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乱已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生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修学令》
今公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国难方弭，六礼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於当时，扬名於后世，岂不盛哉！《三国志．荀彧传》注引《彧別传》
献帝建安中，侍中鲍衡奏：“按《王制》，立大学、小学，自王太子以下，皆教以诗书，而升之司马，谓之贤者，任之以官，故能致刑措之盛，立太平之化也。今学博士并设表章，而无所教授，兵戎未戢，人并在公，而学者少。可听公卿一千石、六百石子弟在家及将校子弟见为郎舍人，皆可听诣博士受业。其高才秀达，学通一艺，太常为作品式。”从之。《通典．礼十三》
（阴）县东有县令刘熹，字德怡，魏时宰县，雅学博古。学教立碑，载生徒百有余人。《水经注．沔水中》
平乱后欲治天下，复文教达至能拔仕、惇化民风，差不多是每个政权的必经之路。曹操先后在官渡、仓亭击败袁绍，更夺下黄河北岸重镇黎阳，诸葛亮在《隆中对》所讲的“操遂能克绍，以弱为疆”之势渐现，建安七年颁布《军谯令》有“置学师以教之”一句，受惠对象是跟随自己捐躯而遣下的子孙；明年更颁下《修学令》。
那地方官有沒有严格执行呢？本纪虽沒提及成效，但刘馥等人在其所治之地有兴文教之举；刘熹讲学虽不知道具体时间，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魏朝建立后已在执行。那至少可以断定这不是一纸空文，因此高柔才总结：“在于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自从献帝初平四年最后一次试儒生，并太学行礼后，战乱十多年，中原的官学开始恢复。
鲍衡之议到底是发生在哪一年、成效如何（官家子弟有否询博士受业、借此避役），无从考证；可以肯定时间的唯有建安二十二年曹操立泮宫（作用等同于太学），只因曹操不是天子，诸侯王的只能这样称呼。荀彧欲兴礼来稳定天下，礼制草创方面，曹操交予王粲和卫觊负责。
《资治通鉴》卷70魏文帝黄初五年云：“夏四月初立太学，置博士，依汉制设五经课试之法。”曹丕时也沒改变，那曹操时应该还是“依汉甲乙以考课”了（解释可见胡注）。出任博士的途径有征召、荐举、选试、以贤良文学和明经等诸科进等，魏可考者有张郃荐同乡卑湛；博士又能兼给事中，禅代时有苏林和董巴二人（见《三国志．文帝纪》注引《献帝传》）。
《四民月令》有一句：“命成童以上入太学”，本注云：“谓十五已上至二十世”；刘靖曾上疏：“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孙，年从十五，皆入太学。”可知魏沿东汉，太学入读年龄为十五岁。北方战乱多年后，重建了太学，算是回应了袁涣之议（注34），是一个好的开始。故东晋袁瓌上书请建国学时，也借用此例：“昔魏武身亲介冑，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
郡级主管教育的官职，曹操时唯一能确定的，只有杜畿为河东太守时，以乐详为文学祭酒。文学掾这汉时已有之职，应该也继续沿用：曹芳时管辂为清河文学掾、文学从事；其中，严耕望先生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秦汉地方行政制度史》第七章，引用了《辂別传》作清河北黉文学，认为：“文学掾史即学校之职非曹吏之明证矣。”
另一方面，董卓之乱曹操虽无力阻止，但还是有尽量保存书籍之功，故《旧唐书．经籍志下》云：“董卓迁都，载舟西上，因罹寇盗，沉之于河，存者数船而已。及魏武父子，采掇遗亡”；其他例子还有：官渡胜利后收袁军图书、让才女蔡琰默写其父蔡邕所藏之书。
据《汉纪》序所说，荀悅在建安三年受诏“钞撰《汉书》，略举其要，假以不直”，在“尚书给纸笔，虎贲给书吏”的支援下，“其经传所遗阙者差少，而求志势有所不能尽繁重之语”，三十卷、数十万言的史籍在建安五年完成。

但儒学已再回不了东汉时的独大，固然有典籍因战乱而毀的客观原因（注35），但人们已对枯燥的章句失去兴趣（注36），加上派別间的互相评击、范晔在《儒林传序》直言：“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穨敝，鞠为园蔬……多以浮华相尚……亦有私行金货，定兰台桼书经字，以合其私文”和纬书的荒诞，就算郑玄、马融等另辟训诂一途，为儒学注入新活力，但正如逯耀东先生在《魏晋史学及其他．魏晋时期历史人物评论标准》所评：“不仅定型而且成为传统的权威，人们对它只有接受或不接受的选择，很难再作些微的调整或转变因失去弹性而僵化，最终后终因不能适应新的变动环境而解体。”
儒学在东汉中叶已走下坡，思想破产的大环境下，经学的衰落已是无可避免之势，像大戴、小戴、庆氏“三家虽存并微”（见《隋书．经籍志一》）就是时代的缩影。
曹魏的太学博士议政的职能虽犹在，比方董巴曾在黄初中议改历（见《晋书．律历志中》），但仍是闲职，故《晋书．徐邈传》云：“自魏晋以来，多使微人教授，号为博士。”
《三国志．魏志十三》注引《魏略．儒宗传序》更直言：“从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怀苟且，纲纪既衰，儒道尤甚。至黄初元年之后，新主乃复始扫除太学之灰炭，补旧石碑之缺坏，备博士之员录，依汉甲乙以考课。申告州郡，有欲学者，皆遣诣太学。太学始开，有弟子数百人。至太和、青龙中，中外多事，人怀避就。虽性非解学，多求诣太学。太学诸生有千数，而诸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又虽有精者，而台阁举格太高，加不念统其大义，而问字指墨法点注之间，百人同试，度者未十……正始中……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嗟夫！学业沈陨，乃至于此。”（未能操笔者，其实并不是不能写文章，只是钟繇、王朗的文采相对王粲，不如也。）
楼劲先生在《中古政治与思想文化史论》第九章第一节倒有不同看法：“这段记载的主要问题，是为衬托荒乱之际数公‘守志弥敦’之可贵，夸大了曹魏儒学的凋零景象。其中合乎史实的部分，无非是大乱历劫之余重建太学之不易，朝廷用人亦不重醇儒。从魏末数千太学生徒抗议嵇康之狱一事来看，其学规模实已可观，风气则与东汉略同。”
曹操不但本人焕发了四言诗的新生，留下诸如《短歌行》、《龟虽寿》的绝唱，又以旧瓶换新酒的方式对乐府重新填词，写下《薤露》、《蒿里》等。其引领的建安文学，也吸引了部份士人投入文艺创作（注37）。像曹丕在《典略．论文》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才高八斗的曹植更在《赠丁翼》一诗中写道：“淫荡固大节，世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不但反映其抱负，更说明他不愿当世儒，事实上他也确实花精力于文学，而非章句中；
另一方面，玄学已稍稍兴起。荀粲，这位出自从“博学而不好章句”的荀淑开始，已为儒学世家的族人，“尚玄远”的他却是玄学的先行者。也许是因为荀彧之死让其动搖，导致他对有“智防”的从兄荀攸之评价，比其父还高。汉魏之际的变动，产生更多的逸民，而这些消极的儒生（对比李固、李膺），一定程度上与道家相近，这就提供了开始从儒家思想过渡至玄学的大环境。
《十三经注疏》中，《尚书正义》是魏晋时人伪托孔安国之名，故不论，但注《周易正义》的王弼、注《论语注疏》的何晏，则是玄学的创始人（严格来说，其实他们也是过渡人，王志平先生在《中国学术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卷）》第三章第三节评：“何晏、王弼仅仅是以《老》解《易》等，这和先秦学术的实际是有所吻合的。但魏晋玄学的另一支派嵇康、阮籍则是以《庄》解《老》，后来两学合流，至于王衍之清谈，则完全混为一谈。实际上何晏、王弼还可算儒学的新经义，至于嵇康、阮籍则是道家的真精神了。”）王昶在其著名的《家戒》，也有“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一句。经学纵有黄老思想的注入，但地位完全无法与东汉时相提并论。
史学在这时期，正式从经学的附庸，摆脫独立成科，也有若干影响。《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其老师谯周是一位经学家，但其著作《古史考》，被《隋书．经籍志》编在《史记》众家注释之后。故部份士人无可避免的分散其精力于史学，如同文艺对儒学的影响。
《四民月令》云：“命成童以上入大学”、“命幼童入小学”，地主家庭普遍重视教育之因，盖因可以凭博士弟子课试、以贤良文学和明经科出仕，故鲁地时有谚语：“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见《汉书．韦贤传》）但这情况在魏晋以后已开始改变，时人刘靖则这样回顾：“诸生避役，高门子弟，耻非其伦，故无学者。”高门子弟自能靠九品官人法出仕，吸引力下降，有兴趣者又借此避役，可谓恶性循环。
《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唐制取士……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唐玄宗天宝年间更一度罢乡贡，专由学馆申解，可见选拔与学校教育的合流；北宋王安石新政，更推行三舍法，依在校成绩升迁，上舍优者授官。两汉在选举与教育的结合上，紧密度上明显较唐宋以后的为低：西汉武帝前非功不得拜相，故丞相等三公，由官学府出身的人，在数量上少得可怜；东汉太学生，在质帝时一度达三万余人，但靠试学僮、博士弟子课试出仕的人数，根本不能与察举诸科相提并论。曹丕时倒是推行了类似三舍法的升级授官制度（注38），但曹操时有沒有实行，无法断言。
故曹操欲恢复教育，主要目的恐怕不是取仕，“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而是教化人民（包括杜畿般的地方官自发）。日后西晋玄学已盛，但个人道德标准还是儒家那套，陈寿、阮咸因居丧非礼的问题上遭受非议，标准就是来自儒家。
因此曹操不会以教育为优先考虑：郑玄高足国渊仕曹后，沒有以往的讲学，而是发挥其治民之能；刘琮降后，虽有荊州士人投曹，但曹操并不是要让他们来研究学问，像王粲般，曹操让其为军谋祭酒，发展其“举笔便成”的所长，典制度则是因他“博物多识”。王肃、王弼等人如何受影响，此及后话，详情可参见唐长孺先生《山居存稿续编．汉末学术中心的南移与荊州学派》。
所以傅干谏曹操別南征孙权的同时，反建议渐兴学校、修文，注定不会被欲平天下的曹操所接纳。

文翁是汉代第一个循吏立郡县学校的，但这是在董仲舒倡独尊儒术之前，不是汉帝旨意；韩延寿推行教化的成绩尤为卓著，成功纠正颍川“怨仇”之风，但当他与萧望之发生冲突，互揭罪状。败诉的他，为东郡太守时“都试讲武”，推行礼乐反成“僭上不道”的罪名。私自将公家的钱假贷给吏民以供徭役，更是迫其死路。郡守权重，以教化得吏民心，本已受猜忌，违反法令更成假公济私的铁证。故余英时先生在《士与中国文化》第四章第四节评：“韩延寿的礼乐教化渊源于当时的大传统，然而却与朝廷关于吏道的规定发生了基本的抵触……他料不到竟因此而招来‘狡猾不道，天子恶之’的大祸，以至弃市。”
在第六节中，他引用了召信臣、何敝两例证明：“循吏的先富后教确是自觉地实践孔子之言……杜畿在河东的表现足以当循吏的典型而无愧。他不但尽力实行孔子‘导德齐礼’和‘必使无讼’（《论语．颜渊》）的理想，而且明确地表示他的行动根据来自《论语》的‘既富矣，教之。’至于他亲自执经教授的成绩则又有《魏略》为之证实。”
《博物志》（辑录进《汉唐地理书钞》）云：“（河东郡）近盐沃土之民不才，汉兴，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世皆绝也。”杜畿除把这文化不发达地区改造成“郡中化之”、“河东特多儒者，则畿之由矣”外，弘农也受影响，太守令狐邵“令询河东就乐详学经，粗明乃还，因设文学”。河东文化发达的情况更持续下去，查卢云先生的《汉晋文化地理》表五和表十二，河东郡的著书数目由东汉时的仅一本，至西晋时跃升为全国第一，仅一郡的数量也超过豫、扬二州外的其他诸州。
其余各地还有扬州刺史刘馥的“聚诸生，立学校”、南阳太守杨俊的“宣德教，立学校”（河內审固、陈留卫恂本出自兵伍，杨俊资拔奖致，咸作佳士，让他们能宦学入仕，终为郡守、县令，对比西晋的兵家子刘卞和赵至，他们真的幸运多了）。
他们与王烈“以典籍娱心，育人为务，遂建学校，敦崇庠序”的私学比较，分別可能只是布衣和地方官的分別，以教化为目标这点是一致的。其中乐详“正始中，以年老罢归於舍……门徒数千人”，可说是毕身致力于教育工作。
曹操对他们，只赞沒罚，那至少可以认为，对这群良吏的政绩与动机并沒有起疑，只有认同。若根据钱仪吉在《三国会要．文学一》所搜列，蜀汉并无州郡学的记录来看（《华阳国志．后贤志》提及李毅询郡文学受业，但并沒有像卷首的文立般写上“蜀并于魏”一句，根本无法断言是蜀汉时还是亡后之事，存疑）；孙权虽在黄龙二年立国学（见《建康实录．太祖下》），但如同曹文柱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第八章第一节所评：“孙权此令沒有认真得到执行，30年后孙吴景帝孙休于公元258年又再下诏书：‘按旧制置学官，立五经博士。’”丹杨太守孙瑜厚礼马普，使二府将吏子弟数百人受业，但也就他一人罢了。
以当时犹是战乱之时，成果实属不易（曹操其实也承受不了太多免赋役的读书人），故高柔称：“昔汉末陵迟，礼乐崩坏，雄战虎争，以战陈为务，遂使儒林之群，幽隐而不显。太祖初兴，愍其如此，在於拨乱之际，并使郡县立教学之官。”

两汉之际谶纬大量入经，宣扬天命论，东汉时的鼓吹来维护统治；刘秀自己也“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见《后汉书．桓谭传》），具体例子如“案图谶，推五运，汉为火德。周苍汉赤，水生火，赤代苍，故上都雒阳”（见《东观汉记》卷1）、用孙咸行大司马（见《后汉书．景丹传》）、以王梁为大司空、尹敏不信而不受重用、桓谭反对险被杀、不为谶的郑兴仕途失意、好直言，“指天画地”以证“岁将饥凶”的大司徒韩歆被迫死，窦憲“称光武诛韩歆、戴涉故事”（见《后汉书．侯霸传》、《后汉书．袁安传》）等。开国皇帝尚且如此，结果往后君臣的诏书、奏章都会有所引用谶纬来成为论据，东平王刘苍论证世祖庙乐（见《东观汉记》卷5）、“《四分历》元明文图谶所著”（见《续汉书．律历志中》）等自然见其身影；天人感应的观念下，因灾异罢三公乃常见之事。范晔在《方术传》序、华峤在《汉后书》（见《后汉纪》卷18）、袁宏在《后汉纪》卷3都批评刘秀所引起的谶纬风气。

“正五经章句，皆命从谶”（见《隋书．经籍志一》），文人学习谶纬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这情况在汉魏之际时发生逆转，除了曹丕禅代时用上，从曹操科禁內学开始，不少帝皇也步其后尘：司马炎也在泰始三年禁星气谶纬之学，还有苻坚、元宏、杨广等。孔羨被封为宗圣侯时，立碑庙堂，曹植撰文收录当时的诏文，无一语引纬书就反映出继续沿用曹操的科禁。各地学官自然只能遵守。郝虹女士在《魏晋儒学新论───以王肃和王学为讨论的中心》第四章便总结：“自曹魏开始，历代政权再也沒有出现过像东汉王朝那样以谶纬决策国家大事，政治领域充满了神秘妖妄氛围的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有意思的是，魏也没有沿秦汉旧制，设立主天子卜筮之事的太卜令（见《唐六典》卷十四）。
今文经学在汉末时早已衰落，当时的学术中心襄阳，其代表人物宋忠属古文经学，曾协助刘表撰《后定五经章句》，其才能吸引了益州尹默至荊州就学。宋忠、邯郸淳、隗禧等随刘琮降，王肃在建安中从宋忠读《太玄经》。魏立的正始正经，又名三体石经，因是以古文、小篆和隶书写刻，有《尚书》和《春秋》。邯郸淳是书写人（见《魏书．江式传》），不过章太炎在《新出土三体石经考》考证年其老，故书出自淳手，立碑则是其弟子。参与人还有卫觊、嵇康（见《晋书．赵至传》）等。汉魏石经在南北朝促进北朝儒学复兴、成正统文化符号而被北齐、北周和隋迁徙于邺、洛阳和长安之间，此乃后话，详情可参考王东洋先生《洛阳汉魏石经与十六国北朝的政治演进及文教发展》（收录进《洛阳学研究───洛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一文。
曹操也是身体力行，不但对名儒尊崇：祭奠卢植并修葺坟墓、揽履而起远迎邴原，更是“魏武英规，马上玩籍”（见《魏书．裴延俊传》），更从儿子造起，曹丕在其《典论．自敍》中自述：“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八岁能骑射，桓荣祖评：“昔曹操、曹丕上马横槊，下马谈论”；就算无法文武双全如曹彰，劝不了他读《诗》、《书》，也只能让他当一名及格的将领；也选用一些才德之士，充实曹丕的太子府与曹植的侯府：凉茂、邢颙、司马孚等；又也颁下《诸儿令》、《戒子植》等令，故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慨叹曹操：“经国之略既远，隆家之训亦弘。”
“自作兵书十万余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这是让诸将至少读一本兵书；孙权当初劝“吴下阿蒙”多读点书时，就说：“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邪？”

钱穆先生在《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说：“门第即来自士族，血缘本于儒家，苟儒家精神一旦消失，则门第亦将不复存在。上述阐述，正可说明魏晋南北朝时代所以儒业不替，经学犹盛之一面。”故高门大户若想保家，子弟仍需进德修业，私学与家学的发展，此乃后话。

恢复教育的成果以南北时人的话作总结：东晋袁环、冯怀上疏曰：“昔魏武身亲介胄，务在武功，犹尚息鞍披览，投戈吟咏，以为世之所须者，治之本宜崇。”东晋庾亮在武昌置学官，其教之內容：“魏武帝于驰鹜之时，以马上为家，逮于建安之末，风尘未弭。然犹留心远览，大学兴业，所谓颠沛必于是，真通才也。”谢石望复国学时称：“魏武息马以修学”。（俱见《宋书．礼志一》）；北魏羊深上疏望重修国学时，就引用“且魏武在戎，尚修学校”为由。
建安学风固有以经学为主的礼法士，但也有在《儒吏论》中批评他们“不通律令之要”的王粲、在《中论．治学》批评他们没有思考能力，“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的徐干。故钱志熙先生在《魏晋诗歌艺术原论（修订本）》第二章第一节评：“另一种学术倾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儒学自然也是他们的学问基础和思想上的重要渊源，但他们并不看重传统的经学和礼学。而且治学范围也不局限于儒学。曹植就说过：‘滔荡固大节，时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由于不拘成式，所以他们在学问上多所吸取，且善于综合。他们是东汉晚期新学风的继承发展者。他们重视博涉多通，善于表达和表现（指文章、谈辩二途），他们关注现实，主张学术和文学应有经世之用，因而博涉多通之外，兼有务本尚用的特点。综合这两个特点，正可用‘文质彬彬’一词概括之。”
第二节又说：“从事文艺，正是通儒的本分。所以他们用儒家的观念来理解文学活动，并无太多的违碍之处。‘文学’一词的含义由以儒学为主逐渐转变到儒学与文学并重，这是建安时期文学繁荣所引起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果然是意义深远的，而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却是自然而然的转化，并不像我们今天人所想像的那样‘石破天惊’。”
34．涣言於太祖曰：“今天下大难已除，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以为可大收篇籍，明先圣之教，以易民视听，使海内斐然向风，则远人不服可以文德来之。”太祖善其言。《三国志．袁涣传》
35．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余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后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后汉书．儒林传序》
36．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汉书．艺文志》
37．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公干徇质于海隅；德琏综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乐。文蔚、休伯之俦，于叔、德祖之侣，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
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王粲传》注引《魏略》
治书侍御史李谔以选才失中，上书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浮华，遂成风俗。《隋书．李谔传》
38．满二岁，试通一经者，称弟子；不通一经，罢遣。弟子满二岁，试通二经者，补文学掌故；不通经者，听须后辈试，试通二经，亦得补掌故。掌故满二岁，试通三经者，擢高第为太子舍人；不第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太子舍人。舍人满二岁，试通四经者，擢其高第为郎中；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为郎中。郎中满二岁，能通五经者，擢高第，随才叙用；不通者，随后辈复试，试通亦叙用。《通典．礼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