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批行政幕僚，外在地看代表着政治支配的组织。当然，就像任何组织一样，这个组织通过服从，而不仅仅是我们刚才说的正当性，同权力的拥有者联系在一起。此 外还有两种借助于个人利益的手段：物质奖赏和社会荣誉。封臣的采邑、世袭制下僚属的俸禄、近代国家官员的薪金、骑士的荣誉、身份特权以及官员的荣誉等等， 构成了他们各自的酬劳。担心失去这些酬劳，是僚属与掌权者结为一体的最后的和决定性的基础。在战争中，追随者有荣誉和战利品可得，煽动家的追随者则可“分 赃”，即通过垄断官职，对被支配者进行盘剥，以及只有政治才能带来的好处和虚荣心的满足。这些报酬也都是来自一个超凡魅力领袖实行的支配。
    正像经济组织一样，利用暴力来维持支配，需要某些物质手段。一切国家都可以这样进行分类：看它原则上是依靠那些个人拥有行政工具的僚属，还是依靠那些同行 政工具“分离”的僚属。这种区分，同我们今天说资本主义企业中同物质生产资料“分离”的领薪雇员和无产阶级，有着同样的含义。对于僚属、官员或手下无论什 么人的服从，掌权者要做到可以领带。行政手段可以是钱财、建筑物、战争物资、车辆、马匹或其他什么东西。这里的问题是，掌权者是否亲自领导和组织行政工 作，只将执行权委派给他的个人侍从、受雇官员或个人宠臣和亲信，他们都不是行政工具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他们本人无权使用物质的行政工具，而是要受主人的 指挥。行政工具所有权的有无这种区别，存在于以往的一切行政组织之中。
    有些政治团体，它的物质的行政工具，全部或部分由独立的行政僚属自主控制，可以称这些团体为“身份制的”（standisch）团体。例如，封建团体中的 封臣，自己掏腰包支付他封地内的行政和司法费用。他提供自己的装备和给养用于战争，他下一级的封臣也是如此。当然，这对领主的权力地位是有影响的，他所能 依靠的，只是一种个人信任的关系，和这样一个事实：他拥有采邑，拥有社会荣誉方面的正当性，其来源则是上面的主人。
    但是，从最早的政治形态以降，我们随处都可以看到领主亲自领导行政的情形。他让那些奴隶、家臣、随从、“得宠者”，以及他拿自己军房的钱财供养的受俸牧 师，对他产生人身依附，以求把行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力求用他自己的钱袋，用他家庭财产的岁入，支付各种费用；他努力建立起一支依附于他个人的军队，因 为军队的装备和给养来自他的粮库、钱库和武库。在“身份制”团体中，领主在独立的“贵族阶层”（Aristokratie）的协助下进行统治，因此他要同 他们分享他的支配权；亲自实施行政管理的领主，或是靠他的家庭成员支持，或是靠平民的支持。这是些没有自身社会荣誉的无财产阶层，他们在物质上完全同他拴 在一起，自己没有任何足以抗衡的力量。所有形式的家族长制（patriarchaler）和世袭制的支配，苏丹的独裁制以及官僚制国家，都属于这后一种类 型。官僚制的国家制度（bureaukratische Staatsordnung）[8]尤其重要，其最理性化的发展，正是近代国家的特征。


3.近代国家和职业政治家的出现
     近代国家的发展，无论在何处，都是由君主发动的。对于他周围那些自主的、“私人”拥有执行权的人，那些有权拥有自己的行政、战争和金融工具，拥有一切可用 作政治酱的人，为剥夺这些人铺平道路的，便是君主。这整个过程，同资本主义企业通过逐渐剥夺独立生产者而得到发展如出一辙。近代国家最后控制了进行政治组 织的所有工具，实际上将它们全部集中在一个首脑的统治之下。没有哪一个官员，对于他所支出的钱，或他管理的房屋、仓库、工具和武器，拥有所有权。在当时的 “国家”中，行政僚属（包括行政官员和工作人员）同行政组织的物质工具的“分离”----这是国家这一概念的基本要素----终告完成。最具近代精神的发 展便由此开始，我们亲眼看到，那些曾剥夺政治工具，因而也剥夺政治权力的人，也面对着被剥夺的企图。
    至少从领袖已取得了合法的权威地位这个角度说，这场革命大有收获[9]：这些领袖通过篡夺或选举，已经取得了对行政班子和物质资源机构的控制权。无论他们 是否这样做，他们从被统治者那里推论出自己的正当性。在这个至少是表面上成功的基础上，他们是不是可以正确地抱着希望，在资本主义企业内实行剥夺，这是另 外一个问题。资本主义企业的管理，虽然同行政机构的管理有着深刻的相似性，两者所遵行的规律毕竟十分不同。
    今天，我们不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我只为我们的思考做一纯概念的说明：近代国家是组织支配权的强制性团体，它已经成功地做到了在一定疆域之内，将作为支 配手段的暴力的正当使用权加以垄断。为了这一目的，国家将组织的物质工具集中到其领导人的手中，并且对以往有权支配这些工具的所有自主的身份制官员，实行 了剥夺。如今，国家占据了他们的位置，处在最顶端。
    这一政治剥夺过程取得的成功各有不同，但它出现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之中，由此出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职业政治家”（Berufspolitiker），他 们首先是出现在君主的臣僚之中。他们是这样一群人，同超凡魅力型的领袖不同，他们不打算自己成为主子，而是只想成为政治主子的臣僚。在剥夺的斗争中，他们 站在君主一边为他所用，通过替君主料理政事，他们一方面挣得生活所需，另一方面也获得了理想的生活内容。我们又一次发现，只有在西方，才有这种也为君主之 外的权力服务的职业政客。在过去，他们一直是君主最重要的权力工具和政治剥夺的工具。
    在详细说明“职业政治家”之前，先让我们澄清一下他们从各方面呈现出的存在状态。同经济中的追求一样，政治可以是一个人的副业，也可以是他的职业。人们可 以作为“临时的”政治家参与政治，谋求对政治机构内部或它们之间的权力分配发挥影响。当我们投下我们的选票，或完成一次类似的意见表达，如在“政治”集会 上鼓掌或抗议，或发表“政治”演说等等，这时我们都属于“临时”政治家。许多人同政治的全部关系仅限于此。所有那些党务工作者和志愿政治团体的领导，都将 政治作为副业来从事，他们通常只在需要时才积极从政，对于他们来说，不管从物质上还是理想上，政治皆不是处在第一位的“他们的生命”。国家的咨询机构和类 似的协商机构只在召集时才发挥作用，它们的成员也属于这种情况。属于同样情况的，还有我们国会议员中的一大部分人，他们只在开会期间才积极从政。过去，这 个阶层在身份团体中最为常见。所谓“身份集团”，是指有权拥有个人的军事手段的人，重要行政工具的拥有者，或个人特权的拥有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远远不 是完全投身于政治服务，也不将它作为优先从事的工作，甚至只能说是偶尔为之。他们不过是利用自己的特权，谋求获得租金甚或利润上的好处。只有当他们这个平 等阶层的上级领主特别要求他们时，他们才会积极参与政治团体的活动。有些辅助势力被君主所借助，用来建立一个唯命是从的政治组织，这时他们的情况也没有什 么不同。宫廷外参事（Rate von Haus aus）、在更早期的“库里亚”（Curia）中开会的顾问[10]，以及君主的其他一些议事机构，他们中相当一部分都属于这种性质的人。但是，这些把从 政作为副业的临时性辅助性势力，自然不能令君主满足。他必然会尽力网罗一批助手，完全彻底地服务于他，于是使这项工作变成了他们的主业。逐渐出现的这种王 朝政治组织的结构，甚至这种文化的整个形成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录为己用的人来自何处。
    在些政治团体，它们的成员组成一个（所谓的）“自由”共同体[11]，完全排除了君主的权力，或远离了君主权力的限制，专职政治家对于这样的团体也是必要 的。它们是“自由”的，意思不是说它们摆脱了暴力的支配，而是说因传统而成为正当（大多数是靠宗教而神圣化），因而是一切权威唯一来源的君主权力已经消 失。这种共同体的历史家园也存在于西方。它们的温床是作为政治组织的城市，这种城市里的政治形态，最早出现于地中海文化区。那么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以政治 为主业的政治家是什么样子呢？

4.以政治为业的方式
    以政治为业有两种方式。一是“为”政治而生存，一是“靠”政治生存。这种对照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相互排斥的。人们通常是两者兼而为之，至少他有这样想法，在 实践中他也肯定会两者兼而为这。“为”政治而生存的人，从内心里将政治作为他的生命。他或者是因拥有他所行使的权力而得到享受，或者是因为他意识到服务于 一项“事业”而使生命具有意义，从而滋生出一种内心的平衡和自我感觉。从这种内心的意义上，所有为事业而生存的忠诚之士，也依靠这一事业而生存。因此这里 的区别所涉及的是事物十分基本的层面，即经济的层面。力求将政治作为固定收入来源者，是将政治作为职业，“靠”它吃饭，没有如此打算的人，则是“为”政治 而活着。在私有财产制度的支配下，一个人要想从这种经济的角度看有能力“为”政治而活着，就必须存在一些琐细无足道的（如果各位愿意这样说的话）先决条 件。在通常情况下，政治家不必在经济上依赖政治给他带来的收入。简单地说，这意味着政治家必须很富有，或者，他在生活中必须具有这种提供足够收入的个人地 位。
    至少在正常情况下，事情就是如此。战争首领的追随者，对正常的经济状况几乎毫不在意，其情形一如追随革命英雄的街头群众。这两种人的生计所系，都是战利 品、掳夺物、没收品、捐献，或者依靠本质上同这些东西一样的行为：强行派发一些毫无价值的债券。但这些现象必定是不正常的。在日常的经济生活中，唯有一定 数量的财富，才能使人达到经济独立的目的。不过单凭这一点还不够，职业政治家还必须有经济上的“闲暇”，这即是说，他的收入不必依靠他本人持续不断地将精 力和头脑完全用于、或至少主要用于经济收益的经营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食利者（Rentner）才是完全具备“闲暇”条件的人。他因此是个完全的不劳 而获者。他可以是往昔的领主，或今日收地租的大地主或贵族。在古代和中世纪，他们向奴隶或农奴收租，在近代，他们从股份、债券或类似来源获得红利——这些 人就是食利者。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工人或——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一点——企业家，特别是近代的大企业家，都不是经济上有闲暇的人。企业家显然被他的企业拴住，因此他不 能有闲暇。考虑到农业的季节性特点，工业企业家同农业中的企业家相比，情况尤其如此。大体上说，企业家想找个什么人在企业中代表他，即便是暂时性的，也十 分难以做到。他的闲暇机会，就象医生一样渺茫；他越是杰出和忙碌，他就越是不能得到闲暇。纯粹是出于组织方面的原因，律师想做到可干可不干就容易一些，因 此律师在担当职业政治家的角色方面，占有不成比例甚至往往是主导性的地位。我们不想再继续这样的分类了，还是让我们对其中的若干门类做一澄清。
    领导国家和政党的人，如果他们（从经济的角度讲）并不靠政治维生，而是全身心地为政治而生存，那就必然意味着，这个政治领导阶层是在“财阀统治” （plutokratische）的原则下组成的。这当然不是说，这种财阀领导集团的存在，同时表示政治上处在支配地位的阶层不会试图“靠”政治吃饭，因 此这个居支配地位的阶层一般也不会利用政治支配权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这一点是无须怀疑的。从来没有一个这样的阶层，不曾多多少少“靠”政治活着。这里的 意思仅仅是说，职业政治家不必直接为他的政治活动谋取酬劳，而这是没有资产的政治家绝对必须要求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是说，无财产的政治家从事政治，完 全或主要是为了追求私人的经济好处。我们无意说，他不会首先去考虑“工作”。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从一切经验来看，富人在其整个生活取向中，总有一个自觉或 不自觉的基本立足点，即他对自己生存的经济“安全”的关切。有些阶层，因为没有资产，故同维护既定社会的经济秩序乃其利益所系的阶层毫不相干，我们可以发