杰出的费米教授先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需费米教授亲自邀请才可参加）每周两个晚上的物理讨论会，然后又答应担任我的博士导师。我入芝加哥研究生院后不久，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一项新的奖学金，称为“全校奖学金”。我被物理系推荐并被选中，得到了这份在全芝加哥大学来说是极富荣誉的三年的奖学金，共四千五百美元。再加上中国政府的五千多美元的奖学金，当时我是很受其他同学羡慕的。 
杨振宁

都是大师,我辈无法啄喙,看看而已.

也未必。老羊玩的风流游戏就很大众化嘛�

荣誉面前的表现——中国人永恒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