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世威尔》共12章,《与死者对话》是唯一一章只对一个剧本加以讨论——这也印证了《哈姆雷特》确实不愧为莎剧中的明珠——格林布拉特对于这章的态度,比其他章节更专心谨慎,充满思考的力度。以他所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观点来看,没有一种艺术不带有社会能量,任何一部伟大作品的诞生,都是社会能量聚合、转换、发散过程中的核心产物。对于此剧的问世,他提出了一些客观原因。《哈姆雷特》的主要人物和大略并非莎氏首创,这已无须赘言,但将这一部戏搬上舞台,很可能是剧团顺势应时的考虑:当时莎士比亚拥有股份的剧团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或许为了票房收入,有人建议莎士比亚将不久前流行过的《哈姆雷特》剧本改良一下,重新上演。这种做法,有点像时下配合影视剧跟风出书,但莎士比亚完全是同行竞争。旧瓶装新酒的技能,他早已炉火纯青。
《哈姆雷特》是莎士比亚文学事业的一大转折。剧中凭空出现的新词,据统计超过六百,都是之前的莎剧和其他英文材料中未曾见到。语言突如其来的膨胀,很容易让人想到作者受了什么刺激。相关猜测有埃塞克斯伯爵因犯上被处决,也有南安普顿伯爵的入狱事件。从剧本的政治色彩来看,这都有可能,而格林布拉特认为,“一定还有更深、更有力的原因,使莎士比亚的创作开始出现对内心痛苦的表现。”
注意到哈姆雷特和哈姆尼特字面联系的,格林布拉特不是第一人。后者是莎士比亚的长子,年仅十一岁夭亡。在斯特拉福的文件中,这两个仅一字之差(英文中也只差一个字母)的名字实际上通用。莎士比亚在选择这一题材时,是否想到了五年前死去的亡子,甚至以他的一贯想法,要以自己的生辉妙笔使儿子之名永留青史?格林布拉特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还把即将到来的莎父之死也算在里头。
莎士比亚的父母很可能是秘密的天主教徒,而在当时信仰天主教被视为异端,会招致重罪。在哈姆尼特死后,莎父或许曾要求莎士比亚为孙子的亡魂做弥撒,更可能的是,在他自己弥留之际,也希望儿子为自己做弥撒。现有的资料不足说明莎士比亚自身的宗教信仰,因此这个敏感问题已不可考,格林布拉特写道:
无论当时他怎样决定,1600年末到1601年初,他一定还在思考这件事。当时他正着手写一部主人公与亡子同名的悲剧。也许他听到老父在斯特拉福病重的消息,精神更加紧张,他把对父丧的考虑深深地融进了剧中。儿子的亡故和父亲大限的临近,这种哀悼和纪念的困境造成了他的心理混乱,这样便可解释《哈姆雷特》的震撼力和内省精神。
更为动人的一笔是:
莎士比亚认识到他的文化中极重要的祭奠仪式被打破了。他站在儿子墓边感受到这一点的时候,心中定是怀着剧痛。但他相信,当自己和千万人都有一腔深情无以宣泄的时候,戏剧,尤其是他的戏剧艺术,便会撩动它们的心弦。
从旁观者的推测,到使用莎士比亚的口吻来表白,格林布拉特没有丝毫的犹豫。他自然地走进哈姆尼特之死的场景,又自然地走上哈姆雷特之生的舞台,像是受邀拜访的熟客,拜访的是莎士比亚的内心。如果说莎士比亚曾将最深重的感情表现在《哈姆雷特》里,格林布拉特则将最深重的感情表现在了对莎士比亚的同情之中。这种同情,并非情感沟通,而是理性共鸣。以一己之身化为万千,历史研究做到这地步,已不是想用出土文物拼凑出逝去时光的细枝末节,而是要重新塑造那段历程、那位人物,那个社会截面。这不是小说的虚构,也不完全是考古的发掘,而是以文字作为索引的合唱之声。对此,格林布拉特已备好注解。
早在1988年出版的《莎士比亚的协商》(Shakespeare Negotiation)中,格林布拉特就提出“与死者对话”的愿望:
如果我不信逝者能听到我的心声,如果我认为逝者无法开口,我仍肯定我能重塑一段与他们的对话。即便在我最用心聆听的时分,明白其实所闻不过是自己的声音,我也没有放弃这一愿望。确实我只能听到自己的声音,但我的声音正是逝者的声音,因为逝者费心留下了他们的文本轨迹,并在生者的声音中得到传达。
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痕迹,也包藏着丢失的生活碎片。格林布拉特如此相信着,他将这种想象式的同情在《俗世威尔》中发挥到极点。有时候,他把莎士比亚当成一个真正生活着的人,关心他的日常生活细节,有时候,他把莎士比亚当成抽象的个人,能量流通中的环节和文艺复兴个人自塑的典型代表。这双重性特征使得传记也显示出复杂迷离的色彩,或者正如书名所示,它既可以理解为俗世中的莎士比亚,也可理解为长存人世间的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