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分析“对联谱”。
以“马蹄韵”为系列,余德泉教授构建了“对联谱”。本人认为,余教授构建“对联谱”的精神可嘉,但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首先“马蹄韵”作为“声律”,不能代替“联律”,而且“不具有唯一性”,所以不能依“马蹄韵”建“谱”,详细道理已如前述。另外,余教授的“对联谱”,是以对联单边小句句脚的平仄分布为系列,所以存在两个问题:
其一、“对联谱”主要针对多句长联,但对联以短小为主,多句长联不是对联的主体。四十年前,我对《楹联丛话》2000多副对联的字数、句数也作过统计,发现古联中单句联占34.5%,二句联占31.4%,三句联占21.7%,四句联占6.8%,五句联占2.6%,六句联占1.2%,七句以上的对联均小于1%,由此可见,多句长联的比重很小,不是对联的主体。
其二、由于对联不受字数、句数、句式的限制,一句联有若干种字数和句式,二句联又有若干种字数和句
2007年9月,中国楹联学会征求《联律通则》修改意见,本人曾将上述“格联”、“散联”方案,通过江苏省楹联研究会上报中楹会,并将符合《联律通则·总则》六条标准的对联称为“通联”。“通联”不受字数、句数、句式的限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声律不规定具体格式,只要求“平仄两两交替”即可。这样,“格联”、“通联”、“散联”三种格律,就构成一个完整的对联格律体系,我称之为《中华联律》。
行文至此,不能不说一说破除“声律”的神秘问题。汉字的平仄是由汉语的声调确定的,但声调的统一十分困难,原因是“四声”存在“变动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三大“硬伤”。明朝学者陈第早就说过:“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王力也说:“人类的语言是随着时间和空间而演变的”,上古声调只有平、上两类,中古才出现入声,近代声调更不能和古声相同。这就是“四声”的变动性。音调的地域差异更大,根据朱光潜先生的归纳,广东有九声,浙闽有八声,苏沪有七声,川滇有五声,只有北方才是四声。其实“北方四声”也未必准确,因为东北和西北,山东和山西,语音差别也是很大的,准确的说,“北方”应该是专指北京。南腔北调在中华大地存在了几千年,这就是声调的“差异性”。“不确定性”是指同一个字,在不同场合、不同词组、不同气氛中,可能发出不同的音调(学术术语叫“变调”)。1935年王力在《汉语音韵学·自序》中就直言:“音韵之学,系乎口耳……自古治学者,辄故神其说,以自矜异,窃尝病之。迩年忝在清华大学音韵讲席,首以玄虚之谈为戒”。音韵学者罗常培(1935年主持北京大学语言乐律实验室的专家)对王力先生的“首以玄虚之谈为戒”,很是赞赏。他在给该书的《罗序》中更进一步明言:“因为向来讲韵学的书过于玄虚幽渺,乌烟瘴气了。所以闹得初学的人不是望而生畏,就是误入歧途”。号称“对联结构理论家”的王宪忠先生,在他的《对联法则》专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平仄是“历史上和裹小脚呼应出现的紧密对应的封建文化孽结,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伪学,是封建文化腐败的溃疡体现”(见王宪忠《对联法则》吉林大学出版社第632页)。这段文词虽然尖刻刺耳,也有偏颇的成分(笔者无意完全附和),却道出了“声律”的本质。虽然“平仄”规则带有许多不确定成分,但毕竟已经在中国传承了1500多年,所以我不赞成将它一棍子打死,但反对将“平仄”神秘化、复杂化。有关平仄问题更详细的讨论,请参阅山西《河东楹联》2006年11月号本人文章:《无为而治话声律》。
总之,“马蹄韵”和“龙凤格”、“平仄竿”一样,是对联平仄规则的一种格式,借用余教授的说法,都是“技巧层面”的东西,是人为设计的一种“模型”,既不是“对联的核心”,也不是“客观存在”,而且“又不具有唯一性”,就马蹄韵而言,“始终是少数”,所以用之也可,不用也无大碍。特别是在长联中规定短句首字、尾字按“仄顶仄、平顶平”的“对联谱”,不仅过于繁琐,事实证明也行不通。本人根据诗、词、曲、令等建“谱”的经验,建议将对联划分成“格联”、“通联”、“散联”三个层次,然后分别处理平仄规则,既照顾了“严”,也满足了“宽”,应该是设计对联格律的可行方案。只是笔者担心,因为这又是“一种新的联律”,会不会犯和“传统规则”相“抗衡”的错误?因为余德泉教授的警告:“如果有谁一定要这么做,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是可以想见的”!这个警告一直在我耳边回响!我真不知道,这个方案提出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是天崩?还是地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